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被捕的消息刚一公开，范妮就联系了我。我们来到医院，在马克西姆（当时他还处于无意识状态）的病房里待了整整一晚，还原了一九九二年那天夜里发生的一切。得知自己并不是杀死雯卡的凶手后，她终于振作起来。没过多久，她就离开了蒂埃里·塞内卡，并联系巴塞罗那的一家生育诊所做了人工授精。马克西姆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后，我们经常一起去病房看他。
几天来，我真的以为，我们三个逃离了厄运，逃离了墙壁里的那两具尸体对我们的控诉。几天来，我真的以为，我们成功地打破了“好人遭殃”的法则。
然而，我却没有料到斯特凡纳·皮亚内利的背叛。当初对他的信任真是大错特错。
“也许你会不太高兴，但我还是打算出一本书，关于雯卡·罗克维尔的死亡真相的书。”皮亚内利平静地向我宣布道。那是六月末的一个晚上，在昂蒂布老城一家英式酒吧的吧台前，他说要请我喝一杯。
“什么真相？”
“唯一的真相。”皮亚内利答道，表情坚定、沉着，“我们的同胞有权知道雯卡·罗克维尔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遭遇了什么。圣埃克苏佩里的学生家长有权知道，他们把孩子送去了一所怎样的学校，有权知道校园的墙壁里有两具封存了二十五年的尸体。”
“斯特凡纳，如果你这么做了，范妮、马克西姆和我都会进监狱。”
“必须揭露真相。”他用手掌拍打着吧台，语气强硬。
随后，他发表了一通毫无意义的长篇大论，跟我讲了一个因为弄错了几欧元而被炒鱿鱼的收银员，还有法院对政客和老板们的纵容袒护。接着，他老调重唱（那是他从高中毕业起就不停重复的永恒论调），抨击社会阶层差异，称万恶的资本主义是“资本家们奴役人民的工具”。
“斯特凡纳，你说的这些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他向我投来挑衅的目光，那目光里混合了严肃与狂喜。仿佛从第一天起，他就期待着这一刻，期待着如今的力量对比。而我，则是第一次真正感受到，皮亚内利对我们这类人竟是怀着这般刻骨的仇恨。
“你们杀死了两个人，必须付出代价才行。”
我喝了一口啤酒，努力做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
“别诓我了。你不会写这么一本书的。”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递到我手上。那是他和巴黎一家出版社签订的合同，双方协议近期出版一本书，书名是——《雯卡·罗克维尔奇异事件的真相》。
“老兄，你要写的东西什么证据都没有啊。这本书会毁了你的记者名声的。”
“证据就在体育馆里。”他嘲讽地说，“等书一出版，我就会煽动家长们。迫于巨大的压力，校方只能拆掉那面墙，别无他选。”
“雯卡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案子已经过了追诉时效了。”
“也许吧，即便这点在法律层面上有争议，但你妈妈和亚历克西斯·德维尔的死还在时效期内。法院会抓住这一点，并把几宗谋杀案都联系在一起。”
我知道那家出版社。不太有名也不怎么严谨，却很善于做图书市场营销。如果皮亚内利真出版了那本书，其后果必将极具毁灭性。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揭发我们，斯特凡纳。就为了获得一时的荣耀感吗？可这不像你啊。”
“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罢了。”
“你的工作就是背叛朋友吗？”
“等等，我的工作是记者，还有，我们从来都不是朋友。”
我想到了青蛙和蝎子的寓言。“你为什么要刺伤我？”青蛙在河里问蝎子，“由于你的错，我们两个都会死掉。”“因为这是我的本性。”蝎子回答说。
皮亚内利再次恶语相向，在我的伤口上撒了把盐：
“整个故事真的太引人入胜了！简直就是现代版的《波吉亚家族》！说不定会被网飞买下来，拍成连续剧。要不要打个赌？”
