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确很八卦，”我对这点表示认同，“但我不认为匿名信是他写的。如果他有所怀疑，会直接向我们发难。恰恰相反，他告诉了我一件事，让我很担心，就是在旧储物柜里找到的那些钱。”
“你说什么？”
原来马克西姆不知道这件事。我简要向他说明了情况：发大水，在一个包里发现了十万法郎，提取出两枚指纹，其中一枚是雯卡的。
“问题是，存放那笔钱的储物柜，是我的柜子。”
马克西姆有些发蒙，皱起了眉头。我继续对他解释说：
“我父母在圣埃克苏佩里任职前，我曾跟学校申请了一间宿舍，上高一的时候住了一年。”
“我记得。”
“成功调任并且分到教工公寓后，他们让我退掉宿舍，留给别的学生。”
“你这么做了？”
“是的，只不过那家伙不用储物柜，而且从没找我要过钥匙，所以我就一直留着。那柜子我几乎没怎么用过，直到雯卡要走了钥匙。在她失踪前几星期。”
“但她没有告诉你是为了放钱？”
“完全没有！储物柜这件事，我根本就没放在心上。就连雯卡失踪时，我都没想到两者间会有丝毫的关联。”
“直到现在都没人找到过雯卡的踪迹，这一点还是很蹊跷的。”
马克西姆扶着一面矮石墙，向前走了几步，和我一起站在了阳光下。这回，连他也唱起了我听了一上午的老调。
“我们从没真正了解过雯卡。”
“不，我们很了解她。她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认识她，但不了解她。”他坚持说。
“你什么意思？”
“所有的一切都证明她很爱克雷芒：你找到的那些信，他们俩在一起的照片……你记得那张照片吧？就是期末舞会上，她深情注视克雷芒的那张。”
“那又怎样？”
“怎样？为什么几天后，她要说是那家伙强奸了她？”
“你认为我对你撒了谎？”
“没有，但是……”
“你到底想说什么？”
“如果雯卡还活着呢？说不定那些字条是她写给我们的。”
“我也想到这儿了，”我承认道，“但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复仇。因为我们杀了她的心上人。”
我被气得发了疯：
“妈的，她怕他，马克西姆！我向你发誓。这是她对我说的，甚至是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我是被亚历克西斯强迫的。我没想和他上床！’”
“她也许是在胡说呢。那时候，她常常处于神情恍惚的状态。什么该死的药她都敢拿来吃。”
我终止了这场争论：
“不是的，她跟我重复了这句话。那家伙就是个强奸犯。”
马克西姆的脸沉了下来。有那么一会儿，他失神地注视着湖面，随后转向了我。
“她当年真的怀孕了？你一直是这么跟我说的。”
“是的，这是她告诉我的，千真万确。”
“如果这是真的，而且她生下了那孩子，小孩今年应该已经二十五岁了。也许是克雷芒的儿子或女儿要为死去的父亲复仇吧。”
我的脑子里也曾闪现过这种想法。这种可能性的确存在，但于我而言，与其说它合理，不如说它传奇。类似于侦探小说里老掉牙的情节转折。我如是回答马克西姆，但没能完全说服他。接着，我决定和他谈谈目前我认为最紧要的事。
“还有件事我得跟你说，马克西姆。二〇一六年初，我回法国做新书宣传时，和鲁瓦西机场的边检工作人员吵了一架。那个白痴故意侮辱一个变性人，管那人叫‘先生’。那件事闹得挺大的，我被拘留了几小时，然后……”
“他们记录了你的指纹！”他猜测道。
“是的，我的指纹被收录进了国家数据库。也就是说，时间紧迫，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一旦尸体和铁棍被发现，如果上面还留有一个指纹，我就会被查出来，接着被逮捕和审讯。”
“那会改变什么吗？”
我把前一天夜里在飞机上做的决定告诉了他：
