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老刑警姓姜,叫姜明泉,离异独居,儿子在北京读大学,今年六十岁,再过两个月,就退休了。他爱抽云烟,但云烟贵,常抽的是红塔山。爱酒,钟情于泸州老窖,有了好酒,就买点小菜,可以回家自己慢慢喝上两三个小时。

今天姜明泉和往常一样,六点半才离开警局。他推着自行车从后门口出去,刚要骑上去,就瞧见了在电线杆子下等着的我。

我拎了个塑料袋,里面有一瓶酒,一条烟,还有两个熟食。

“猪耳朵好下酒,还有点花生。”我说。

他看看我手里的东西,又拿眼瞅瞅我。

“你倒有心,是个做记者的料子。”然后他眉毛一竖,问:“不过,是哪个王八犊子告诉你这些事情的?这嘴还带不带把门的了?”

我忙解释:“我托了上海公安的朋友,找到他在福州市局的同学,再转托到南平市刑侦队的陈连发。”

“这老家伙。”姜明泉咕哝了一声。

“要不,咱们找个地方坐坐?”

姜明泉摇摇头,也不说答不答应,伸手去衣服里摸烟。

“我这儿有我这儿有。”我飞快把那一条烟拆了一包,递过去。

他接在手里,抽出一枝摸出火机点上,把烟揣进衣服口袋里,吞吐了一口云气,说:“别在这儿傻站着了,边走边说。”

“我就是想问问武夷山市精神病院的事情。”

“已经没有啦,1992年11月份,所有病人都并到了南平市精神病院去。从那时起,就再没有武夷山市精神病院了。”

1992年11月?当年的9月份南平市精神卫生中心刚刚对精神病院做过评估,两个月后,精神病院就不复存在了?

“是为什么会被并掉的,在那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吧。我了解到在1992年至少在精神病院里出过七……哦六宗自杀案呢。”我想起有一个人是在家里煤气中毒死的,不算死在医院里。

“六宗自杀案?”姜明泉嘿嘿笑了几声,说:“老陈的面子,我也不好完全驳了。当年精神病院的案子,就是我查的。说点给你听,也不是不可以。”

我心里一阵激动,等着他说下去,没想到他却沉默了许久,只顾抽烟。

这种时候我当然也没法催,只好等着他自己开口。

抽了半根烟,姜明泉忽地长长叹了口气,说:“我本来不想提这件事的,非但不想提,连回想都觉得……”他没把最后的词说出来,大约是觉得有点掉份。

然后他自嘲地笑笑,说:“这一行干得久了,总会碰到破不掉的案子。破不掉的案子碰得多了,总会有那么一两件,让人打心眼里觉得古怪。我干这行快四十年,算起来,当年查精神病院那一摊子事情,最让人心里发毛。”

说到这里,他往我脸上瞧了一眼,大约是看我眼睛发亮,一副洗耳恭听惊天大隐秘的模样,说:“你也别指望听见什么精彩故事,当年的事情说穿了一句话,有人自杀而已。”

我心里纳闷,问:“就是有人自杀?您开玩笑了吧,光是几个人自杀,能让您这个老刑警心里发毛?”

“嘿,当年我可还没这么老。再说,有人自杀,那得看是多少人自杀了。”

“啊,多少人?”我立刻意识到,当年死在精神病院里的人,必然不止六七个。

“多少人啊,嘿嘿。”姜明泉只是使劲吸着烟,并不答话,似是在回想往事,又似在掉我的胃口。如果是后者,那他很成功,我心里就像有十七八只爪子在挠一样,盼着他下一秒钟就说出答案。但另一方面,又有些畏惧,仿佛当年发生过的那些可怖事件,在姜明泉还没说出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发散恐惧的气息了。

我和他默默走着,拐过街角的时候,他已经把烟抽完,将烟头扔在一棵行道树下。我以为他终于要开口,却不料他又点上了一枝。

有本事你把我送你的一条烟都抽完也不开口,我在心里想。

然后他开口了。

“这精神病院啊,文革的时候就有了。那一阵子,被逼疯的人不少啊,我二舅就是被送在里面,也是自杀死的。这不稀奇,精神病院嘛,当然自杀率高啰。到了八几年的时候,隔一两年,那儿就会有病人自杀,最高的一年,八九还是九零年,一年里自杀了两个病人。这还是死成的,没死成被抢救回来的,那就多了。这都正常,精神病院都这样。”

