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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到了1945年8月，一天下午，玲花带着美慧在院子里玩儿。秀子忙里忙慌地从外面跑进来。
秀子气喘吁吁地说：“玲花，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
玲花一听这话立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一下子呆立在那里。
秀子：“昨天晚上，关押在监狱里的犯人全都被处决了。”
玲花大脑一片空白，嘴上喃喃地说着：“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秀子：“苏联人马上就要打过来了，我们也要回日本了，你也赶紧走吧。”
此时玲花已是泪流满面，对秀子说的话一句也没入耳。等了这么久还是等来了不好的结果，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噩耗真正传来的时候，还是让玲花肝肠寸断。秀子伸手抓住了玲花的一只手，又重复了一遍刚才说的话。
玲花总算有了一点意识：“你们什么时候走？”
秀子：“马上就走，一郎君一会儿派车来接我们去领事馆。”
玲花默然点了点头，回屋简单收拾了一下东西后向秀子一家道别。美慧哭着紧抱住玲花的脖子怎么也不肯撒手，玲花的眼圈又红了，在秀子的强拉硬拽下总算让玲花脱了身。
玲花快走向门前走去，身后美慧声嘶力竭的嚎哭不由得让她停住了脚步，又转过身来凝望着美慧。美慧胖嘟嘟的小脸涨得通红，泪水成串地从眼睛里掉落，伸出一只小手拼命地朝玲花的方向胡乱抓着。一年多的朝夕相伴，让玲花对美慧有了很深的感情，突然间要离开了，玲花心里也非常不舍。
尽管秀子再三催促，但玲花始终下不了决心，在门口踌躇不前。到最后，秀子干脆抱着美慧往屋里走，想让美慧脱离玲花的视线，好让玲花赶紧走。不过，有些机会真的是转瞬即逝。很快玲花就发现自己想走也走不成了，她将要为自己刚才的犹豫后悔一生。
一辆军用卡车停在秀子家门前，却并不是吉田一郎派来的。从车上跳下来一群身材高大鼻子高挺的苏联红军士兵，玲花和秀子一家就这样成了苏联人的俘虏。
玲花和秀子一家还有其他女日侨先是被关押在新京日本人居住区内的一座教堂里，后来又统一被押上了火车。在这个过程中，玲花不断向苏联人高喊自己是中国人，可是，没有人理会她的疾呼。
火车在剧烈的颠簸和摇晃中不知道要驶向何方。车厢里弥漫着绝望的气息，不时有哭泣声响起。突然，车厢门被打开了，进来十几个面红耳赤的苏联红军士兵，他们燃烧着欲火的目光在女日侨们脸上扫来扫去，然后不由分说，开始发泄兽欲，女日侨们恐惧的惊叫声随即响起。
“俺是中国人，你们不能这样。”
玲花的叫喊未能让她免遭厄运，在那次漫长的旅途中苏联人的暴行贯穿始终。
火车在铁轨上走了将近十天终于不再前行，玲花和那些日本战俘终于知道他们被苏联人带到了遥远的西伯利亚。日本战败了，苏联在西伯利亚设立的劳改营成了这些日本战俘的归宿。可是这些和玲花又有什么关系呢？
虽然语言不通，但玲花仍然不停地坚持为自己申述。终于，有人重视起她说的话，她被带到了一位苏联军官的面前。玲花的话通过一位翻译不断传进苏联军官的耳朵里，那位军官好像是明白了什么，不停地点着头。全部听完后又马上拿起桌子上的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叽里咕噜地说了一大通。玲花仿佛看到了希望，露出欣喜的表情。
第二天，玲花被带到另外一个劳改营下属的劳改所，在那里她遇到了很多中国人和朝鲜人。玲花以为自己马上就能回到中国，但是很快她就发现自己想得太简单了，这个劳改所是专门关押汉奸和朝奸的。
苦寒和繁重的体力劳动并没有让玲花放弃为自己正名，尽管她给日本人看过孩子，但她无法接受汉奸的罪名。玲花利用一切机会，向劳改所的囚犯、看守、军医、政治部主任、劳动主任、所长讲述自己所遭受的不白之冤。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劳改所的各类人等换了一茬又一茬，玲花的辩白讲了一遍又一遍，却没有人在意这个中国女人说的话。
1949年5月，新任命的劳动主任瓦列里来到劳改所，他注意到这个走路有些跛脚且脚形奇特的中国女人，在耐心听完玲花的故事后，瓦列里答应为玲花写一封申诉信递交到上面去，条件是玲花要牺牲自己的贞操。玲花答应了，她宁愿被苏联人糟蹋，也不愿背负汉奸的骂名。
瓦列里的申诉信很快起了作用，两个月后玲花被谴送回苏联实际控制下的旅大[3]。