“我不会把你们扯进来，你，还有你爸爸。我会把一切都揽在我自己身上。我会说是我一个人杀了克雷芒，然后让艾哈迈德帮我处理了尸体。”
“没人会相信你。还有，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牺牲你自己？”
“我没老婆，没孩子，也没有所谓的生活。我没有什么害怕失去的。”
“不行，这没道理！”他一边眨眼一边吼道。
马克西姆眼圈乌黑，面色憔悴，看起来像两天没合眼似的。我的提议非但没能安抚他的情绪，反倒让他更紧张了。经过一再的坚持，我终于明白了其中原因。
“警察已经查出些东西了，托马斯。我确定，你没法把我择出去。昨天晚上，我接到昂蒂布警局的一通电话，打电话的是局长本人，樊尚·德布鲁因，他……”
“德布鲁因？和以前那个法官是一家的？”
“对，是他的儿子。”
这显然不是个好消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若斯潘政府曾任命伊万·德布鲁因为尼斯大审法院院长，决心给蔚蓝海岸地区的官商勾结现象致命一击。可怕的伊万（他喜欢人们这么称呼他）前来赴任时，仿佛白色骑士一般高调。他在这里一待就是十五年，始终致力于打压共济会网络和民选代表的贪污受贿行为。这位法官最近退休了，让某些人松了口气。说实话，在这一带，虽然很多人都讨厌德布鲁因和他的达拉·基耶撒[1]做派，但即便是诋毁他的人也不得不认可他那股韧劲。如果他的儿子遗传了他的这些“优点”，那么紧紧咬住我们不放的，将是一个有手腕的警察。民选代表以及所有和名流显贵沾边的人都是他的敌视对象。
“德布鲁因具体和你说了什么？”
“他让我赶紧去警局见他，说有事要问我。我跟他说今天下午过去。”
“那你快去吧，这样我们就能心里有数了。”
“我害怕。”他向我坦白。
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尽力安慰他说：
“这又不是个正式的问询。德布鲁因可能是受了什么人的蛊惑，应该是想从你这儿钓些信息。要是真知道了什么具体情况，他就不会这么行事了。”
马克西姆皮肤上的每个毛孔都散发着焦躁不安。他又解开衬衫的一粒扣子，随后擦了擦额上的大颗汗珠。
“头上顶着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我再也没法生活了。也许，我们可以把这些都说出来……”
“不，马克西姆！努力坚持住，至少这个周末要挺住。我知道这很难，但有人正在想办法吓唬我们、动摇我们。不要上当。”
他深吸一口气，努力调整了自己的状态，似乎恢复了平静。
“我这边会去调查。你也看到了，现在情况很乱。给我点儿时间，我得查清楚雯卡到底发生了什么。”
“好吧，”他表示同意，“我这就去警局。等我消息。”
我看着好朋友走下石阶，踏上薰衣草地里的蜿蜒小径。马克西姆越走越远，他的身影也越来越小，渐渐变得模糊，直到被那片淡紫色吞没，消失不见。
离开校园前，我在阿格拉大楼前停了下来。在这座碟形玻璃建筑的中心，矗立着学校历史悠久的图书馆。在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没有一个人会使用“资料信息中心”这个官方叫法来指代如此具有象征意义的地方。
中午的下课铃声刚刚响过，解放了一大群学生。如今，进阅览室需要刷门禁卡，可我却潇洒地跳过了闸机：在地铁里，我见过流氓、穷学生和共和国的总统们这样做。
走到前台时，我认出了埃莉纳·布克曼，学校里的人都叫她泽莉。这位足够自负的荷兰裔知识分子对任何事情都持有一种决定性的看法或基本在理的观点。当年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装腔作势，喜欢显摆自己的健美身材。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位图书管理员如今看起来像极了不修边幅的诺瓦奶奶[2]：圆边眼镜、方形脸、双下巴、灰色发髻、臃肿的娃娃领毛衣。