他说到这里,停下来走进路边的熟食店,又买了一份猪肚子。

“九一年的时候,精神病院的老院长退休了,调了个年轻的新院长过去,三十多岁,叫金斌。这个人啊,是我们武夷山市本地人,大学考出去以后,毕业就在福州当精神科医生,被市卫生局当人材引进回来了。我们武夷山市虽然小,但是能当精神病院院长,管着几十号人,还是很不错的待遇。他过来以后,有一些新的措施,其中一条,就是让医护人员,得走近病人,努力听听病人的那些个疯言疯语,不要不耐烦,说是这样有利于治疗。他还发明了个称呼,叫什么体验式疗法,嘿,合着他是拿一整个医院来做他的医学实验来了。九一年精神病院没死人,九二年就不对了,头七个月里死了四个,两个是病人,还有一个医生一个护士。”

“这我知道。”我说:“南平市精神卫生中心还专门派人来评估过医院工作人员的精神状态是吧。”

“你知道的倒不少。那种评估能有什么结果,吃顿饭喝顿酒,还不是一切正常。那两个评估的人也没落好,后来背了处份。哎扯远了,那个金院长啊,胆子不小,或者说他是在改革创新之路上越走越远,刚刚通过了评估,马上搞了个开放参观。”

我立刻想到了那张印着一双眼睛的宣传单。

“他们印发了宣传单,请市民来参观精神病院,你说这不是发神经吗,疯子有什么好看的。他们单独搞了个参观病区,里面是一些,嘿……”姜明泉顿了顿,像是在斟酌用词:“说是些病情比较轻,没有攻击性的病人,参观者可以在医护人员的陪同引导下,和他们近距离接触。幸好啊,幸好去的人少,他们从当年的十月一日国庆节开始开放,到十一月九日,一共就只有十七名参观者。”

“幸好是什么意思,这些参观的人出了什么事情?”我心里隐约已经有了答案,但还是情不自禁地问了出来。

姜明泉却没有直接回答:“我们局里,是从十一月五日介入的。我们这座小城,别看平均收入不高,但大家各有各的活法,日子都过得挺瓷实的,不提精神病院,几年都见不着一个自杀的。每次要是出了件自杀案,嘿,那背后准有什么小道消息,传得满城飞啊,得念叨好久呢。所以,那年十月份一下子出了这么多的自杀案,谁都觉得不正常啊。本来那么明确的自杀案件,我们是不会查的,但这么密集,也太妖蛾子了。案子是派给我的,我就一家一家的摸情况,起先压根儿就没往这上面想,问的都是收入啊感情啊,一般自杀不都是因为这个吗。但大多数自杀的,都没这种问题。然后再想起来问自杀前去过什么地方,这一问啊,嘿,武夷山市精神病院!”

这是个已经被我猜到的答案,但此刻后脊梁还是刷地掠过一片阴寒。

“每个自杀的人都去过,有的是前一天去的,有的是当天去的。都是这样,也就是说,只要参观过,要么当天要么第二天,都自杀了。而且那个绝决哟,有三个被救过来了,你猜怎么着,接着死!我就没见过这样的,一般的来说,自杀的人死过一次,被救醒了,尝过那种滋味,都不会想着要再去死。等我确认事情和精神病院有关系,已经到了九号,又死了两个。”

“你是说,所有参观过精神病院的人,都自杀了?”

“差不多吧,当年还剩下一个,不过现在嘛,一个都不剩啦。”

他说的,当然就是杨展。

“这么说,这一系列的自杀案,和那个金院长有关系啰。”

我这么问,想来姜明泉应该毫不犹豫地点头称是,没想到他迟疑了一下,才说:“应该是和他有关系,但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些参观的人好端端为什么一个接一个的自杀,还是说不清楚啊。”

我奇怪了,问:“可你们难道没有审那个金院长吗?”

“审?那些人是明明白白自杀的,没有人把他们推下楼也没人按着他们的脖子往刀上撞,我们凭什么就把姓金的抓起来审?当时我第一步,先让他们把参观停了,打算接着再多了解了解情况。谁想,十一月十日,金斌也自杀了。”

“啊!”