阔别祖国多年，玲花还没来得及感慨一下自己的艰辛，就被军管会无休止的审查所淹没。为日本人看过孩子、在苏联劳改营服过刑，这些特殊经历让玲花成为很多人眼中的另类，这让玲花感觉到比西伯利亚的冬天更彻骨的寒冷。她仍然需要像在苏联劳改营那样不断地为自己申诉，审查的最终结果为玲花身上刻上了一个疑似汉奸的烙印。
新中国成立了，玲花却身心俱疲。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此时，玲花发现自己怀孕了，是那个瓦列里的种。玲花痛不欲生，她不打算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为此玲花来到位于东关街的一个私人诊所。诊所里只有一位大夫，是一位和玲花年纪相仿的胖女人，她在为玲花号过脉后，否定了玲花想要打胎的想法，理由是玲花身体状况不允许那样做。
“俺一定要打掉这个孩子。”玲花的口气不容置疑。
“我不能拿你的性命当儿戏。”胖女人的口气同样坚决。
“那俺上别处去打。”玲花站起来就走。
“姊妹。”
玲花走到门前时被胖女人叫住了，她还想再劝劝玲花，却一时间没想好说什么，两个人就那么杵在那里。在这个当口，胖女人的丈夫推门进来和玲花打了个照面。四目相对，彼此一怔。
“玲花。”
“石头。”
玲花和石头百感交集、泪如泉涌，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在石头夫妻俩的劝说下，玲花放弃了打胎的想法。几个月后，玲花在石头家里生下一个男孩儿。考虑到玲花的特殊情况，也为了这个孩子能平安长大，石头两口子主动收养了这个男孩儿，约定等有朝一日玲花平反后再将孩子交还。
男孩儿在石头家渐渐长大，玲花早日平反的愿望却在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面前变得遥不可及。到后来甚至连“疑似”二字都被省略掉了，玲花彻头彻尾地成了人人唾弃的汉奸。无休止的批斗摧残着玲花的神经，让其加速衰老，还不到五十岁就一副老妪模样。唯一让她感到欣慰的是自己的儿子没有受到牵连，她总是一有时间就躲在远远的地方望着儿子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
虽然石头两口子对男孩儿视如己出，但男孩儿独特的相貌还是受到了一些歧视，二毛子的绰号在男孩儿的童年回忆里几乎无处不在。他对此苦恼不已，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苦恼逐渐加剧。男孩儿十五岁那年，石头因为肝癌去世。石头在临终前把真相全都告诉给了男孩儿，并且希望男孩儿能和自己真正的母亲相认，这让男孩儿陷入到新的苦恼之中。
没等到男孩儿做好和玲花母子相认的心理准备，一场更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暴发了，玲花的罪名上又加了一条：大地主家的女儿。男孩儿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以一种极为痛苦的方式见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
注释：
[1]当地一种手工编织活。
[2]即现在的吉林省长春市。
[3]即现在的辽宁省大连市
第10章 尾声
“男孩儿随了石头的姓，姓马，名字是玲花给取的，叫文德，也就是我，马文德。当年除了我之外，参加抄家的其他七个人分别是：金聪伟、葛俊、曾启铭、解方远、邹家述、黄洪涛、王进。他们都是我杀的，哦，对不起，我忘了，这些你们早就知道了。我该讲的都已经讲完了，有什么要问的你们就问吧。”
我不再说话，用目光依次和钟浩权他们三个人的眼睛对接了一下。小高注视着我，问道：“马老，您杀人的具体过程，能不能再详细说一下？”
我点了点头，缓缓说道：“好的。1967年那次在中山公园打群架，金聪伟冲在最前头，我在最后面，我趁乱捡起一块砖头向金聪伟后脑勺重重地砸过去，直接要了他的命。说实话，在向金聪伟击出那块砖头之前，我的脑海里并没有要为母亲报仇的计划，也可能有，只不过存在于我的潜意识里吧。一旦出现机会，我就必须去实施。总之，从金聪伟倒下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第二个被我杀死的是葛俊，他有低血糖的毛病，身上常年带着糖块。我很早就为其准备好了一块含有剧毒药物氰化钾的冰糖，只待合适的机会让他吃下。