阎立本的《职贡狮子图》没有流传下来，如今已不可见。不过，在粟特人的壁画上，我还能依稀想象阎立本描绘的场景——胡人、猛兽、帝王。
3
在撒马尔罕的日子里，我数次经过雷吉斯坦广场。我还记得六年前第一次走过这里时内心的震动。它的确不同于我熟悉的那套宏伟叙事——既不是东方式的，也不是西方式的——而是伊斯兰世界的、中亚的。
帖木儿曾经说：“如果你不相信我们的力量，就请看看我们的建筑。”某种程度上，他的建筑证明了他的力量。在东征中国明朝的路上，他突然死于伤寒。走在雷吉斯坦广场上时，我总会玩味一个念头：如果帖木儿没有病死，他会给中国带来什么？
历史难以假设，但我很高兴帖木儿没能完成他的使命。他的继承人兀鲁伯放弃了东征，转而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天文学研究和撒马尔罕的城市建设上。
如今，雷吉斯坦广场上有三座经学院。西面的兀鲁伯经学院是其中最古老的一座，完工于1420年。一百年后，帖木儿的曾孙巴布尔曾站在经学院的屋顶，指挥军队驱逐进犯的乌兹别克部落。巴布尔最终兵败，流亡印度，乌兹别克人成了雷吉斯坦的新主人。
乌兹别克人推倒了兀鲁伯经学院对面的大旅店和托钵僧宿舍，建起另外两座经学院。其中一座经学院以怒吼的猫科动物为装饰。它看上去像是一只老虎，实际上是想画成狮子。乌兹别克人并不在意，因为他们仅仅是想借此彰显自己的权势，顺便无视一下伊斯兰教禁止绘画动物的规定。另一座经学院也很奢华，绘有光芒四射的太阳和花朵，还以大量金叶点缀穹顶。它的名字颇为直白，意为“穹顶覆盖黄金”。
雷吉斯坦广场曾是整个中亚的中心，可当我穿过高耸的拱门，走进经学院的庭院时，广场带给我的幻觉瞬间消失了。这里的一切近乎朴素，仿佛掀开幕布，走到后台——没有太多装饰，没有任何炫耀，墙缝中长着杂草，门梁上落满灰尘。我意识到，经学院的使命早已结束：这里过去是学生宿舍，如今变成了贩卖纪念品的小铺。
塔吉克商贩操着各种语言吆喝着，但已经没有了粟特祖先的说服力。很少有游客会对那些同质化的围巾、盘子或冰箱贴产生兴趣。我走进了几家商铺，仅仅是因为主人太过热情，拉客声近乎悲壮。
一位中年女店主告诉我，她已经在这里干了十多年。她逐一向我推销所卖的东西，从较贵的首饰，到便宜的餐具，然而无一让我产生购买的冲动。最后，迫于无奈，我从角落里抽出一本苏联时代的画册。
画册的印刷质量十分粗糙，以至于那些19世纪的老照片看上去更加古老。我发现，一百多年前，雷吉斯坦广场已经形同废墟。18世纪的战争和地震让撒马尔罕变成了一座空城。在时间面前，曾经不可一世的武功，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画册介绍了苏联人重建雷吉斯坦广场的过程。除了给一座经学院加上一个原本没有的蓝色圆顶，他们干得不错。但是，雷吉斯坦广场达到今天的修复程度，还要归功于乌兹别克人自己。独立后，乌兹别克人抛弃列宁，选择帖木儿作为民族代言人。为了使帖木儿的首都再度成为一张骄傲的名片，就势必要恢复撒马尔罕的荣光。
一天晚上，我又一次经过雷吉斯坦广场。这里正在举行声势浩大的灯光秀。经学院的外墙变成巨大的幕布。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帖木儿骑着战马呼之欲出，仿佛正在杀向那些交了十五美元的外国老年观众……