我看着这个因我全家被毁而欢欣雀跃的家伙，真想杀了他。
“我明白塞利娜为什么离开你了，”我说，“因为你就是个可怜虫，一个下流坯子……”
皮亚内利本想把杯里的啤酒泼到我脸上，却没有我的动作快。我向后退了一步，先是朝他脸上重重打了一记直拳，随后又对着他的肚子挥了一记上勾拳，打得他双膝跪地。
当我离开酒吧走进黑夜时，对手虽已躺倒在地，真正的输家却是我。而这一次，再没有任何人可以保护我了。
让-克里斯托夫
昂蒂布，2002年9月18日
亲爱的托马斯：
好几个月没联系了，如今这封信是向你告别的。实际上，当这些文字飞至大西洋彼岸时，我已经离开人世了。
在离开之前，我还是想向你致以最后的问候。我想再次告诉你，能做你的老师，我有多高兴；每每想起我们的交流探讨以及共度的所有时光，我都倍感幸福。在我的整个教师生涯中，你是最棒的学生，托马斯。你也许不是最优秀的，也不是成绩最好的，但绝对是最慷慨、最细腻、最具有人文情怀、最关心他人的。
千万不要为我难过！我走了，因为已无力继续走下去。请你确信这一点，我不是没了勇气，而是真的无法承受生活给予我的考验了。死亡，已然成为我唯一体面的出路，它将带我走出地狱。即便是书籍，那些我最为忠实的朋友，如今也无法解救我于水深火热之中了。
我的悲剧虽无比平凡，甚至无足轻重，却给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这些年，我一直暗恋着一个女人，由于害怕被拒绝而不敢表白。许久以来，我唯一的氧气，就是看着她，看着她呼吸、微笑和说话。我觉得我们之间默契满满、惺惺相惜，有时，我甚至能感觉到她也是爱我的，正是这份感觉，支撑我度过了生活里的重重苦难。
我承认，我偶尔也想到过你说的“好人遭殃”理论，竟然还天真地以为自己打破了这个魔咒，然而，生活并没有向我伸出援助之手。
几星期以来，我不幸地意识到，她永远不会爱我，而且，她很可能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显然，我不属于那类能主宰自己命运的人。
我亲爱的托马斯，照顾好自己，千万不要因为我而悲伤难过！我可能没有能力给你什么建议，但是，生活中的战斗需要仔细选择，并不是每一场都值得你去冲锋陷阵。托马斯，有些时候，你要吸取我的教训，学会走近他人。用心经营生活吧，因为孤独可以要了我们的命。
我祝你好运。我从没有一刻怀疑过，你能做到我没能做到的事：找到灵魂的伴侣，与其携手面对生活的风浪。个中缘由，正如我们最喜欢的一个作家所写的那样：“最糟糕的，莫过于做人群中的孤独者。”
继续做自己，做那个与众不同的男生。还有，远离那些白痴。不要忘记斯多葛学派的理论，保护自己不受他们伤害的最好办法，就是避免变成他们的样子。
最后，即便我的命运似乎做了反证，但我仍然坚信，我们最强大的力量，恰恰源自我们的脆弱敏感。
拥抱你，
让-克里斯托夫·格拉夫
妇产医院
昂蒂布，贞德妇产医院
1974年10月9日
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轻轻推开房门。透过阳台上的落地窗，橙红色的秋日阳光倾泻进来。傍晚时分，只有远处的放学声才能打破妇产医院的寂静。
弗朗西斯走进房间，怀里抱满了礼物：给儿子托马斯准备的毛绒玩具熊、给安娜贝尔挑选的手链，还有带给护士们的两盒意大利饼干和一罐阿玛蕾娜野樱桃。是呀，护士们把他们照顾得太好了。他把礼物放在滚轮托盘上，尽量不发出声音，以免吵醒安娜贝尔。
当他弯下腰看向摇篮时，里面的新生宝宝也在用好奇的目光盯着他。
“哟，你好不好呀？”
他抱起宝宝，随后坐到一把椅子上，享受着孩子出生后神奇又庄严的时光。
他感受到了一种发自肺腑的喜悦，但这喜悦中又掺杂着遗憾与无奈。离开妇产医院后，安娜贝尔不会跟他回家，而是回到她丈夫里夏尔的身边，而那个里夏尔，将成为托马斯的合法父亲。这种境遇虽然令人不快，他却不得不去适应。安娜贝尔是他一生所爱，也同时是个不同寻常的女人。爱情至上的她，对承诺有着独特的解读。