“非但是金斌,整个负责操办参观活动、管理特殊病区的医生护士,其它病区的医生护士,甚至门诊挂号的,一整个医院的员工,共二十六人,全都在第二天自杀。”

姜明泉说着直摇头:“你能想得到吗,能想得到吗,当时我都傻啦,所有听到的人都吓傻啦。一整个医院,全都空了,全都死了!跳楼的跳楼,淹水的淹水,割腕的割腕,上吊的上吊,哈,把自己吊在窗户外面的就有三个,我到的时候,就看见三具尸体在墙外面摇摇晃晃,走进去,没几步就是一具,没几步就是一具呀。”

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完全被震慑了,毛骨耸然。想像当年笼罩着武夷山市精神病院的气氛,真是恐怖诡异到了极点,两个病人两个医护的自杀才刚刚是个开始,再是十六个在医院短暂停留的参观者回家后迅速自杀,最后包括院长在内的二十六个医生护士于同一天自杀。想想那些尸体被发现时的情形,各有自法不同,却全都是自杀,一精神病院的尸体。而所有的自杀,都是突兀的,找不出任何理由。

就和杨展及阳传良的自杀一样,毫无理由,毫无端倪。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仿佛受了集体催眠一样。

姜明泉长吁了口气,看得出来,直到今天,这件百思不得其解的奇案还压在他的心头。

“这二十六个人一死,线索就断了,但上面反而更加催逼我要找出原因。到了那个时候,要说这一堆自杀案没有一根线连着,谁也不相信啊。那几天真是一片混乱,所有医护人员都死了,病人怎么办啊,从其它地方再调人也不行,调几个人根本撑不起这个医院,也不敢撑这个医院,最后南平市卫生局拍板,紧急把病人都转移到了南平市精神卫生中心去,算是合并了。在那之后,就再也没有武夷山市精神病院啦。这事情安定了,我们再和市卫生局联合起来,想找出这一连串自杀的真相。”

“看来是没找出来了。”我说。

“也不能这么说。”

我倒吃了一惊,我还以为这件事情到现在,都依然是个不解之谜呢。

“当时最后我们是有一个结论的。但是这个结论呢,不太可信,至少我是不相信的,没有那么简单啊。”

我等着姜明泉说下去,没想到他却不说了,我只好问:“那当时的调查结论是什么呢?”

“不能说。当年我们和卫生局有约定,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调查内容不对外公布。如果不是老陈的关系,我连刚才那些都不会讲。不过想想,那些事情你自己花点力气去查也能查到,就帮你省点工夫了。要是再说,嘿,就不地道了,不能再往下说啦。”

我愕然。

“这事情你又不能写在报纸上,要知道的这么清楚干什么呢。再说了,那个调查结论,我都觉得荒唐,觉得不靠谱,知不知道一个样。”

“这话不能这么说呀,您看您都把我吊到这儿了,现在这不上不下的。”

“反正我是不能往下说了,答应过的事情,不能当放屁。卫生局啊,也觉着要是宣扬了出去,太不是个事儿。但你要是真熬不住那份好奇……”

“哎您就说吧。”

“我是不能说的,话不能从我嘴里出去,这是我的原则。你不是记者吗,你不是挺能寻根挖底的吗,你自己采访去呀。”

我苦笑:“你自己先前也说了,最后一个都死了,我去采访谁呀。”

“那当年我们不是一样,我们怎么查的呀?好吧给你提个醒,精神病院里的医生护士是都死光了,不过呢,在精神病院里,除了病人和医生护士,还是有其它人的。行了,就到这儿吧。”

说着,他跨上车,扬长而去。

“哎,给您的烟酒还有猪耳朵!”我喊。

他拍拍衣服口袋:“一包烟,紧够了。”

我拎着本打算给他的东西,看着他迅速远去的背影,原来他一开始就没准备要我的东西,所以才给自己另买了猪肚子呢。告诉我这些事情,拿一包烟,这还真是个有意思的人。

这个挺有意思的人,说的事情可和有意思差了十万八千里。当年武夷山市精神病院一共死了多少人呐,四个加十六个加二十六个,一共四十六个自杀者。

如果再加上杨展,就是四十七个人。

这一刻,我忽然一闪念。人的闪念常常是毫无逻辑毫无理由的,所以我不是在想这四十七人为什么自杀,也不是在想一所医院里除了病人和医护人员还会有谁,而是想到了阳传良写在小本子一角的那两行字。如果历史是不确定的,如果历史是在不断变化的,难道说,曾经自杀的人,未必是四十七个,可能是四十八个,也可能是二十八个吗?