雷吉斯坦广场很大，很少人会费力地绕到它的后部。一次，我偶然走到那里，看到一座大理石平台，上面竖着几座昔班尼时代的墓碑。昔班尼才是乌兹别克人的真正祖先。他驱逐帖木儿的后裔，占领了撒马尔罕和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然而，他的墓地却几近破败且乏人问津。原因既简单又凄凉：一旦确认昔班尼的祖先身份，帖木儿帝国的辉煌也将不再属于乌兹别克人。
雷吉斯坦广场的东北方，矗立着比比哈努姆清真寺——这是唯一保存下来的、由帖木儿亲自督建的建筑。1404年10月，西班牙使节克拉维霍来到这里，惊叹于这座清真寺的恢弘。然而，帖木儿却认为它的拱门太低，难以匹配他的战功。
他下令将整座清真寺毁掉重建。每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会待在这里，像工头一样，监督工程进度。克拉维霍在回忆录中写道，帖木儿会命人煮熟肉块，像喂狗一样，直接抛给下面的工匠。这些工匠来自波斯、伊拉克、阿塞拜疆。为了建造比比哈努姆清真寺，帖木儿集中了全国的力量。克拉维霍说，当帖木儿对工程感到满意时，他会直接将金币扔给那些泥瓦匠。
事实证明，比比哈努姆清真寺并不如看起来的那样坚固——正如帖木儿的帝国。刚刚建成不久，石块就开始从穹顶坠落。人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工期实在太紧。地震加速了清真寺的损毁。在1897年彻底坍塌之前，这里是沙皇骑兵的马厩。
在庭院内，我看到一座灰色大理石读经台，上面曾用来陈列《奥斯曼古兰经》。一个中国旅行团也在这里，穿着紫色冲锋衣的中国女孩正以破败的清真寺穹顶为背景拍照。她伸展手臂，摆出一个展翅欲飞的造型。我听到乌兹别克导游说，“比比哈努姆”的本意是“大老婆”，这座清真寺是帖木儿的中国大老婆下令修建的。
他接着说道：“那位建筑师疯狂地爱上了帖木儿的中国大老婆，提出如果不吻她一下，清真寺就无法完工。帖木儿发现了这一切，处决了建筑师，并下令女人从此戴头巾，这样就不能再诱惑别的男人了。”
导游的讲解引起了一片笑声，也让那个拍照女孩的姿势更加自信。虽然帖木儿的大老婆叫萨莱·穆尔克·哈努姆，是一位察合台公主，而且她当时早已过了诱惑建筑师的年龄。
4
帖木儿的死的确与中国有关。1404年冬天，他带领二十万大军远征中国。那年的天气异常寒冷，在穿越哈萨克草原时，很多士兵和战马冻死在路上，帖木儿也身染风寒。1405年2月，帖木儿病逝于讹答剌——我后来专程去了那里——他的尸骨则安葬于撒马尔罕。
我来到古里·阿米尔——帖木儿的陵寝。阳光透过格子窗射进来，从穹顶到墙壁全都镶嵌着金叶。墙壁上那些看似抽象的图案，实际上是“真主至大”的古阿拉伯文。整座灵堂就像一座刻满经文的立体经书。
人们络绎不绝地涌入灵堂。乌兹别克人的脸上带着敬畏之色，不时做出祈祷的手势。外国游客则是一种探秘般的神色——他们走进了帖木儿的陵寝，这个几乎可以与阿提拉和成吉思汗相提并论的征服者、恐怖的代名词——如今就躺在眼前那座窄小的黑玉石棺材里。
我坐在灵堂墙边的石凳上，试图让自己陷入某种历史情绪中。一些陈词滥调开始在我的脑海中闪现，包括“人固有一死”“再伟大的征服者也将化为尘土”等。但我明白，这些想法毫无意义。我更欣赏的是苏联科学家格拉西莫夫那样的考古精神。
帖木儿的棺材上刻着“我若活着，必令世界颤抖”的名言。当地人传说，移动帖木儿的尸骨，必将带来巨大的灾祸——比帖木儿生前造成的灾祸还大。但是，1941年6月22日深夜，格拉西莫夫的考古队还是打开了帖木儿的棺材。
