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穿着白衬衫的乌兹别克人要开车送我回旅馆。此前，我们俩干了不少次杯。我想，还是不坐他的车为妙。可是他看上去很清醒，而且态度颇为坚决。我们走出舞厅，撒马尔罕的夜色如水。我坐上他的破拉达，飞驰在早已空无一人的街上。我最后的记忆是，我们在旅馆门口互相握手，称兄道弟，感到中乌友谊又到达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第二天，我坐在经沙赫里萨布兹、前往布哈拉的车上，回忆着昨夜的情景。酒精就像老鼠，把后来的记忆啃得模模糊糊。透过窗户，我看到荒凉的城镇，人们的面孔也变得模糊。
沙赫里萨布兹是帖木儿的故乡，唯一保留下来的是帖木儿夏宫的残破拱门。人们原本可以顺着楼梯登上拱门，但是太多年轻人选择在这里自杀，楼梯已经禁止攀登。
我在一家叫“上海”的餐厅吃午饭，点了“上海炒肉”。炒肉很不上海，我想老板可能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贾拉拉巴德。那里靠近乌兹别克，有一个区域就叫“上海”。
老板笑眯眯地走过来。他是一个身材胖大、留着两撇小胡子的男人。他告诉我，餐厅之所以叫“上海”，是因为他真的去过一次中国上海，并深感那里的美妙。他一回来就开了这家餐厅。除了经营常规的乌兹别克风味，也做兼具“上海风情”的小炒肉。我环顾四周，发现这家餐厅的生意竟然不错，而且不乏年轻男女。在帖木儿的故乡，上海也像纽约一样，成为一种浪漫想象。
离开沙赫里萨布兹，面包车穿行在近乎白色的沙漠中。我不时看到运送棉花和巨石的卡车，蹒跚地行驶在荒僻的公路上。我闭上眼睛，倾听引擎转动的声音。等我睁开眼睛，周围依旧荒凉。除了一条破碎的公路，看不到任何可以辨别方向的参照物。罗马历史学家曾经惊叹于当地人的本领：他们依靠沙漠上空的星星指路，如同大海上的水手。
正是这无边无际的沙漠，阻隔了布哈拉，成为最难逾越的屏障。1554年，阿斯特拉罕王朝被俄国人吞并，其王室成员逃至布哈拉汗国，后来统治了这里。此时丝绸之路已经绝迹，逊尼派的布哈拉又与什叶派的波斯不睦，布哈拉由此陷入数个世纪的隔绝。其间有短暂的繁荣，也有政权的更迭，但在历史长河中就像几朵不起眼的浪花。更多的时候，布哈拉是残暴、衰落和奴隶市场的代名词。然而，没有一种力量可以轻易占领这里。俄国也仅仅是将布哈拉变为自己的保护国。
朝着落日的方向，我进入布哈拉的新城。在火车站附近，我看到布哈拉最后一任埃米尔为沙皇兴建的宾馆（当时火车线路刚刚开通）。那是一座保存完好的西式建筑，很像四季酒店会用来改做奢华酒店的地方。然而，沙皇从没来过这里，西方资本也一样。苏联时代，这里被当作图书馆、学校、幼儿园，如今则是一片死寂。高大的栎树晃动着枝叶，成群的乌鸦在树梢间盘旋着，怪叫着，准备度过又一个夜晚。
记忆中，六年前的布哈拉还有所谓的夜生活，如今却到处萧索。我问了司机几个我上次去过的地方。无一例外，全都关门大吉。沙漠的气候也异常诡异，昨天还是二十五度，今天就骤降到五度。同车的一位旅客，显然受够了这一切，决定立刻结束旅行。但是，无论飞机票还是火车票，全都售罄——布哈拉依然给人困守一隅的印象。
我住进城外一家现代化旅馆，但大堂昏暗，好像慢性电力不足。走廊里铺着传统的红色地毯，房间则是上世纪90年代风格，有种禁欲主义的朴素。我从吧台上翻出一袋包装可疑的花生，吃了。我拉开窗帘，发现布哈拉老城的剪影就像一幕古典话剧的布景。偶尔有破旧的汽车呼啸而过，引擎声回荡在暗夜上空。除此之外，布哈拉一片寂静。