1970年我们意外地被困在赵先寿的墓室里，我一直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那天晚上在墓室里，我们十几个人紧紧地依偎在一起，互相连接成一个整体，连生叔和葛俊分别在两边，所以葛俊的身旁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并不是我刚才在故事里提到的毛蛋，而是我。由于十分饥饿，葛俊的低血糖又犯了，他身上带的糖块也吃完了，难受得始终无法入睡。我等所有人的手电筒电量都耗尽，墓室里彻底回归一团漆黑时，才不失时机地将那块冰糖拿出来递到葛俊的手里。葛俊把冰糖含到嘴里后，不一会儿就出现了呼吸困难的中毒表现，我用一只手紧紧地捂住葛俊的嘴，用一条腿压住葛俊的身体，确保他无法发出任何声响。很快葛俊就断气了，当时大家伙儿都睡着了，葛俊的另一边又没有人，故而没有人发觉我和葛俊这边的异常情况。等到第二天早上众人醒来后，发现葛俊死了，也都把葛俊的死归罪到他在墓室里不知深浅，又是主动开棺，又是随意撒尿，冲撞了赵先寿的鬼魂，遭到了报复。”
“邹家述和解方远的死有一定的偶然因素。1975年2月3日那天是我和曾启铭、解方远离开草房深大队回城的日子，中途临时改道去丰阳大队看望邹家述一家是我主动提议的。我原本是想说服邹家述和满枝离婚，以便邹家述也能像我一样被抽调回城，因为邹家述如果一直留在丰阳大队，身在大连的我很难再有合适的机会除掉他。尽管邹家述对我们三个人的回城羡慕不已，但他还是拒绝了我的建议，表示要永远和满枝在一起，即使一辈子留在农村也无所谓。就在我失望之际，一个好机会从天而降。第二天天还没亮，县里发来了紧急通知，说马上就要地震了，丰阳大队的所有社员都要赶紧转移到附近的西山上，只留邹家述一个人在村里留守。于是，我偷偷地把曾启铭和解方远的档案袋藏了起来，等我们三个人在集市上发现档案袋不见了，我就诬陷邹家述，说是邹家述不想让我们三个回城才偷拿了我们的档案袋。我们三个人返回丰阳大队时，社员们都转移走了，只剩邹家述一个人在村里。面对我们三个人的质问，邹家述一头雾水，而我为了激化矛盾，没说上两句话就先动手和邹家述厮打了起来。起初曾启铭和解方远还在一旁拉架，后来在我的挑唆下，他们俩也加入战团，毕竟回城的机会太宝贵了，谁都不想出现任何意外。局面变成三打一之后，邹家述彻底落了下风，我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故意下重手，用镐头狠狠地击打邹家述的头部，致使邹家述当场丧命。”
“面对邹家述的死，曾启铭和解方远一时有些发懵，好半天才恢复神志。虽说是我直接杀死了邹家述，但曾启铭和解方远也算是帮凶，他们俩别无选择，只能和我站在一条战线上。我原计划是想找个隐蔽的地方把邹家述的尸体埋了，可是计划没有变化快。我刚说完自己的计划，还没来得及去抬邹家述的尸体，地震就真的发生了，这便是著名的海城大地震。那场地震的强度之大、来势之猛烈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和邹家述刚刚发生过厮打的地方被震出一道大裂缝，并且迅速变成一个深坑，邹家述的尸体被直接卷进深坑里。当时的情形是，我和解方远在深坑的这一头，曾启铭在深坑的另一头，随着深坑面积的不断扩大，很快延伸到了我和解方远的脚边，眼看就要将我和解方远吞噬，我只得拔腿就逃，但解方远却被吓傻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下意识地大声呼喊解方远的名字，同时跑过去拉住解方远的一条胳膊，准备和他一起逃走，解方远这才回过神儿来。不过，我马上又改变了主意，趁解方远还未彻底清醒过来，也趁其没有任何防备我用尽全身力气将解方远推进深坑里。我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结果了解方远的性命，我本想趁乱将曾启铭也一并解决掉，但奈何于深坑的阻隔，加上我在地震中受了轻伤，只能暂时放过曾启铭。地震结束后，我和曾启铭统一了口径。后来，曾启铭将这段我们统一口径后的经历演绎了一番，写进了《岁月悠悠》里，但是因为涉及封建迷信被删掉了。”
“接下来就该说说黄洪涛的死了，他的死亡过程想必你们现在也能猜的到，1976年9月5日那天晚上我陪黄洪涛在黄河街粮站值夜班，利用半夜到粮库里巡夜的机会，我推倒了码放在粮垛上的粮食将黄洪涛砸死。”
小杜插话问道：“马老，那六张假粮票和那个能定格人死亡时间的德国挂钟又是怎么回事？”