弗朗西斯最终被说服了，同意不公开他们的恋情。“我们的爱会因隐秘而变得无价，”她肯定地说，“把爱暴露在世人的目光下，只会让它变得平庸，失掉神秘感。”而他却在其中看到了另一个好处：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隐藏在敌人的视线之外。没必要告诉所有人自己拥有什么，那只会让我们变得不堪一击。
弗朗西斯叹了口气。他一直乐于扮演的蠢货形象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除了安娜贝尔，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暴力倾向和易怒性格。他的第一次爆发是在一九六一年的蒙达奇诺，当时他十五岁。那是个夏夜，事情就发生在广场的喷泉旁。镇子上的年轻人喝了不少酒。其中有个小子紧贴在安娜贝尔身边。她推开他好几次，可那家伙还是继续对她动手动脚。那会儿，弗朗西斯并没有冲过去。那些人比他大，都是都灵的油漆工和门窗玻璃工，是来给镇上的一户人家修建房子的。接着，当他意识到不会有人挺身而出时，他便朝那伙人走了过去，要求那家伙滚开。当年的他并不十分高大，看起来甚至有些蠢笨。当大家纷纷嘲笑他时，他一把抓住那人的衣领，对着脸就是一拳。虽然外表看不出来，但他力壮如牛，内心狂暴。一旦出了手，他便不停地击打着那个年轻的工人，谁都没法让他放下猎物。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不善言辞，所以从不敢对安娜贝尔说话，想表达的话总是卡在嗓子眼里，说不出来。然而，在那个晚上，他用自己的拳头开了口。通过打破那个可怜虫的脑袋，他给安娜贝尔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有我在，没人敢再伤害你。”
当他停手时，那家伙已经失去了意识，满脸是血，满口是牙。
这一事件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极大不安。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意大利宪兵曾试图找到弗朗西斯展开讯问，但他早已离开意大利去了法国。
几年后，他再次遇见了安娜贝尔。安娜贝尔对他当年的出手相救表达了谢意，但也表示自己被他吓到了。不管怎样，两人最后还是走到了一起，而且，多亏有了安娜贝尔，他才得以控制住了自己的暴力倾向。
当他摇晃儿子时，发现宝宝已经睡着了。弗朗西斯这才敢在托马斯的头上轻轻吻一下。宝宝身上散发着牛奶面包和橙花的气息，香甜醉人，让他激动不已。躺在他怀里的托马斯，看起来那么小。他漂亮的脸蛋上满是宁静与平和，分明是预示着将来的美好。然而，这小家伙看起来却这般脆弱。
弗朗西斯突然意识到自己流泪了。不是由于难过，而是因为这份脆弱令他害怕。他擦去脸上的一颗泪珠，万分小心地把托马斯放回了摇篮，生怕吵醒他。
他滑开观景窗，走到病房外的露台上。他从夹克衫口袋里掏出一盒高卢香烟，点上一根，接着突然脑子一热，决定抽完这支烟后就此戒掉。如今的他，已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必须得自律了。父亲需要照顾儿子多少年？十五年？二十年？还是一辈子？他一边吐出呛人的烟，一边闭上眼睛，以便更好地享受从高大椴树的繁茂枝叶中穿透而来的最后几缕阳光。
托马斯的降生，让他感受到了一份沉重的责任感，但他已然做好了承担责任的准备。
养育一个孩子，保护一个孩子，是一场漫长的战斗，时时刻刻都需要保持警惕。最糟糕的事情随时都可能陡然发生。永远都不可以掉以轻心。弗朗西斯不会逃避。他什么都扛得住。
观景窗滑动的声音打断了弗朗西斯的思绪。他转过身去，看见安娜贝尔正在向他走来，嘴角挂着微笑。当她依偎在他怀里时，他感到一切恐惧都烟消云散了。在微风的吹拂下，弗朗西斯对自己说，只要有安娜贝尔在，他就什么都可以面对。假若没有智慧相伴，蛮力就一无是处。只要在一起，他们就能永远做到未雨绸缪。
未雨绸缪
即便皮亚内利的书始终是挥之不去的威胁，马克西姆、范妮和我仍照常生活着，仿佛它不存在似的。我们已经过了在恐惧中生活的年纪，也过了想去说服别人、证明自己的年纪。我们必须做到的只有一件事：不管发生什么，从此风雨同舟。