2
早上，我漫步在布哈拉迷宫般的小巷中。这座中世纪的老城，像活化石一样，至今有人居住。那些石灰色的房子，有的经过翻修，有的已经破败。紧紧关闭的雕花木门，像沉默不语的嘴巴，却偶尔从门缝中透出杯盘声和低语声。我不时看到一些穿着花色长袍，戴着头巾的女人，或是头戴羊皮帽子的男人。他们的五官难掩伊朗人种的特色，让我想起布哈拉其实也是一座塔吉克人口占多数的城市。
然而，人们的身份认同是模糊而游移的。他们说塔吉克语，但与塔吉克斯坦无关。长久以来，布哈拉人的身份认同完全建立在这座城邦的基础上。他们是生活在布哈拉的，说塔吉克语的人——在斯大林划分民族与国界前，这是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印象。
我偶然走进一座经学院，发现这里已经改为纪念品商店。一个漂亮、高挑的塔吉克女店主叫住我，让我看她卖的围巾。她长得很像伊朗电影中的女演员。显然，她对自己的容貌也很有自信。她一条条地拿下围巾，试戴给我看，从始至终注视着我的眼睛，完全没有一丝羞涩和做作。我站在那里，发现自己完全是在欣赏眼前的模特，而不是那些围巾。
“你一定是塔吉克人。”我带着一丝恭维的口吻说。
“不，我是乌兹别克人。”
“但是我刚才听到你在说塔吉克语。”
“对，但我是乌兹别克人。”她打量着我，仿佛觉得自己遇到了一个怪人。
“这里，”她用手比划着，“是乌兹别克斯坦。”
显然，她说塔吉克语，但国籍上是乌兹别克人。显然，我知道这里是乌兹别克斯坦。但是，我们支离破碎的外语，都不足以把这件事情的微妙之处掰扯清楚。
于是，我以国际通用语言——美金——付款买了一条围巾，然后离开经学院。
在一片水池边，我找了一张长椅坐下。这里是Lyabi-Haus，在塔吉克语中意为“池塘周边”。它的中心是一座蓄水池塘，建于1620年，曾经是布哈拉最主要的饮用水来源。
在20世纪初的黑白照片中，这里充满世俗生活的喧闹。水池周围遍植着桑树，树荫下是人声鼎沸的露天茶馆。人们坐在木榻上聊天、下棋、发呆，茶馆的伙计穿梭其间，托着一壶壶刚沏好的绿茶。有钱人家会雇用专业挑水工，用巨大的羊皮水壶取水，然后驮到小毛驴的背上。然而，由于不能经常清洁，水池也成为瘟疫的主要来源——这导致布哈拉人的平均寿命只有三十二岁。
如今，桑树依然倒映在平静的水面上，周围依旧是茶馆。苏联人清理了淤泥，重新注满水池，只是人们已经无需再在这里取水了。
六年前，我也来过这里。那天的天气出奇温暖，我坐在露天茶馆的木榻上，感受到中亚旅行中久违的惬意。那些泡茶馆的“死硬派”大都会带上自家的茶壶。他们一大早过来，一直待到傍晚，就像准点的上班族。
我记得，其中一位老人面容庄严，穿着苏联的军服，上面挂满奖章。在玛利亚的帮助下，我们聊了起来。老人告诉我，他是苏联卫国战争的老兵，在乌克兰的第聂伯河畔参加了对德军的反攻。
“我属于朱可夫将军的部队。”他说，已经黯淡的瞳仁突然闪烁出光芒。
这一次，仍然有一些老人坐在那里喝茶。他们穿着大一号的灰色西装，戴着方角小帽。几个人围在一起聊天，还有两个人在下双陆棋。但是，与六年前相比，人明显少了很多，那位穿军服的老人也已不在其中。