“你好，泽莉。”
多年来，除了管理图书馆外，她还负责校园的电影放映、广播节目以及索菲亚·莎士比亚公司的运营。后者的名字有点夸大其词，其实就是学校的戏剧俱乐部，我母亲管理预科班时曾为这个俱乐部花了不少心血。
“嘿，大作家。”她张口就来，好像我们昨天刚说过话似的。
一直以来，我都很难看懂这个女人，甚至怀疑过她是我父亲的情妇（时间很短的那种），可是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似乎很欣赏她。我在圣埃克苏佩里上学时，大部分学生都盲目地信服她，泽莉这、泽莉那的，一个个都把她当成知心密友、社会工作志愿者以及潜意识的启发者。而泽莉（我觉得这个昵称很可笑）呢，则善于利用甚至滥用这个角色。“强势面对弱者，弱势面对强者”，她从不一视同仁，喜欢过度关注某些学生，往往是最受宠或最外向的学生，无视其他学生。我记得她特别喜欢我的哥哥和姐姐，却对我视而不见，仿佛我不值得获取她丝毫关注似的。正合我意：我对她也像她对我一样反感。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托马斯？”
从上次我们对话到现在，我已出版过十几部小说，作品被译成了二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销量几百万册。对一个看着我长大的图书管理员来说，这些理应具有一定的意义。当然，我并不是非要她夸赞我，可她至少应该表现出些许关注吧。没有，永远没有。
“我想借本书。”我回答说。
“我得先看看你的借书卡是不是还有效。”她信口说道。
玩笑开得似乎有点大，她开始在电脑存档里找寻一张二十五年前的、可能已经不存在了的图书馆登记卡。
“有啦，我找到了！我就说嘛，你有两本书一直没还：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区分》，还有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你是在开玩笑吗？”
“对，我是在开玩笑。说吧，你要找什么书？”
“斯特凡纳·皮亚内利写的那本书。”
“他参与编写了《新闻学教程》，出版社是……”
“不是那本，是他对雯卡·罗克维尔事件的调查，书名是《少女与死神》。”
她在电脑上敲出书名。
“馆里没有那本书。”
“怎么会没有？”
“那本书是2002年在一家小出版社出版的。首印卖空后就没再重印了。”
我平静地看着她。
“你是在逗我吗，泽莉？”
她显出不快的神情，把电脑屏幕转向我。我朝显示器看了一眼，发现馆里确实没有这本书的信息。
“这说不通啊。皮亚内利是圣埃克苏佩里的校友。他的书，你们当年一定买了好多册。”
她耸了耸肩膀。
“别告诉我你以为我们买了好多册你写的书。”
“请你回答我的问题！”
她有些尴尬地在宽大的毛衣里扭了扭身子，摘下眼镜说：
“皮亚内利的这本书从图书馆里下架了，是学校最近的决定。”
“什么原因？”
“因为这个姑娘在失踪二十五年后，变成了一些在校学生的崇拜对象。”
“这个姑娘？你是说雯卡吗？”
泽莉点了点头。
“三四年来，我们发现皮亚内利的这本书一直处于外借状态。馆里明明有很多册，但预约读者的名单比我胳膊还长。学生们常常说起雯卡。去年，离经叛道的少女的成员甚至拍了一部关于她的剧。”
“离经叛道的少女？”
“是个学生团体，成员们都是些优秀的精英女学生、女权主义者，类似于二十世纪初纽约的一个女权主义团体的姐妹会。里面有些人就住在尼古拉-德-斯塔埃尔公寓，还文了雯卡当年脚踝上的文身。”