随着一天天过去，我们一边享受着彼此的陪伴，一边守候着一场狂风骤雨；然而，在我内心深处却默默抱着一线希望，希望它永远不要爆发。
我身上的某些东西变了，我因此觉得心安。令我备受煎熬的焦虑已然消失。我成功地寻到了根、溯回了源，从此脱胎换骨。当然，我也有遗憾：遗憾直到母亲去世才跟她和解，遗憾直到里夏尔入狱才与他亲近，也遗憾从未以儿子的身份同弗朗西斯交谈过。
我三位“父母”走过的路，令我思绪万千。
他们的人生经历很不寻常，充满了痛苦、冲动与矛盾。有时，他们缺少勇气；有时，他们又很忘我，令人肃然起敬。他们活过，他们爱过，他们杀伐过。在某些时候，他们也曾被激情冲昏过头脑，但他们或许已经尽力了，尽力摆脱平庸的命运，尽力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挑起肩头的重担，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说出“家”这个字。
作为他们的孩子，我并不一定非要效仿他们，但必然要努力捍卫这份精神遗产，并从中汲取些许教训。
毋庸置疑，情感是复杂的，人是复杂的。我们的生命是多面的，往往会令人难以捉摸，暗藏着自相矛盾的憧憬与渴望。我们的生命是脆弱的，既珍贵又无足轻重，时而淹没在孤独的冰水中，时而沉浸于青春之泉温润的细流里。我们的生命，更是永远都不可控的。哪怕是秋毫之末，也可让一切毁于旦夕。一句低吟的话语、一个闪亮的目光、一抹迟来的微笑，都能让我们飘飘欲仙，也能让我们遁入虚无。即便一切都不确定，我们仍别无他选，只能一边假装掌控住混乱局面，一边希望心灵的百转千回能够在上帝的神秘旨意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七月十四号晚上，为了庆祝马克西姆出院，我在父母的房子里举办了一场聚会。参加聚会的有奥利维耶、马克西姆、他们的两个女儿、范妮，甚至还有波利娜·德拉图尔——事实证明，她是个聪明有趣的姑娘。我们俩后来和解了。为了哄孩子们开心，我用露天烧烤架烤了牛排，还准备了热狗。我们开了一瓶夜圣乔治葡萄酒，随后坐在露台上，欣赏昂蒂布海湾燃放的烟花。烟花表演刚刚开始，外面的门铃就响了。
我丢下客人，打开室外灯，随后顺着小径向下走到门口。斯特凡纳·皮亚内利正在铁门外等我。他看起来不太精神：头发很长，胡子很密，眼圈发黑、双眼充血。
“斯特凡纳，你想干什么？”
“嘿，托马斯。”
他满嘴酒气。
“可以让我进去吗？”他一边问，一边紧紧抓住铸铁大门的栏杆。
这扇铁门，我不会打开，它象征着横亘在我们之间的隔阂，那道永远无法消逝的隔阂。皮亚内利是个叛徒。我们再也不会接纳他。
“滚吧，斯特凡纳。”
“艺术家，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那本书，我不出了，你安全啦！”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成四折的纸，隔着栏杆递给了我。
“你妈和弗朗西斯真是两个混账！”他说，“幸亏我在出书之前找到了这篇文章，要不然就该被笑掉大牙啦！”
我打开那张纸，这时，天空中鞭炮齐鸣、礼花绽放。那是《尼斯早报》一篇旧文的复印件，文章的发表时间是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是在悲剧发生后的第五年。
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公共设施惨遭破坏
圣诞夜，位于索菲亚-昂蒂波利科技园内的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惨遭破坏。最为严重的损毁发生在这所国际中学的体育馆。
十二月二十五日清晨，预科班班主任安娜贝尔·德加莱女士发现了破坏现场。运动室的墙壁上被写满侮辱性文字和标语。破坏者也打碎了多块玻璃、破坏了若干灭火器，并损毁了更衣室的门。
德加莱女士已报警，并表示，做出破坏行为的一定不是本校学生。