荒谬。我在心里说。

"六,紫色的梦境

我在武夷山市找了家经济型酒店住了一晚。我仿佛想了一整晚,又或者是在梦里想,一个精神病院,除了医生护士和病人,还会有谁呢。

还会有谁呢?我刷牙漱口的时候继续想。想不出。

没人了呀,医院里可不就这么两种人——医生,病人。更何况精神病院是个封闭的空间,也没别人会往那里跑。

家属?我早就想过,也早就排除了。精神病院不像其它医院的住院部,探病的家属少,偶尔有来看看的,也呆不了多久就走,不可能知道内幕。

九点刚过,门铃就响了,是客房服务,来收拾房间的。我开门让他们进来,我还没想好要不要续住,因为我还没破解姜明泉的谜题。

酒店小,服务生态度倒还不错,手脚也麻利,只是越做越心慌,最后小姑娘还打碎了个杯子,手忙脚乱地收拾好退出去,临出门狠狠瞪了我一眼。

这不怪她,哪个女服务生被客人直愣愣盯几分钟,都受不了。

服务生把门关好,我一拍大腿,猜出来了!

就是服务生啊。或者说,是服务人员,比如看门的呀打扫的呀做饭的呀,这些工作,不可能由医护人员兼任。而这些人员,长时间在精神病院里,要说没自杀的人里有谁了解内情,就只有他们了。

我出门打了辆车,还是去赵村路。因为据我的经验,像这种远离城区的机构,多半会就近找服务人员。

也许这座城市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淡忘了十多年前,在城郊有这么一座精神病院。毕竟当年的连续自杀案件,为免造成恐慌,被有关部门强力弹压下来,知道的人局限在一个小圈子里。可是武夷山市精神病院所在的赵村,却没有人会忘记曾在这所医院里发生过的恐怖事件,村里的许多人,甚至在那一天亲眼目睹了吊死在窗户外的三个白大褂,也都看着警察是怎么从楼里抬出一具具尸体的,那一天的尸体啊,仿佛永远都抬不完。

所以我很容易地就验证了我的想法,精神病院的看门人、清洁工和厨师,的确是外请的,而且请的就是村子里的人,还就是一家人。老公当大厨,老婆搞清洁,老头子看门。

赵村人当然都姓赵,我依着指点,顺着赵村路往里走,走过空无一人的精神病院,再往里,有一圈农家小楼,从两层到四层楼不等。这一家是幢三层的房子,中等富裕程度。

差不多每家每户都养猪,猪圈就在楼前。我掩着鼻子走过去,院门开着,房子的正门也开着,正对着个大客厅。

我一眼望进去没瞧见人,敲了敲门,无人应。然后我才发现有个门铃,按下去,一串铃儿响叮当的乐曲响起,只是音色单调音量过大,听起来有些刺耳。

还是没有动静,但就这样闯进去,明显不妥。我站在门槛前,半个身子探进去,想把里面看看清楚,然后听见楼梯上有人的脚步声,连忙规矩站好。

一个干干瘦瘦的老头子走下来,神色抑郁,语气不善。

“你找谁?”

“这儿是赵权富家里吗?”

“你是谁?”

“你好,我是上海《晨星报》的记者,我想……”我话才说了一半,老头就飞快地把门关上了。

我愣在那儿,想不通这老头为什么对我这样抵触,连我的来意都不听,就把门关了。我搓了搓手,又轻轻敲敲门。

“走,没啥好问的,不接受采访。”老头的声音隔着扇门依然火爆,如果门开着,肯定得把唾沫星子吹到我脸上。

要不还是先走访一下赵权富的左邻右里,问问赵家如今是什么情况,为什么这么抵触记者。

主意打定,我返身往邻家的楼房走去,再次掩鼻走过猪圈的时候,和一个胖胖的中年妇女擦肩而过。她的目光在我脸上逗留了一会儿,而我似也觉得她有些面熟。又走了几步,我省起这条路是只通向赵权富家楼前的,回头一看,她果然停在了门口,正掏钥匙呢。

我连忙快步回去,招呼她说:“等等,请问这是赵权富家吧。”

她回头,又一次很仔细地打量我,脸上露出奇怪的表情,让我把后面的话咔到了嗓子口说不出来。

怎么是一副心虚的表情,还有些畏惧?