我记得那个文身。“GRL PWR”，低调地纹在她的皮肤上。Girl Power，女性力量。泽莉一边继续说明情况，一边在电脑里打开一个文档。那是一部音乐剧的海报——“雯卡·罗克维尔的最后几天”。海报让我想起了贝儿与塞巴斯蒂安乐团的唱片封套：黑白照片、淡粉色的透明覆膜、雅致艺术的字母。
“学生们还在雯卡当年住的房间里举行集会，病态地祭拜她的一些遗物，为她的失踪组织周年纪念活动。”
“这些〇〇后对雯卡的狂热崇拜，你觉得原因何在？”
泽莉抬眼看向上空。
“我猜想，在雯卡以及她与克雷芒的浪漫爱情里，那些女生也许看到了自己吧。她是对自由的理想诠释。在十九岁突然失踪，更让她的光辉形象多了些永恒的色彩。”
泽莉一边说，一边离开椅子，在前台后长长的金属书架上翻找起来。最后，她拿着皮亚内利那本书回来了。
“我留了一本。你如果想翻翻看，就拿去吧。”她叹了口气。
我用掌心摩挲着书的封面说：
“真是不敢相信，你们竟然会在二〇一七年禁读这本书。”
“这是为学生们好。”
“说得真好听！在圣埃克苏佩里禁读某本书，我父母在校那会儿可没这么做过。”
泽莉静静地看了我好一会儿，随后嘲讽道：
“‘你父母在校那会儿’，学校里出了不少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的怒气在血脉里偾张开来，但最终还是保持住了表面上的平静。
“你想说什么？”
“没什么。”她谨慎地答道。
我当然知道她指的是什么。一九九八年，我父母突然在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下台，两人被卷进一桩不光彩的事件，因违反公共采购规范而被双双调查。
那是个“殃及池鱼”的典型事件。当时的共和国法官伊万·德布鲁因（他的儿子就是即将询问马克西姆的警察），一心想要扳倒当地的几个民选代表，他怀疑他们收受了不少贿赂，尤其是来自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的。所以一直以来，弗朗西斯都是这位法官的打击目标。关于弗朗西斯，大部分谣言都不太靠谱，比如有人说他给卡拉布里亚黑手党洗钱，但有些却很容易坐实。为了拿到公共工程项目，他很有可能买通了一些政客。在想方设法对付弗朗西斯时，法官在一份文件中看到了我父母的名字：弗朗西斯在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做了不少项目，有些不太符合招标规范。被调查期间，母亲被关在尼斯西北部奥瓦尔警局一座肮脏的营房里，在一个小板凳上坐了二十四小时。第二天，我父母的照片被刊登在当地报纸的头条。画面的黑白剪辑风格即便用在连环杀人夫妇身上也不会让人觉得奇怪。那形象，类似于犹他州的嗜血情侣，也有点儿像肯塔基州的农民杀手。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我的父母无所适从，双双从国家教育系统辞职。
虽然那时我已不在蔚蓝海岸生活，但这一事件仍让我觉得忧心。我的父母的确有各自的缺点，但他们都是诚实的人。他们恪尽职守，始终以学生利益为重，实在不该落得个臭名昭著的下场，令他们曾经的所有业绩都遭到质疑。一年半后，调查毫无结果，以“不予起诉”终结。但创伤已然留下了。直到今天，埃莉纳·“泽莉”·布克曼这类蠢货和小人还在拿这桩破事嚼舌根，看似轻描淡写一语带过，却含沙射影。
我用挑衅的目光盯着她，直到她垂下视线，看向键盘。即便她已一把年纪，即便她长着一张慈祥的奶奶脸，我还是想举起键盘，砸烂她的脑袋。（不管怎么说，我毕竟是个真正的杀人犯。）但我什么也没做。我强压住怒火，得为接下来的调查储备力量。
“我能把它带走吗？”我指着皮亚内利的书问道。
“不行。”
“下星期一前还给你，我保证。”
“不行。”泽莉态度坚决地反对，“这是图书馆的书。”
我才不管她怎么说，把书夹在胳膊下转身就走，边走边给她扔下一句话：