警方已开始调查并进行了例行取证。在等待警方调查结果的同时，校方正在展开必要的清理工程，以保证体育馆在一月五日学生返校前重新投入使用。
克劳德·安热万
文章附了两张照片。第一张再现了体育馆被破坏的严重程度：被乱涂乱画的墙面、倒在地上的灭火器和破碎的玻璃窗。
“雯卡和克雷芒的尸体再也找不到了，”皮亚内利怒吼道，“肯定找不到了，不是吗？你妈和弗朗西斯那么聪明、那么狡猾，怎么可能留下什么尾巴。艺术家，我不得不对你说，你和你的朋友们真该好好感谢你们的父母，他们帮你们清除了大麻烦。”
在第二张照片里，我母亲正交叉着双臂站在那儿；她身穿合体的西服套裙，梳着利落的发髻，表情沉着镇静。在她身后，是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的宽大身影；他依然罩着那件百穿不坏的皮衣，一手拿着瓦刀，另一只手拿着凿子。
一切都再清楚不过了。一九九七年，也就是杀人事件发生后的第五年，距离母亲卸任还有几个月，她和弗朗西斯决定清理掉体育馆墙壁内的尸体——他们不可能每天顶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生活。为了让弗朗西斯顺理成章地参与其中，他们伪造了这起破坏事件。翻修工程是在圣诞假期进行的，那是校园里唯一一个空无人烟的时间段。弗朗西斯犹入无人之境（这次无须艾哈迈德的帮助），挪走并彻底处理了尸体。
我们那般害怕尸体被发现，殊不知它们早在二十年前就从校园消失了！
我神情恍惚，再次看向弗朗西斯。他锐利的目光似乎刺穿了摄影师的镜头，进而通过这镜头，刺穿日后所有挡住他去路的人。他的目光如钢铁般坚定，仿佛是在硬气地说：我不惧怕任何人，因为我永远都懂得未雨绸缪。
皮亚内利走了，并没要求留下。我慢慢踏上小路，走向我的朋友们。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回过神来，才完全意识到我们终于无所畏惧了。走到楼上后，我又最后读了一遍那篇文章。当我仔细观察照片里的母亲时，我发现，她的手里握着一串钥匙。大概是那该死的体育馆的钥匙吧。那是过去的钥匙，也是为我开启未来之门的钥匙。
小说家的特权
我们并非为了成为作家写作，而是为了在静默中触及爱，那份超越世俗之爱的爱。
——克里斯蒂昂·博班，法国作家
在我面前，摆放着一支三十厘米长的比克圆珠笔，还有一个方格本子。一直以来，它们都是我唯一的武器。
我坐在学校的图书馆里，坐在我当年常坐的小角落。向外望去，可以看见铺石小院，还有爬满常春藤的温泉。阅览室里弥漫着融化的蜂蜡和蜡烛的味道。老旧的文学教科书在我身后的书架上落满灰尘。
泽莉退休后，校方决定以我的名字命名戏剧俱乐部的那座楼。我谢绝了这个建议，提议使用让-克里斯托夫·格拉夫的名字。但我还是参加了冠名仪式，并给学生们发表了一小段致辞。
我摘下笔帽，开始书写。这一辈子，我真正做的只有一件事：写作。通过写作，我同时做着互为矛盾的两个动作：筑墙和开门。筑墙是为了把残忍的、毁灭性的现实拦截在外，开门是为了逃离并走入一个平行的世界：那里的现实不是本来的模样，而是我所希望的模样。
这招并不是每次都好使，但有时，在连续几小时里，虚构的力量真的可以超越现实。也许，这就是艺术家，尤其是小说家的特权吧：不时拥有战胜现实的能力。
我写出来，又涂改掉，再重新写。黑压压的纸面越来越多。渐渐地，另一个故事现出了轮廓。一个替代版的故事，重现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到二十日那个夜晚最真实的分分秒秒。
想象一下……白雪、寒冷、黑夜。想象一下那个时刻，弗朗西斯来到了雯卡的房间，打算把她埋进墙里。尸体就倒在温暖的床上。他走了过去，用强壮的手臂抱起少女，宛如抱着一位公主。然而，他并没有把她带向一座美丽的城堡，而是抱着她来到了一片漆黑冰冷的工地，那里四散着混凝土的气息，弥漫着潮气。他独自一人。围绕在他身边的，只有幽灵和魔鬼。他让艾哈迈德回家了。他把雯卡放在了一张篷布上，点亮了工地里所有的灯。他被少女的身体迷醉，实在不忍心把混凝土浇向她。就在几小时前，他毫不犹豫地处理了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尸体。而现在，却大不一样。现在，他真的下不了手。他久久地望着她。接着，他走近她，在她的身体上又盖了一层篷布，好像她还有可能着凉似的。有那么一会儿，当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时，他甚至幻想她还活着。那幻想太过强烈，以至于他仿佛看见了她的胸脯在微微伏起。
