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段没有阳光的日子里，每天早上，我都肯定地以为自己即将失去自由。每当路上有汽车开过时，我都觉得那是来逮捕我的警察。唯一一次，当有人敲门时，我下定决心决不入狱，所以为了争取时间爬上了房顶，好在迫不得已时跳下去。
然而，并没有人来抓我。在朗德没有，在蔚蓝海岸也没有。
一月，圣埃克苏佩里的新学期开始了，生活恢复了正常的节奏，确切地说是基本正常的节奏。大家之所以开口闭口亚历克西斯·克雷芒，不是在为他的死难过，而是为了盛传的谣言：雯卡和她的老师好了很久，一起私奔了。和所有绯闻事件一样，这件事在学校里引发了热议，每个人都在添油加醋地品头论足。人多嘴杂，大家凑在一起，就是喜欢诋毁他人的名声。人们越说越起劲，结果就变成了满城风雨。就连我之前敬仰的几个老师也说三道四起来，竞相说些令我作呕的所谓的善言。也有几位老师做到了为人师表，比如我的法语老师让-克里斯托夫·格拉夫，还有在文学预科一年级教英美文学的德维尔小姐。我没上过她的课，却在母亲的办公室里听她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不能自降身价和那些庸人为伍，因为平庸是一种传染病。”
我从她的这句话里得到了慰藉，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需要做出抉择时以此为镜。
第一个真正为雯卡的失踪担心的，是她的祖父和监护人，老阿拉斯泰尔·罗克维尔。在我面前，雯卡总是把她的祖父描述成一个专制独裁、不苟言笑的大家长。这位典型的白手起家的实业家，把孙女的失踪看成一起绑架事件、一种对自己家族的报复行为。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父母也开始担忧起来。儿子本来说好要去贝希特斯加登和朋友滑雪一星期，但却没有出现，也没有像往年一样去父母家共度新年。
虽然两起失踪事件让失踪者的家人们忧心忡忡，但警方却在很久后才开始调动人力展开严密调查。首先是因为雯卡已是成年人，其次是因为司法部门对立案侦查一事犹豫再三。在司法权限层面，这个事件非常复杂。雯卡是法国人也是美国人，亚历克西斯·克雷芒是德国籍。他们失踪的地点也无法确认。也许他们两人的其中一个就是行凶者？或者二人已双双遇难？
因此，直到开学一星期后，警方才出现在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而且，他们的询问对象仅局限于和雯卡及哲学老师有密切交往的人。他们粗略地搜查了两个房间、贴上了封条，却没有动用刑侦技术警力。
再晚些时间，也就是二月末，直到阿拉斯泰尔·罗克维尔来到法国，事情才有了进展。这位商界大亨动用了他在当地的关系，并在媒体上宣称自己已经雇用了私家侦探寻找孙女的下落。于是，警察再次来到现场展开侦查——这次出动的是尼斯地区司法警察局的警员。他们询问了更多人（包括我、马克西姆和范妮），在雯卡的房间里进行了多次DNA提取。
渐渐地，通过采集到的证词和资料，警方得以较为清晰地还原出十二月二十日星期日到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一之间发生的事件。雯卡和克雷芒就是在那两天人间蒸发的。
星期日，早上八点左右，学校的保安帕维尔·法比安斯基确认曾打开过校门口的栏杆，让克雷芒驾驶阿尔卑斯A310跑车通过。法比安斯基非常肯定：雯卡·罗克维尔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打开车窗向他招手致谢。几分钟后，在上萨尔图圆形广场，两位扫雪的路政局工作人员看见克雷芒的车在路口轻微打滑，随后驶向了昂蒂布方向。接着，在昂蒂布火车站附近的解放大道，有人看见克雷芒的阿尔卑斯跑车停在了一家自助洗衣店门前。在开往巴黎的列车上，多名乘客都记得见过一个年轻的棕红发女子，与其同行的是个头戴门兴格拉德巴赫（那是克雷芒最喜欢的足球俱乐部）鸭舌帽的男子。星期日晚间，圣克罗蒂德圣殿酒店（位于巴黎第七区的圣西门路）的夜班工作人员也确认说，雯卡·罗克维尔小姐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先生曾在其酒店下榻了一夜。他复印了两人的护照。房间是前一天电话预订的，房费则是在现场支付的。房间消费包括一瓶啤酒、两包品客薯片和一杯菠萝汁。值夜班的人甚至还记得，那位小姐曾询问前台有没有樱桃可乐，酒店的答复是没有。