“我想你是搞错了，在系统里确认下吧，馆里根本就没有这本书的信息！”
我走出图书馆，绕过阿格拉大楼。像马克西姆一样，我也穿过薰衣草地，抄近路离开了校园。今年的薰衣草，花开得极其早，但那绽放的花海远不是我记忆中的模样，好像有什么东西失常了似的。一股金属和樟脑味随风飘来，我却闻到了一股令人眩晕的血腥味。
* * *
[1] 达拉·基耶撒将军，巴勒莫行政长官，致力于打击黑手党，在被任命几个月后被暗杀，其妻子和贴身警卫也没能逃脱厄运。
[2] 一个法国品牌，生产酸奶、奶酪、奶油、蛋糕等食品，其商标形象是个白发老奶奶。
第6章 雪景
速度、大海、午夜，一切灿烂的东西，一切黑色的东西，一切使人失去自我、也能让人找回自我的东西。
——弗朗索瓦兹·萨冈，法国作家
1992年12月20日星期日
谋杀发生的第二天，我醒得很晚。前一天晚上为了睡着，我吞了两片在家里浴室找到的安眠药。今天早上，屋子里空荡荡的，冰冷刺骨。母亲天亮前就出发去朗德了，熔断的保险丝切断了暖气。依然昏昏沉沉的我，用了整整一刻钟才把电表鼓捣好，给家里通上了电。
我走进厨房，看到了母亲留在冰箱上的暖心字条，她给我准备了吐司。窗外，阳光照耀着白雪，让我觉得仿佛置身于伊索拉二〇〇〇滑雪场。弗朗西斯在那里有座木屋别墅，几乎每年冬天都会邀请我们去玩。
我机械地打开收音机，调到法国新闻广播电台。从昨晚起，我变成了一个杀人犯，但太阳照常升起，地球依旧转动。萨拉热窝恐怖事件，忍饥挨饿的索马里儿童，血源感染丑闻，巴黎圣日耳曼和马赛足球俱乐部的血腥对战。我冲了杯黑咖啡，吃掉了吐司。我是个杀人犯，但我真的好饿。在浴室里，我在淋浴头下待了半个小时，吐掉了刚刚吃下的东西。接着，像前一晚那样，我用马赛皂刷洗身体，但我觉得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血已然渗透进了我的脸颊、嘴唇和皮肤，而且永远留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蒸腾的雾气令我头晕目眩，险些昏倒。我焦躁不安，脖子僵硬，双腿颤抖，胃部酸灼痉挛。我的意志已彻底沉沦。由于难以面对现实，我甚至产生了灵魂出窍的感觉。必须终止这种状态。假装什么都没发生然后正常地生活下去，可我永远都做不到。我走出浴室，决定去警察局自首。然而，几乎就在下一分钟，我改变了主意：如果我说出真相，那么马克西姆和他的家人也完了。他们是帮过我、为我冒险的人。最后，为了不被焦虑吞没，我套上运动服，准备出门跑步。
我环湖跑了三圈，全速奔跑直到精疲力竭。眼前都是白色和冰霜。我被这景色迷住了。在飞奔之时，我感觉自己的身体融入了大自然，仿佛树、雪和风把我吸入了它们晶莹剔透的世界。在我周围，只有光与纯粹。那一方冰天雪地，纯净得几乎不真实。我再次相信，在那张白纸上，自己可以书写未来生活的篇章。
回家的路上，我拖着跑软的双腿，绕道去了尼古拉-德-斯塔埃尔公寓。那座空荡荡的楼房看起来就像一艘幽灵船。我白白敲了门，范妮和雯卡都不在自己的房间里。范妮的房门紧闭着，而雯卡的房门是敞开的，让人觉得她很快就会回来。我走了进去，在这间温暖舒适的小屋里待了好久。房间里散发出忧郁、隐秘甚至超越时空的气息。被子没有叠，床单上依然留有古龙水和青草的清香。
这十五平方米承载着那个少女的整个世界。墙上用图钉钉着《广岛之恋》和《朱门巧妇》的电影海报，以及科莱特、弗吉尼亚·伍尔芙、兰波和田纳西·威廉斯等作家的黑白肖像，还有一张杂志彩页，上面是曼·雷拍摄的李·米勒的色情照片。一张明信片上摘抄了弗朗索瓦兹·萨冈的一句话，里面提到了速度、大海和灿烂的黑色。窗台内侧，是一盆万代兰和一尊布朗库西雕像的复制品——《波嘉妮小姐》，那是我之前送给她的生日礼物。书桌上胡乱堆放着一叠CD：萨蒂、肖邦、舒伯特的古典音乐、罗西音乐乐队、凯特·布什和普洛柯·哈伦的老派流行乐，还有她珍藏的皮埃尔·舍费尔，皮埃尔·亨利和奥利维埃·梅西安等人的作品录音。她给我听过，但我却觉得这些录音糟糕透顶。