我：“那六张假粮票都是黄洪涛自己画的，我是1976年2月初调进公安局工作的，黄河街粮站正好在我们局的管辖范围里，我很快就和黄洪涛重新取得了联系。所以我和老钟、刘汉中、陈彦生一起第一次到黄河街粮站了解案情时，我和黄洪涛的‘意外’重逢其实是我们俩提前设计好的。丁慧丽自杀后，黄洪涛的心理压力非常大，晚上睡觉总做噩梦，他想重新换一个工作环境，遂主动向上级领导提出申请，希望能调到其他粮站工作。但因为丁慧丽的事，其他粮站都不愿意接收黄洪涛。黄洪涛只好去求他父亲给他重新换一个工作，可是黄洪涛的父亲舍不得让黄洪涛放弃粮站的好工作，坚决不同意。黄洪涛为此十分苦恼，于是我替他出主意，让他在居民领粮时，用假粮票调包真粮票，以便引起公安局的注意，故意制造恐慌，最终让黄洪涛的父亲也误认为黄河街粮站不能再待下去了，这样黄洪涛想换工作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当然了，我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更多的是出于自己要杀死黄洪涛的目的。后来公安局接手案子之后出现的两张假粮票，都是我调包放进铁皮箱里的。至于那个能定格人死亡时间的挂钟，恐怕只有老钟能说清楚吧？”
我顺势把目光投向钟浩权，钟浩权面露尴尬，淡淡地说道：“有关那个德国挂钟能记录人死亡时间的事情，都是我的个人发挥。一来呢，你们讲的故事都那么精彩，我的故事总不能逊色太多吧。二来呢，当年在办这个案子时，老领导给我讲了很多他自己编的灵异事件，我今天借这个机会也给老领导讲一个我自己编的灵异事件，也算有来有往。您说对吧，老领导？”
钟浩权又把话题抛给了我，我知道又轮到自己讲述了。
“老钟刚才讲的那个假粮票的故事其实有一多半算是我讲的。老钟在故事里也提到了，后期是我一个人在办假粮票的案子，老钟得知的案情后续发展都是我告诉他的。老钟说得没错，我确实给他讲了不少我自己编造的灵异事件。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充分制造恐怖气氛，为黄洪涛最后的死做一个貌似合理的铺垫。”
“1977年以后，社会秩序逐渐恢复正常，想要不露马脚地杀人变得困难起来，我只能耐心地等待机会。1995年夏天，局里打掉了一个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没过多久，就有人为那个团伙的头目向我疏通关系。在这个过程中，我见到了团伙头目的儿子，也就是小高第一个爱情故事里的杰，他真正的名字叫顾闯。第一次见到顾闯我就惊呆了，他简直和邹家述太像了，不仅长得像，身材也几乎是一模一样。加上当时顾闯和邹家述死时的年纪差不多，让我一下子有了灵感，我知道搞掉曾启铭的机会来了。曾启铭这个人有一个弱点：特别迷信。我和顾闯做了一笔交易，让他假扮成邹家述的鬼魂出现在曾启铭的生活里，经过多次惊吓，最终将曾启铭吓死。”
“王进是最让我费脑筋的一个，他似乎很早就意识到了身边的危险，警惕性很高，甚至不惜断绝了和我们这些老同学的来往，想用与世隔绝的方式逃避惩罚。我始终无法找到合适的机会除掉他，一直等到2008年5月，离我退休的时间只剩下一年多，眼看着我就要失去一些便利条件，我不能再等下去了。恰巧在这时，一个机缘巧合，让我遇到了一个来局里自首的犯罪嫌疑人，他就是小高第二个爱情故事里的程栋。他杀了一家三口，犯的罪肯定会判死刑，我又和程栋做了一笔交易，给他一天时间让他完成一个心愿，然后再将其归案，条件是要帮我杀掉王进。我知道王进有晨起跑步的习惯，于是，经过一番简单的‘培训’后，程栋驾驶着一辆报废的大货车在王进居住的小区里将王进撞死。”
我用双手撑住桌面缓缓站了起来，钟浩权和小高、小杜见状也纷纷起身。
“情况大致就是这样，具体的细节等我跟你们回去后再详细说吧。”
我将双手握成拳头合拢到一起擎到小高和小杜的面前。小高和小杜对视一下，脸上都流露出为难的神情。
小高：“马老，不必了吧？”
我：“还是按规矩来吧。”
小杜在犹豫不决中从裤兜里慢慢掏出了手拷，看他仍然是举棋不定的样子，我只好主动伸手拿过手拷，慢慢戴在了自己的两个手腕上，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为自己戴手拷。
我用41年的时间杀了7个人，用34年的警察生涯办了1126个案子。曾经，我想用7条人命换回一份心灵的慰藉，我想用办案数量的不断叠加来昭显自己是正义的化身。可是，到头来发现，自己终究还是无法摆脱那份深深的负罪感。我时常会问自己，四十多年前的那一幕悲剧真的无法避免吗？如果一切可以重来，自己是否有勇气在那么残酷的现实面前和母亲相认。我始终都无法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或许，这本来就是一个无解的问题。
当我跟着钟浩权他们三个人即将走出茶庄时，又忍不住回身环顾了一遍茶庄里的陈设。我在心里向自己心爱的茶庄默默道别，也和自己那充满了纠结和困惑的人生默默说一句：“再见。”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