附近的一家纪念品摊位，贩卖苏联时代的遗物：军帽、皮带、硬币、望远镜、军用水壶……货架上挂着几件落土的旧军服，上面全都挂满奖章。那位老人是否还健在？他的军服，连同那些奖章，是否最终也会挂在这里，成为无人问津的商品？在这里，苏联纪念物是如此之多，而且便宜得惊人。谁又能想到它们曾是一代人的荣誉和骄傲？是那些人用生命加以守护的珍宝？
这时，纳迪尔·迪万别基经学院门前，迎来了这天第一批拍摄婚纱照的情侣。他们在经学院的拱门前相拥而立，伊斯兰的繁复图案成为幸福时刻的背景。拍照完毕后，他们径直绕过茶馆，走到一家卖咖啡的店铺前，每人要了一杯拿铁。我搜寻着记忆——是的，六年前，这里也没有咖啡店。
仿佛为了安慰一个旧地重游的旅行者，我发现纳斯尔丁的骑驴雕像还在那里。纳斯尔丁是苏菲派的智者，在中国则被称为“阿凡提”。很多民族都认为纳斯尔丁属于自己，布哈拉人就认为纳斯尔丁生活在布哈拉。苏联电影的奠基人雅科夫·普罗塔扎诺夫也拍摄过《纳斯尔丁在布哈拉》的电影。
实际上，纳斯尔丁出生在今天的土耳其。他生前游走过伊斯兰世界的很多地方。他之所以为人铭记，除了因为他的智慧，更因为他被传曾反抗蒙古人对伊斯兰世界的侵略。我发现，从阿拉伯到中国，那些流传着纳斯尔丁故事的国家，不少都遭受过蒙古人的侵袭。
3
成吉思汗当然也荡平过布哈拉。这座古城已经罕有更古老的建筑。唯一的例外是卡隆宣礼塔，四十七米高，“卡隆”在塔吉克语中意为“伟大”。成吉思汗摧毁了同名的清真寺，却被这座宣礼塔的高度震慑。据说，他一生征战，没有遇到过任何建筑物，能让他向后弯腰仰视——宣礼塔因此得以幸存。
我徘徊在宣礼塔的下方，发现塔身上的马赛克早已脱落，而蜂蜜色的砖石几近完好。后来，埃米尔禁止当地人登上宣礼塔，以防他们偷窥附近庭院里的女眷。只有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才能爬上一百零五级台阶，享受片刻登顶的殊荣。然后，他们就会被一把推下去。
六年前，我曾贿赂了守门人，登上宣礼塔，俯瞰整个布哈拉。然而这一次，登塔行为已被严格禁止。宣礼塔周围布上了围栏，守门人不见踪影。我只能徒劳地走几圈，仰慕着旁边的清真寺和对面的经学院。它们是整个布哈拉最美妙的建筑：绿松石色的穹顶，在阳光下散发光芒；雕刻精美的拱门，让人想到撒马尔罕的雷吉斯坦广场。
经学院仍在使用，有将近两百名学生在这里学习阿拉伯语，以便日后成为毛拉。我跟随一个戴着学生帽的男孩，从清真寺走出来，穿过广场，走向经学院。他突然回头告诉我，经学院不对游客开放。
我问他在经学院学什么。
“阿拉伯语。”
“数学和历史呢？”
“不，这里只教阿拉伯语。”他一边走一边说，“还有《古兰经》。”
他警惕地钻进经学院，然后把门关上。透过短暂打开的门缝，我看到庭院里装饰着精美绝伦的马赛克。
1925年后，经学院关闭了二十一年。作为战俘流落中亚的奥地利人古斯塔夫·克里斯特，在他的《独自穿过禁地》一书中写到经学院当时的样子：他走进一位毛拉的房间，发现墙上贴着一张海报，上面用乌兹别克语写着几个红色大字——“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
比经学院更加衰落的是布哈拉的巴扎。曾几何时，布哈拉的巴扎是这座城市的心脏，也是整个中亚的骄傲。那时，巴扎里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从清晨到黄昏，数不清的骆驼和毛驴驮着高高的货物，穿过人群。货摊一家挨着一家，从马鞍、皮毛到烟草、香料，无所不有。塔吉克商人穿着宽大的长袍，一切讨价还价全在袖子里完成。小伙计托着茶盘飞跑，烤肉的香气四下弥漫，铁匠的打铁声在圆顶之间回荡。