在床头桌上，我发现了那本前天就看到过的书——俄国女诗人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的诗集。扉页上有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写的题记，不错的文笔让我陷入了深深的煎熬。
致雯卡：
我想成为一个没有躯体的灵魂
只为永伴你左右。
爱你，即生。
亚历克西斯
我又等了雯卡几分钟，内心焦虑不已。为了平复心情，我打开激光唱片机，开始播放里面的CD。《星期日早晨》是地下丝绒乐队那张传奇唱片中的第一首歌。那曲子和现在的情境不谋而合，苍白、空灵、有毒。我等了又等，直到模糊地意识到雯卡回不来了。她再也不会回来了。我继续待在房间里，像个吸毒者一样，乞讨般地嗅着她留下的碎片。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问自己，雯卡对我的强大支配力，以及她给予我的醉人又痛苦的眩晕感，到底是什么。我的答案始终是毒品。即便我们正待在一起，即便她只属于我一个人，那种缺失感仍不曾消失。我们曾经历过一些神奇的时刻，那是有如某些流行歌曲般完美的片段，是极富旋律感的琴瑟和鸣。然而，这份轻盈之感总是那么短暂。就连身处快乐之时，我也清楚地知道，它们就好比肥皂泡，随时都有可能破裂。
就这样，雯卡离开了我。
为了能接到父亲打来的电话，我回了家。他说会在结束长途旅行到达塔希提后打电话给我，时间定在下午一点前。由于电话费过于昂贵，加上父亲跟我的话并不多，我们的对话很简短，甚至有些冷淡，一如我们一直以来的父子关系。
接着，我吃掉了母亲留下的咖喱鸡，这次没有吐。下午，我一边吃力地驱赶着脑海里的念头，一边做着我该做的事：写数学和物理习题。解开了几个微分方程式后，我很快就泄了气，不再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做题。我甚至开始恐慌，脑中全是谋杀现场的画面。傍晚刚过，情绪失控的我接到了母亲的电话。我原本下定决心向她和盘托出，可她却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她提议我第二天去朗德找她。思考一番后，她觉得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半个月不是个好主意，觉得会影响我的学习状态。“有家人的陪伴，你复习功课会轻松些。”她解释说。
为了避免彻底崩溃，我接受了她的提议。于是，星期一清晨，我在天亮前就踏着积雪上了火车。我先从昂蒂布坐车到马赛，接着乘坐挤满了人、晚点了两小时的珊瑚城际列车到了波尔多。此时，最后一班去达克斯的火车已经开走了，国家铁路公司不得不租用几辆大巴载乘客前往目的地。等我到达加斯科涅时，已经过了午夜十二点——真是寻常又糟糕的一天。
姨母吉奥瓦娜住在乡下的一座老房子里。由于年久失修而四处漏雨的房顶上盖满了常春藤。一九九二年年底，朗德地区几乎一直在下雨。从下午五点起天就开始黑了，而且似乎从没真正亮过。
关于和姨母还有母亲共度的这两星期，我没留下什么清晰的记忆。整座房子被一股奇怪的氛围笼罩。日子一天天过去，短暂、寒冷、凄凉。我觉得好像我们三个人都处于病后的康复期。母亲和姨母照看着我，我也同样照看着她们。有时，在毫无生气的午后，我们会坐在沙发上，一边无精打采地吃着母亲做的可丽饼，一边看《神探科伦坡》《纨绔双侠》等老掉牙的电视剧，或者看《圣诞老人谋杀案》的第N次重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