至此，私奔的假设依然成立。但接下来，警方便无从查找这对恋人的踪迹了。雯卡和克雷芒既没在房间里，也没在公共餐厅吃早饭。一个女清洁工一早在走廊里见过他们，但没人清楚地记得他们退房离店。工作人员在浴室发现了一些梳妆用具（包括化妆品、一把梅森·皮尔森梳子和一瓶香水），并将它们放在酒店专门用来存放客人遗失物品的房间里。
调查就此没了下文。此后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证实雯卡和克雷芒出现在了另一个地方。当时，大部分人都认为，两人会在爱火熄灭后重新出现在校园里。然而，阿拉斯泰尔·罗克维尔的律师们却坚持要调查下去。一九九四年，他们获得司法准许，对在酒店房间里发现的牙刷和梳子进行了DNA检测。结果表明，这些物品上确实有雯卡的DNA。但调查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也许，此后，某个固执、神经质的警察一直在开展象征性的调查，以免这个案子超过时效，但据我所知，那次DNA检测是最后一项实质性的调查行为。
后来，阿拉斯泰尔·罗克维尔身患重病，于二〇〇二年去世。我记得曾在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前几星期见过他。那是在世贸大厦五十层，他公司的纽约分部所在地。他告诉我，雯卡常常向他提起我，说我是个善良、风雅、温柔的男孩。这三个形容词从一个老头嘴里说出来，真不像什么夸人的话。我当时特别想反驳他，我的确温柔，温柔得曾用一根铁棍打死了比我高一头的家伙，但我当然什么也没讲。我之所以约他见面，是想知道他雇用的侦探有没有查到关于雯卡失踪的新线索。他给了我一个否定的回答，不过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话。
时光飞逝，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再没有人真正在意雯卡·罗克维尔遭遇了什么。我是唯一一个对此难以释怀的人。因为我知道，官方的说法是假的。因为一个疑问始终在无休止地困扰着我。雯卡的逃离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被杀有没有关联？这个我曾深爱过的女孩，她的失踪到底是不是我的过错？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我已努力了二十多年，至今仍一无所获。
与众不同的男生
第7章 在昂蒂布街头
这本书也许是部侦探小说，但我本人却不是个警探。
——杰西·凯勒曼，美国小说家
到达昂蒂布后，我像以前一样，把车停在沃邦港。港口停泊着世界上最贵的几艘游艇。一九九〇年七月，那时我即将年满十六岁，我就是在这儿打了第一份夏季零工。那是份很可笑的工作：从游客腰包里要出三十法郎后，拉起停车场的升降栏杆，让他们把车停在大太阳下。就是在那个夏天，我读了《在斯万家那边》，口袋书版本，封面是克劳德·莫奈画的鲁昂大教堂；爱上了一个巴黎姑娘，她有着一头金色卷曲的齐耳短发，还有和她本人一样美的名字：贝蕾妮丝。每次去海滩，她都会在停车场岗亭待一会儿，和我聊聊天，但我很快就发现，和查尔斯·斯万还有奥黛特·德·克雷西的苦痛相比，她更感兴趣的是格莱恩·梅德罗斯和新街边男孩。
如今，自动升降栏杆取代了夏季零工。我拿好停车小票，在岸边的港务办公室旁找到了个停车位。二十年过去了，这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港口入口焕然一新，车行道被加宽，人行道也增多了。但景色依旧。对我来说，沃邦港是蔚蓝海岸最美的地方之一。眼前是蓝色的大海，然后是隐映在船桅丛后的方堡，厚重、坚实，还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蔚蓝天空和朦朦胧胧的远山。
密史脱拉风迎面吹来。我喜欢这风。所有的一切都在帮我找回从前的记忆，体会落叶归根之感，这里是我曾经深爱着的地方，是我迫不得已离开的地方。我没有凭空臆想：的确，这里已不再是我少年时代的那座城，但我仍然爱着我心中的那个昂蒂布，一如我爱着心中的纽约一样。这座与众不同的城市，逃离了蔚蓝海岸某些地方一贯的浮华。它是爵士乐之城、“迷惘一代”的美国作家之城，是我带着雯卡用脚步丈量过的城市，也是对我影响深远的大部分艺术家生活过的城市。莫泊桑曾将自己的“漂亮朋友”号游艇停泊于此，菲茨杰拉德和他的妻子塞尔达曾在战后宿于“美丽河岸”酒店，毕加索曾将画室搬入格里马尔迪城堡中，在距离城堡两步之遥的公寓里，尼古拉·德·斯塔埃尔曾画出最美的作品。还有凯斯·杰瑞特（我所有作品的电影原声乐都是他创作的），至今仍定期来松林公园附近度假。