商人们来自波斯、印度、阿富汗。18世纪，土库曼部落开始将活捉到的俄罗斯奴隶贩卖到这里。鼎盛时期，布哈拉有数千名基督徒奴隶，过着极度悲惨的生活。解救这些奴隶，成为俄国进军中亚的最好借口。
今天，布哈拉的五座穹顶巴扎还保留着三座，然而它们都变成了萧条的纪念品市场。因为实行游客价格，这里几乎不再有当地人购物。店主们无聊地坐在摊位后面，打发着时光。他们贩卖的商品——哪怕是布哈拉人戴的羊皮帽子，也仅仅是为了满足游客对丝绸之路的幻想。
布哈拉曾以枣红色的手工地毯闻名，现在却都由机器制作。摊开一张地毯，灰尘四下飞舞，价格也高得离谱。走进一家卖木偶的店铺，我发现木偶全都以美元标价。一个木头的阿凡提木偶竟然要价一百美元。
“如果你买两个，可以打折。”店主说。
在帽子市场，我经过一个贩卖CD的大叔。他的四方脸上架着一副茶色眼镜，穿着皮夹克，脖子上围着一条红色围巾。六年前，他也穿着这身行头，站在这里，弹着冬不拉，然后告诉我，CD里的乐曲全是他的创作。
“十五岁开始，我跟随父亲学习冬不拉。音乐伴随我度过了灰暗的苏联时代。苏联解体后，通货膨胀让人几乎无法生活，但因为有了冬不拉，有了音乐，我终于熬了过来。”他倾诉着。
“我用所有的积蓄，录制了这张CD，里面收录的歌曲全是塔吉克民谣，还有几首是我自己的创作。”他拿起冬不拉，演奏起来。那如泣如诉的声音，让当年的我深深感动。
六年了，他一点都没变，只是眼角间出现了几道淡淡的鱼尾纹。他推销的口吻和故事也与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他十五岁开始学琴，他在苏联时代的遭遇，他如何靠音乐的力量活了下来，他如何录制了这张CD……
然后，他拿起冬不拉，开始演奏。我站在那里，感觉六年前的记忆和如今的场景如雪片般飞舞着，渐渐重叠。
“要不要买一张CD？”
“我买过了，六年前。”
他讥讽地看着我，勉强点点头，大概觉得我的借口过于拙劣了。
暮色让街巷安静下来，不多的游客开始散去。大叔收起他的CD，哗的一声拉下铁门。
4
布哈拉的晚上没有任何夜生活可言。游人穿过空旷的街巷，被冷风驱赶着回到各自的旅馆。我得竖起衣领，才能抵挡夜晚倏然而至的寒意。一只流浪猫跟在我的身后，喵喵地叫着，希望讨到一点食物。它的一只眼睛发炎了，瘦得皮包骨头，大概熬不过这个冬天。
一个小女孩突然从阴影中钻出，让我买她篮子里的烤包子。她看起来只有七八岁，梳着散乱的马尾辫，却有一种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她的烤包子早已凉透，大概是卖了一天最后剩下的几个。
“买一个吧，”她对我说，“求求你。”
篮子里还剩四个烤包子。也许卖完这些后，她就能回家了。
“四个，多少钱？”
我听到她几乎发出了一声欢呼。
“你要四个？”她问。生怕我改变主意，马上改口。“只要八千苏姆，一美元。”
她高兴地接过钱，想找个塑料袋，却发现已经用完了。她放下篮子，在背包里一阵摸索，掏出两张报纸，包上烤包子递给我。我拿到手上才发现，那不是报纸，而是撕下来的数学书。
我往前走了几步，回头看见女孩的背影消失在小巷里。我把烤包子放在地上，送给那只流浪猫。它被突如其来的好运惊呆了，叼起一只烤包子，飞一般地躲到墙角，狼吞虎咽起来。在布哈拉，我见到了世界上最饥饿的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