他继续幻想着，直到发现雯卡是真的在呼吸。
我的老天。这怎么可能？安娜贝尔明明用铸铁雕塑砸了她的头，而且她的胃里还注满了酒精和药片。的确，精神药物会减缓心率，但他刚刚检查时，明明没有感受到任何搏动。他把耳朵贴在少女胸前，他听到了心跳声。这是他听过的最美的音乐。
弗朗西斯没有犹豫。他不可能为了完成任务，用铁锹砍向女孩。他真的做不到。他抱着雯卡走向自己的四驱车，把她放在了后排座位上。接着，他发动汽车，向梅康图尔山地驶去。他在山里有座狩猎木屋，有时去恩特罗纳打羚羊时会住在那儿。一般来说，他去那里只需要两小时，可今晚，由于交通不畅而花了双倍的时间。当他驶入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省时，天已蒙蒙亮了。他把雯卡安顿在木屋的长沙发上，点燃壁炉里的火，又添了一大把柴，烧了壶热水。
开车的时候，他想了很多，最后做了决定。如果这孩子醒了，他会帮她就此消失，从零开始。帮她去另一个国家，用新的身份，过新的生活。类似于那种线人保护计划。不同的是，他不会去找什么政府机构，而是打算求助光荣会。为了洗钱，那些卡拉布里亚黑手党已经在他身边转悠一阵子了。他决定让他们把雯卡护送回美国。他清楚，这样一来，自己将被卷进深渊，但他也明白，生活里总会出现难以承受的考验。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也正是他的生活写照。
弗朗西斯准备了一大壶咖啡，坐在椅子上等待着。这时，雯卡醒了。
接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个曾经掀起轩然大波的姑娘，在某个地方重新现身，宛若新生。
所以，在某个地方，雯卡还活着。
这就是我编写的故事。我在调查中搜集到的种种线索（弗朗西斯和黑手党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流向纽约的钱款、我与雯卡在曼哈顿的偶遇），可以证明它的合理性。
我愿意相信这版故事是真的，即便只有千分之一的可能性。以目前的调查情况看，没有任何人可以完全驳倒它。作为一个小说家，我能为雯卡·罗克维尔事件做的，就只有这些了。
我写完小说，收拾好东西，离开了图书馆。外面，在秋日的阳光下，黄叶正在密史脱拉风中旋转舞蹈。我感觉很好。生活不再那么令我恐惧。人们大可以攻击我、评判我甚至摧毁我，我随时都能拿起手边的旧圆珠笔和皱皱的笔记本予以反击。那是我唯一的武器。不值一提，却强大无比。
一直以来，依靠这唯一的武器，我才得以度过漫漫长夜。
真真假假
由于纽约是我真正的心头之爱，我小说里的故事一开始都发生在北美。后来，渐渐地，一部分故事在法国展开。几年来，我一直想写一个发生在蔚蓝海岸的故事，那是我儿时的故乡；尤其是发生在昂蒂布的故事，那里有我太多的回忆。
然而，仅仅有意愿是不够的，小说的书写往往是个脆弱、复杂、不确定的过程。直到写出被大雪拖垮的校园，以及被孩子们拖垮的成年人，我知道，时候到了。就这样，《玫瑰的遭遇》的故事以南法为背景缓缓展开。以两个时代的双视角再现这些地方，为此我深感快乐。
然而，小说不是现实，陈述者也不是创作者：书中托马斯的经历只属于他自己。苏盖特路、《尼斯早报》、拱廊咖啡厅、芳多纳医院虽然都是真实存在的，但小说对它们进行了文学处理。托马斯的初中、高中、他的老师和亲朋好友，都是虚构的，或者说，都不同于我少年时的记忆。最后，我向各位保证，我还没有在一座体育馆的墙壁里藏过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