我穿过海岸城门，那是港口和老城的分界线。春日的周末，城里比较热闹，但好在还没有出现让老城变味的游客潮。在奥贝侬街头，游人虽多，却也还走得开，不至于摩肩接踵。在马塞纳的普罗旺斯市场，虽然菜农、花农、奶酪商贩，以及来自普罗旺斯的手工艺人正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但顶棚下的市场仍然多姿多彩、生气勃勃。商贩们操着方言，上演了一场味觉交响乐：黑橄榄、糖渍柑橘、薄荷、干番茄酱料……在市政广场，人们正在庆祝今天上午的最后一场婚礼。伴着欢笑、喝彩声和玫瑰花瓣雨，一对满脸洋溢着幸福的新人走下台阶。我虽与眼前的热闹场面相隔甚远（如今，结婚对我而言已毫无意义），却仍把自己沉浸在这喜悦的欢呼和灿烂的笑靥中。
我顺着狭窄的萨德街——父亲的童年是在这里度过的——向下走到国家广场，接着又逛到了米开朗琪罗餐厅，那是昂蒂布城最具标志性的餐厅之一，当地人都用餐厅老板的名字称呼它为“马莫”。露台上还有位置。我坐在一张餐桌前，点了他家的特色饮品：罗勒柠檬茴香酒。
我从没有过写字台。从小学一年级有作业起，我就一直喜欢在开放式的环境里学习和工作，比如家里的厨房、图书馆的自习室、拉丁区的咖啡厅等等。在纽约，星巴克、酒店的餐吧、公园、餐厅都是我写作的地方。似乎在一个能闻听人语响、嗅见烟火气的流动环境里，我才能更好地思考。我把斯特凡纳·皮亚内利的书放在餐桌上，一边等开胃酒，一边拿起手机浏览短信。只有一条信息，是我母亲发来的，她一定很恼火，句子写得很不客气：“泽莉告诉我你回圣埃克苏佩里参加五十周年校庆了。你怎么回事，托马斯？回法国了都不告诉我一声。今晚来家里吃饭。我们邀请了佩莱格里诺一家，他们见到你一定很高兴。”“妈妈，我晚点给你打电话。”我回复了她一条简短的消息，随后用手里的苹果手机下载了《尼斯早报》的应用，并且购买了四月九号到十五号的电子刊。
浏览后，我很快就发现了想要找的文章，斯特凡纳·皮亚内利写的那篇有关高中生在废弃储物柜中发现巨款的报道。文章的内容没能给我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新线索，配图里没有运动包的照片，这更令我感到失望。文章只附了两张图片，一张是校园的航拍图，一张是锈迹斑斑的储物柜。但是，报道中提到：“有些学生还在社交网站上挂出了战利品的照片，直到警方为了顺利展开侦查，要求他们将其删除。”
我思索着。在某些地方肯定留有什么线索，只不过，我现在无法迅速找出它们。《尼斯早报》在昂蒂布的报社近在咫尺，就在国家广场的公交车站旁。犹豫了一会儿后，我直接打通了皮亚内利的电话。
“嘿，斯特凡纳，我是托马斯。”
“你已经离不开我了吗，艺术家？”
“我正在马莫吃饭。如果你也在附近，就过来吧，我请你吃羔羊肩排。”
“现在就点上吧！我写完手里的文章就去找你。”
“你写的文章是关于什么的？”
“刚刚在议会厅结束的老年沙龙。好吧，我承认，写这种文章肯定没法让我拿到阿尔伯特·伦敦新闻奖[1]。”
我一边等皮亚内利，一边拿起他的书。正如每次翻看这本书时一样，我再次被那张封面照片牢牢吸引，那是舞池里的雯卡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照片是在十二月中旬的期末舞会上拍的。一星期后，哲学老师被杀，雯卡失踪。每每看到它，我的心中都会涌起一阵痛楚。极致美艳的雯卡，用炽烈的目光注视着她的骑士。那目光里，溢满了爱恋、欣赏和欢愉的欲望。他们跳的是一种摇摆舞步，摄影师用一个优雅、性感的造型，将那舞步定格成了永恒——宛若罗伯特·杜瓦诺《油脂》的再现。
是谁拍了这张照片？我之前从没想过这个问题。是学生，还是老师？我在书的背面试图查找图片版权声明，却只看到了“所有版权归《尼斯早报》所有”的字样。我用手机拍下封面，通过短信传给了拉斐尔·巴尔托莱蒂。拉斐尔是个出场费极高的时尚摄影师，和我住在翠贝卡的同一条街上。他是位真正的艺术家，对图像的意蕴深有研究，善于抓住一切细节，分析独到且往往恰切入理。多年来，我所有的宣传照片还有小说封底的图片都是他拍的。我喜欢他拍的照片，因为他总能在我身上找到些许光亮，那也许是我在许久以前拥有的光彩，但如今它们已离我远去。他给我拍摄的肖像照，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更好的我，多了些阳光，少了些焦虑。如果生活恬静似水，我应该会成为那样一个人。