在一张当年的黑白照片里，我看到格拉西莫夫身穿白衬衫，将袖子高高卷起，露出结实的小臂。他手捧帖木儿的头盖骨，脸上挂着唯物主义者的微笑。他的身边是六位同样微笑的助手。明亮的考古灯打在他们的脸上，好像他们在集体欣赏一件刚出土的稀世珍宝。第二天，天刚亮，希特勒对苏联开战的消息就传来了。
然而，考古仍在继续。格拉西莫夫以实证主义的精神，解剖了帖木儿的尸骨。他的头盖骨上还沾着红色的毛发，身高大约一米七，高于当时突厥人的平均身高。他的右腿受过刀伤，这证实了“跛子帖木儿”的外号。此外，他的确死于肺炎。
通过头盖骨，格拉西莫夫还原出帖木儿的形象，并塑造了一座青铜头像。帖木儿有两道倒竖的眉毛，颧骨突出，鼻翼两侧长着两条凶悍的法令纹。他看上去有点像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的农民领袖。这或许是因为，中国历史教科书上的画像大都受到苏联美学的影响。
走出古里·阿米尔，混乱的大街立即将我吞噬。我思考着为什么六年前来到这里时，我会留下一个冷清的印象。我记得，大街上空空荡荡，路灯摇晃着树影。玛利亚走在前面，戴着一顶乌兹别克小花帽。我走在后面，极力想跟上她的步伐。我们刚离开夏伊辛达，暮色中的陵墓群让人心生悲冷。
某种程度上，那也正是撒马尔罕给我留下冷清印象的根源：它就是一座古代文明的坟冢、一片漂亮的陵墓群。历史留下的一切遗迹，都已经与今天的撒马尔罕没有任何瓜葛。作为旅行者，我只是机械地从一个遗迹，移动到另一个遗迹，试图从每个遗迹中眺望到一点遥远时代的微暗火光。或许，这就是玛利亚最终放弃导游职业的原因。她已经厌倦谈论那个已逝的撒马尔罕，那个与今天断裂的过去。
带着一种怀旧的渴望，我穿过雷吉斯坦广场，走向夏伊辛达。渐渐地，我发现自己汇入了一条前往夏伊辛达的“小溪流”。大部分是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女人穿着传统服饰，男人戴着帽子；少部分是像我这样的游客，身边伴着说英语、法语的导游。
夏伊辛达也是一片陵墓群，埋葬着兀鲁伯时代的王妃贵族。每一座陵墓的设计都颇为优雅，拥有光滑的马赛克瓷砖和蓝绿色的穹顶。一座八角形的陵墓完全是阿塞拜疆式的，这也说明了帖木儿帝国的疆域曾有多么广大。
2005年，这些陵墓被政府修缮一新。很多人认为，它的美丽大打折扣。在《篷巴拉克历险记》里，儒勒·凡尔纳曾经借一位法国旅行记者之口，赞颂过夏伊辛达当年“无法描述的美”。这位法国记者通晓多国语言，乘坐跨越中亚的火车前往北京。他说：“即便我将文字、马赛克、山墙、拱梁、浮雕、壁龛、珐琅、斗拱都串在一个句子里，画面依然是不完整的。”
每一座陵墓同时也是一座小型清真寺。我看到一些塔吉克人坐在陵墓旁的长凳上，正跟随一位业余毛拉唱诵阿拉伯经文。那是一个穿着皮夹克的中年男人，有着线条分明的脸部轮廓。祈祷结束后，我们聊起来。他告诉我，他只是普通的穆斯林，自学了阿拉伯语和那些抑扬顿挫的祈祷文。他在这里带领大家唱诵，每个人会给他一点小钱。
“一个人几百苏姆，”他说，“但我并不是为了钱。”
人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参拜库萨姆·伊本·阿巴斯之墓。它就在台阶的尽头。伊本·阿巴斯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堂亲。676年，他最早来到撒马尔罕，传播伊斯兰教。他惹恼了这里信奉拜火教的粟特人。在伊本·阿巴斯祈祷之时，粟特人砍下了他的头颅。他的棺材上镌刻着《古兰经》中的一句话：“那些因信奉安拉而死的人并没有死去，他们还真实地活着。”这也成为夏伊辛达命名的来源：活着的国王的陵墓。