“您,您是?”

她用了“您”这个字,她肯定很少用这样正式的敬称,以至于听起来十分别扭,造作得很。

不知道她为何这般情态,我把怀疑揣在心里,回答道:“我是上海《晨星报》的记者,我叫那多。”

还没等我往下说,她就惊呼了一声:“啊,您,您是记者?”

这时候老头听见动静,来开了门,见到我还在,把眼一瞪,似是要赶我。不想女人却堆起一脸的笑,把我往里面迎。

“哎,您进来坐,进来坐。这真是,这真是,太对不起了。哎哟,您还是记者啊。这真是……”

我心里越来越纳闷,至于这么手足无措吗,像是做过什么对不起我的事似的。

“您稍坐,我给您倒茶去。”

老头子碰了碰女人,压低声音说:“他是记者啊。”

“爸!”女人白了她爸一眼,老头还是没明白怎么回事,叹了口气,说那我去倒茶吧。

女人走回来,却不坐下,站在我面前期期艾艾的,半天支唔出一句:“您没被烧着吧,看起来没事哦,那真是万幸啊,万幸。”

我听了这话,又仔细瞧这女人的脸和身型,忽然醒起,先前在警局时,见过她一眼。但她那时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脸看上去和现在有些不同。她就是那两个被铐走少年其中一个的母亲,好像那个高大些的孩子是她的儿子。怪不得见到我这么心虚呢,她是把我认出来了,以为我兴师问罪来了。

一瞬间,我有些明白了事情的源头。这一家当年经历了精神病院的巨变,那几十宗无法解释的自杀案,很难不有些怪力乱神的想法,肯定视其为禁地,严禁自家儿子上那里去玩。但男孩子嘛,家长越是禁止,冒险的兴致就越是浓厚,反而往禁地跑得更起劲。最后出了这么档子事情,也与此不无关系吧。

这些念头在我心里一转而过,表面上不露声色,说:“倒是没有什么严重的烧伤,但是差一点啊。一念之差,我要是从窗户跳下来逃跑,至少是个骨折,现在就是在医院里啦。哎哟,你们家这孩子,年纪这么小,怎么这心思……他这是要烧死我灭口啊。”

老头端了茶杯正走过来,听见我这么说,手一抖杯子掉在地上砸得粉碎,滚水四溅。他这才明白,我这个记者,不是来采访他孙子纵火烧人的记者,而是被他孙子纵火烧人的记者,是苦主啊。

老头儿三两步走到我面前,扑通就给我跪下了,老泪纵横。

“咱娃儿对不起你啊,我给你跪下了,他年纪还小,你给他一条路吧,让他好好改造。”

我连忙站起来,还没等我去扶他,旁边的孩子妈也跪下了。

原本呢,我这个受害人的想法和要求,对他们家孙子受怎样程度的处理,是有挺大关系的。他们两个这通跪,一来是心里歉疚,二来也是希望能大事化小,我不要多作追究。

他们是把我当成上门兴师问罪的了,可其实我是才知道,这么巧居然两件事碰上了。那两个小孩虽然心思歹毒,但毕竟年纪还小着,今后的路还长,压根就没想着要追究。在警局里我就对警方说了,我不恨这两个小孩子,所以该怎么处理依法办,包括赔偿什么的,我都没有要求。

但现在这样,倒正好方便我问当年精神病院的事情。他们欠着我的,还能不问一句答一句?