拉斐尔马上就给我打来了电话。他说的法语略带意大利口音，散发着难以抵挡的魅力。
“嘿，托马斯。我现在在米兰，做芬迪新品发布的摄影。你发给我的照片里的漂亮姑娘是谁？”
“很久以前我爱过的女孩。雯卡·罗克维尔。”
“我记得，你跟我说起过她。”
“你觉得这张照片怎么样？”
“是你拍的吗？”
“不是。”
“从技术上来说，照片有些模糊，但拍照的人懂得定格瞬间。只有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决定性的瞬间。你知道，卡蒂埃-布列松曾说过：‘摄影，应该在动作中抓住富有表现力的平衡。’是的，拍照的这个家伙就是这么做的。他抓住了一瞬，并将这一瞬间变成了永恒。”
“你一直都说，没有什么比一张照片更能欺骗人、迷惑人的。”
“没错！”他大声说，“但这并不矛盾啊。”
电话那端响起音乐声。我听到一个女人正在催促他挂断电话。
“我得挂了。”他抱歉地说，“回头打给你。”
我打开那本书，开始浏览起来。书里的信息非常多。皮亚内利搞到了警方的报告，交叉使用了调查人员搜集来的大部分证词。这本书刚一出版我就读过，我甚至还在巴黎展开过类似的调查，询问过所有可能的、可以联想到的证人。我用二十分钟快速浏览了这本书。不同证人的回忆被聚集在一起，他们都讲述了一个同样的故事，久而久之，这个版本也成了官方说法：这对恋人驾驶一辆阿尔卑斯跑车离开了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头发火红的年轻女子”乘着火车前往巴黎，同行的老师“戴着一个德国足球俱乐部的棒球帽，那俱乐部的名字简直拗口得读不出来”，他们走进了位于圣西门路的酒店，“年轻姑娘想喝樱桃可乐”，两人曾出现在走廊上，第二天一早消失不见了——“酒店接待员换班时，发现前台放着房间钥匙。”这本书虽然提出了一些问题和疑点，却没能拿出有力证据，另辟蹊径地找出真正的线索。和皮亚内利相比，我有一个优势：他只是通过直觉判断这种说法是假的，而我，却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克雷芒已经死了，之后两天陪在雯卡身边的肯定不是他。雯卡和另一个男人跑了。我用了二十五年的时间都没能找到那个幽灵。
“看来你读得很认真嘛！”皮亚内利一边说，一边坐到我面前。
我抬起头，把目光从书上移开，由于过度沉浸于曲折往事，仍然有些发蒙。
“你知道自己的书被圣埃克苏佩里的图书馆拉黑了吗？”
他从小杯子里抓起一粒黑橄榄。
“知道，都是那个可爱的老泽莉干的好事！这没什么用，想看的人可以从网上找到资源，并且自由转发！”
“你觉得现在的学生对雯卡的痴迷是怎么回事？”
“看看她。”他一边说，一边随手翻开他那本书中的相册集。
我甚至没去看那些照片。即便不看，我也完全记得雯卡的样子：形如杏核的双眼，犹豫的目光，梳得凌乱的头发，微微翘起的嘴唇，时而乖巧时而叛逆的动作。
“雯卡为自己塑造的形象很特别，”皮亚内利概括道，“那是一种法式的优雅和美好，介于碧姬·芭铎和莱蒂西娅·卡斯塔之间。更重要的是，她诠释了一种自由。”
皮亚内利喝了一杯水，接着说：
“如果二十岁的雯卡生活在今天，那她一定是社交网站上的网红，坐拥六百多万粉丝。”
老板亲自端来羊肉，并在我们面前切了起来。吃了几口后，皮亚内利继续总结道：
“而所有这些，显然都是她难以维持的。我并不想说自己比你更了解她，但是说真的，在她光鲜的外表下，隐藏着一个相当平凡的灵魂，不是吗？”
见我不回答，他继续挑衅地说：
“你之所以把她理想化，是因为她在十九岁就已香消玉殒。可是你想象一下，如果当年你们结婚了，现在会是一幅怎样的画面？你们会有三个孩子，她会比从前胖二十公斤，胸部下垂，而且……”
“闭嘴，斯特凡纳！”
我抬高了声调。他表示失言，向我道歉。在接下来的五分钟里，我们都在努力吃光羔羊肩排和配菜沙拉。最后是我再次挑起了话茬。
“你知道这张照片是谁拍的吗？”我指着封面问他。
皮亚内利先是皱了皱眉，接着，他的表情凝固了，好像他做了什么坏事刚刚被我抓了现行似的。
“呃……”他一边像我之前一样核对着版权声明一边说，“我估计报社的档案资料里能查到。”
“能麻烦你查一下吗？”