蒙古人摧毁了撒马尔罕，却保留伊本·阿巴斯的陵墓。1333年，伊斯兰世界的“马可·波罗”——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来到这里，发现夏伊辛达依然神圣。他在游记中写道：每个星期四和星期日的晚上，撒马尔罕的居民都会来到这里，来到伊本·阿巴斯的墓前，带着献祭的牛羊、迪拉姆和第纳尔 [1] 。
在夏伊辛达的历史上，只有苏联时期是一个例外。这块宗教圣地被改为了一座反对宗教的博物馆。不过，那位业余毛拉告诉我，即便在苏联时代，还是有人来到这里，聚集在伊本·阿巴斯的陵墓周围，静静祈祷。
我沿着石阶，穿过拱廊，进入伊本·阿巴斯的陵墓。和众人一样，我也透过木栅栏，观看伊本·阿巴斯的棺木。在我身后，一排朝圣的妇女坐在墙边的长凳上。她们全都戴着头巾，却难掩长途旅行的疲劳。她们轻声祈祷着，不时向天上举起双手。
在她们中间，只有一个年轻的女孩没戴头巾。她穿着红裙子，套着一件斗篷般的夹克。她精心化了淡妆，戴了耳环，看上去只有二十岁出头。后来，她告诉我，她来自塔什干，在一所大学里学习哲学和宗教。她有很多老师是巴基斯坦人和印尼人，她们都戴头巾。
“你以后会戴头巾吗？”我问。
“我在考虑，”她说，“我想等我对宗教有了更深的了解后，再做决定。”
我们走出伊本·阿巴斯的陵墓，分手告别。我注视着她的背影慢慢走下台阶，那抹红色最终融入周围的暮色。
* * *
[1] 迪拉姆和第纳尔为古代货币。
第4章 布哈拉的博弈与离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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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夏伊辛达出来，我吃过简单的晚饭，然后去了一家兼做酒吧的咖啡馆。吧台上只坐着两三个人，卡座里还有两对窃窃私语的情侣。女招待留着朋克头，穿着黑色T恤，露出小臂上的纹身。我点了一杯啤酒，问她附近有什么地方可以跳舞。她想了想，拿出纸笔，为我画了一张简易地图。
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个英国男人。他来到乌兹别克斯坦已经一周了。和我一样，他的下一站是布哈拉。他想看看那座著名的绿洲城市。1842年，两位英国军官在布哈拉被残酷虐杀（虐待和行刑的过程都相当匪夷所思），成为“大博弈”时代的注脚。在英国，此事的轰动效应不亚于鸦片战争之于中国，布哈拉因此成为“野蛮”和“暴政”的代名词。
“实话跟你说，至今想起那段历史，我仍然会觉得心里有点发毛。”英国人说，“在其他地方，我会想去找点乐子。在这里，能喝上一杯啤酒就已经满足。”
我打了一辆黑车，去了女招待推荐的舞厅。相比塔什干，撒马尔罕的舞厅保守很多。这里没有舞女，只有一杯杯喝着伏特加的年轻人，舞池中扭动的男女衣着相当平常。
然而，一旦发现有外国人混入，他们就围了过来。我很快被邀请喝一杯伏特加。当我一饮而尽后，更多的伏特加就源源不断地送了上来。
很快，我发现自己来到了舞池中央。一个大胆的女孩走到我面前，扭动着屁股，周围响起一片兴奋的口哨声。我又被拉回到桌边继续喝伏特加。如今，那东西喝起来就像白开水。我们一杯杯地喝着伏特加，直到准备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