我把两个人扶起来,好声安慰,说自己并不是来要说法的,孩子小着呢,谁心里能不有点私心杂念啊。

两个人心里稍定,老头把地上的碎杯子收拾了,急着去重新泡一杯茶。孩子妈屁股沾了一半椅子,小心翼翼地坐着,满口地颂我宽宏大量,大城市出来眼界宽,等确认了我来自上海之后,又说上海好,上海货好,上海人好。老天,我多少年在外面没听人夸过上海人好了……

她是在等我开口呢。我这苦主上门,口口声声不计较她们娃儿干的歹毒事情,不就是为了求点什么来的吗,否则我来干嘛?她不能先提啊,先提就弱了,被我狮子大开口,怎生受得起,所以在这儿先用好言好语来堵我的嘴呢。

我笑笑,我却不是为了这种事情来的,有什么开不了口。

“其实,我今天来,是为了另一件事情。”

“啊?”妇人松了口气,却又有些诧异。

“一九九二年,精神病院关掉之前,你是不是在里面搞清洁卫生?”

“是啊,你……你要问的是这精神病院的事?”她又换了一种不安的神情。这种不安不是因为心里藏着什么怕被发现的秘密,而是对某种恐怖事物的畏惧。

老头把茶端到我面前,她用略低的声音说:“爸,记者……是来问医院的事儿的。”

老头原本脸上堆着笑,一下子僵住了。

“那个鬼地方?太邪了,那可真是个鬼地方啊。”他喃喃道。

“我知道,十几年前,那儿死了四十多个人,都是自杀的。你们一家人,当时都在里面工作吧。”

“是啊,我,我男人,还有爸,都在里面做活。”女人说:“那个时候都想,一医院的人都死光了,我们能活下来,真真是运气。没想到落到我儿子头上,他肯定是中了邪呀,否则怎能干得出这种事情。”

“是挺邪的,”我顺着她的话说:“你们当时在医院里面,应该对那些医生护士和病人,比较熟悉了解的吧。”

“我是没有多少接触,我就是看个门。我儿子也是,只管烧菜做饭。倒是娟子,打扫卫生要楼上楼下的跑,和那些人总得有些来往。”老头说。

娟子——我这么称呼她就有点奇怪了,但估且这么指代吧,她点头说:“两幢楼呢,还有那么大的院子,我一个人哪里顾得过来,几个护士轮着班和我搭,这才能勉强把活干完。有的时候,一时就不着人手,我也得上去搭把手按住些个发狂的病人,让护士好给他打针。我其实差不多就能算半个编外护士呢。日子长了,对医院的情况啊,也知道一些。”

我心里说了一声果然,当年姜明泉和卫生局的合作调查组,肯定就是在她这里打开缺口的。按理我只要问她,当年警察都问了她些什么,她又是怎样回答的就行。但我又担心警方是否向她下过“封口令”,我这一提醒,她万一反倒不说了,岂不糟糕。反正既然姜明泉能问出究竟来,我一样也行。当了这么多年记者,采访过形形色色的人,这点信心总是有的。

“我们报社呢,要做一期特刊,回顾二十年来,中国发生过的最最不可思异的谜团。”我瞎话张口就来,欺负面前的两人不熟悉国家的新闻出版政策。《晨星报》尽管不算个大报,但也绝不可能做这种哗众取宠,甚至有点怪力怪神的专题报道。

老头和娟子在我说话的时候,都很认真地听着,边听边点头。

“来之前呢,我已经做过些调查了。从1992年国庆节开始,精神病院搞了一个开放参观活动,前来参观的人几乎都自杀了。之后在11月10日,包括金院长在内,二十多个医护人员,同日自杀在医院里。我想,那些自杀的参观者,你们应该是不熟悉的,但是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平时总有些交往,能不能说说,在自杀前他们有什么特异的表现?”

老头咳嗽了一声,说:“警察吧都说他们是自杀死的,我这心里头,总觉着渗得慌。哪有扎堆这么自杀的,你是没看见,那天医院里那些死人的模样啊,飘飘荡荡就挂在楼外面了。最先发现的赵大麻子家的闺女,愣是吓尿了裤子,在床上歇了半个多月才好哩。邻村的王大仙来看过,说有不干净的东西,但是他道行浅,驱不走。”

娟子赶紧推推他,不好意思地冲我笑笑:“我爸年纪大了,总爱信那些个啥,这您可不用往报上写。”

“当然当然,我知道的。”

“金院长他们自杀的前一天,有好几个警察来了医院,然后院长就通知我们,这两天不用来医院上班了。没想到,转眼第二天他们就都死了。要说有什么不正常的表现,嗯,说有也有,说没有也没有。”娟子说。

“这怎么讲?”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