他从背心里掏出手机，编写起短信。
“我联系下记者克劳德·安热万。一九九二年的时候他跟过那个事件。”
“他还在你们报社工作吗？”
“开什么玩笑，他已经七十岁了！在葡萄牙养老呢。说真的，你为什么想知道是谁拍的那张照片？”
我避开他的提问继续说：
“说到照片，我看到你在文章里写道，在生锈的储物柜里找到巨款的孩子们把照片放到了网上。”
“是的，但都被警察清掉了。”
“不过，你把它们都下载下来了……”
“你真了解我。”
“能把照片发给我吗？”
他在手机里翻找起照片。
“我还以为你对这件事不感兴趣。”他略带嘲讽地说。
“我怎么会不感兴趣呢，斯特凡纳。”
“你的邮箱是什么？”
就在我告诉他邮箱地址时，我意识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在当地已经没有人脉和资源了，而皮亚内利却一直生活在这里。如果我真想查出雯卡遭遇了什么，查出是谁在恐吓我们，恐怕除了和皮亚内利联手外，别无他选。
“斯特凡纳，咱们合作吧，怎么样？”
“你什么意思，艺术家？”
“我们各自调查雯卡的失踪，然后再共享查到的信息。”
他摇着头说：
“你怎么可能这么做。”
我早就猜到了他的回答。为了说服他，我决定铤而走险。
“为了向你证明我的诚意，我会告诉你一件任何人都不知道的事。”
我觉察到他的整个身体都紧绷起来。我知道自己是在走钢丝，然而，我不是一直都在这种状态下生活吗？
“雯卡失踪时，肚子里怀了克雷芒的孩子。”
皮亚内利看着我，半是忧虑，半是疑惑：
“妈的，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雯卡自己告诉我的。她给我看了验孕棒。”
“当年你为什么没说？”
“因为这是她的隐私。而且这对调查毫无用处。”
“当然有用！见鬼！”他恼火地说，“调查会完全不一样。要救的就不是两个人，而是三个人了。事件中出现了胎儿，媒体也会大力报道。”
也许他是对的。不过说实话，面对一根塑料棒上的竖条，我并没有意识到那是个活生生的小生命。毕竟，当年我才十八岁……
我看着皮亚内利在椅子上躁动地苦思冥想。他打开记事本，潦草地记录着自己的推测，过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
“既然你觉得雯卡那么普通，为什么还对她如此关注？”
皮亚内利笃定地说：
“我关注的不是雯卡。而是杀死她的人。”
“你真的认为她已经死了？”
“一个十九岁的学生，几乎孑然一身，没有什么资源，是不会这样凭空失踪的。”
“那你的推断是什么？”
“自从那笔巨款被发现后，我就确信，雯卡敲诈了某个人。那个被敲诈的人由于无法忍受被威胁而变成了威胁雯卡的人。也许是雯卡肚子里的孩子的生父，克雷芒，或者是别的什么人……”
当他合上本子时，从一个折页里掉出了几张票。他微笑着说：
“我有今晚赶时髦乐队的演出票！”
“在哪儿？”
“尼斯查尔斯-埃尔曼体育场。咱们一起去吧？”
“呃，我不太喜欢电音。”
“电音？看来你没听过他们新出的几张专辑。”
“我从没关注过他们。”
他眯起眼睛，陷入了回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赶时髦乐队为他们的专辑《101》办了巡演，一举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摇滚乐队。一九八八年，我去蒙彼利埃天顶音乐厅看了他们的演出。那声音，简直好听极了！”
他的瞳孔散发着光芒。我故意气他说：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皇后乐队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摇滚乐队。”
“哎哟喂，你倒认真上了，这可真不得了！你还不如说是U2呢，但……”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们都放下了戒备，再次回到了十七岁。斯特凡纳努力说服我，戴夫·高瀚是他那个年代最伟大的歌手，而我却认为没什么可以超越《波西米亚狂想曲》。
这时，皮亚内利看了看手表，嗖地跳了起来。美好的瞬间戛然而止，开始得突然，结束得也突然。
“妈的，迟到了。我得马上赶去摩纳哥。”
“为了写报道吗？”
“是的，电动方程式赛车锦标赛大奖的试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