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是一个住得离我很近的女人。非常漂亮。我对她一见钟情……我是在大街上看见她的。过了很长时间，我才鼓起勇气向她表白。我跟踪过她……有时候偷偷看她，当然她还蒙在鼓里。我会站在她家房子外面看着，希望她能出现在窗前。”他说着笑起来。
听了这个故事，我开始感到很不自在。我把酒喝完，看了看表，希望他能看见我的暗示，可是他没有。
“有一天，”他说，“我想跟她搭讪两句，可是她爱答不理的。我试了好几次……但是她要我别再烦她。”
我心想，这不能怪她。我刚想找个借口告辞，尤里又接着往下说了。
“这实在让人难以接受，”他说，“我觉得我们是天生的一对。她伤了我的心，我非常生她的气，气得要发疯了。”
“后来呢？”我不由自主地问。
“没什么。”
“没什么？你还是跟你妻子在一起生活？”
尤里摇摇头：“没有。我跟她的缘分到头了。不过在追求这个女人失败后，我才承认我们的缘分到头了……才面对我们之间的真实状况。你知道，有时候，要做到诚实需要勇气，而且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我明白。你认为艾丽西亚还不准备正视她自己婚姻的真相？是这个意思吗？你很可能是对的。”
尤里耸了耸肩：“现在我和一个很好的姑娘订了婚。她是匈牙利人，在一家温泉工作，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我们彼此很相配。我们在一起很开心。”
我点点头，再次看了看表，然后拿起外套说：“我真的要走了，不然接妻子的时间就晚了。”
“好的，没问题……你的妻子，她叫什么名字？”
出于某种原因，我不想告诉他，不想让他了解她的任何情况。不过这样是愚蠢的。“凯瑟琳，”我说，“她叫凯瑟琳……不过我喊她凯西。”
尤里对我莫名其妙地笑了笑。
“我给你提个建议，”他说，“回家去，回到你妻子身边去。回到凯西身边去，她是爱你的……别管艾丽西亚了。”
10
我到南岸的国家大剧院小餐厅找凯西。演员们排练之后往往会去那儿聚一聚。她和两个女演员坐在餐厅靠后的地方，谈得非常投机。我走过去，她们都抬起头看着我。
“你耳朵发烧了吗，亲爱的？”凯西说着亲了我一下。
“应该发烧吗？”
“我正和姑娘们谈论你呢。”
“啊，那我是不是最好回避一下啊？”
“别犯傻了。坐下吧——你来得正好。我正要跟她们讲我们是怎么邂逅的呢。”
我坐下后，凯西继续往下说。这是一段她非常喜欢说的情节。她说话的时候偶尔也看着我笑笑，好像我是她们一伙的——不过这只是个敷衍的姿态，因为她讲的故事是她的，不是我的。
“他出现的时候，我正好坐在吧台上。我已经放弃了任何找到他的希望——这时我梦中的情人，他突然走进来。迟到总比不到好嘛。你们知道吧，我曾经想一到二十五岁就结婚，到三十岁我就会有两个孩子，养一只小狗，还要借一大笔房贷。可是你们看看我，都过了三十三岁啦，没有一样是按计划实现的。”说到这里，她咧着嘴笑起来，还冲着姑娘们眨眨眼睛。
“总而言之，我正和那个叫丹尼尔的澳大利亚人交往。可是他却不愿意马上结婚生孩子，我知道我是在浪费时间。有一天晚上我们约会，事情就突然发生了——命中注定的那个人走进了我的生命……”凯西看着我笑起来，眼珠不断转动，“还带着他的女朋友。”
为了博得听众同情，她在讲述这一段的时候，需要特别用心。事实上，凯西与我交往时，我们都在与其他异性交往。建立恋爱关系，最忌脚踩两只船，因为这样的开始不是什么诱人或吉祥的兆头，尤其是介绍我们相互认识的是我们自己当时的伴侣。他们相互认识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是具体细节我早就忘记了——也许玛丽安娜曾与丹尼尔的室友谈过恋爱，或者丹尼尔的室友追求过她。他们是怎么介绍我们相互认识的，我也记不清了，可是我记得第一次看见凯西时，我好像触了电似的。我记得她那飘逸的深色长发，那双摄人心魄的绿眼睛，还有那张嘴巴——她漂亮至极，气质高雅，宛若天仙。
说到这儿，凯西略作停顿，脸上露出微笑，抓住我的手说：“西奥，还记得我们的交谈是怎么开始的吗？你说你正在接受培训，将来要成为一名心理医生。我说我这个人有点疯狂——所以这是一桩由天公作成的好事。”
这话惹得姑娘们哈哈大笑。凯西也跟着笑起来，并且一本正经、急不可耐地看着我，搜寻我的目光。“不，可是……亲爱的……正儿八经的，这叫一见钟情，对不对？”
这是在给我暗示。我点点头，亲了一下她的面颊：“真的是一见钟情。真正的爱情。”
她的朋友们投来赞许的目光。不过我并不是逢场作戏。她说得对，真的是一见钟情——呃，反正是情欲呗。即使我那天晚上和玛丽安娜在一起，也情不自禁地瞟向凯西。我从一段距离之外看着她与丹尼尔有说有笑——后来看见她的嘴唇在动，说了一声“去你妈的”。
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执。看来很激烈。丹尼尔转过身，随即扬长而去。
“你一直闷声不响的，”玛丽安娜说，“是怎么回事儿啊？”
“没事儿。”
“那我们回家吧。我累了。”
“不着急。”我说，其实我没有认真地听她在说什么，“我们再喝点儿吧。”
“我想走了。”
“那你走吧。”
玛丽安娜恨恨地瞪了我一眼，抓起外套，径直走了出去。我知道第二天少不了一场大吵大闹，但是我不在乎。我朝吧台那边的凯西走去。
“丹尼尔还回来吗？”我问道。
“不回来了，”凯西答道，“玛丽安娜呢？”
我摇摇头：“不回来啦。你想不想再喝一杯？”
“好的，再来一杯。”
于是我们又要了两杯，站在吧台边上交谈起来。我记得我们谈到了我的心理治疗培训。凯西也把她在戏剧学校的那些事情告诉了我——她在那里待的时间不长，第一年年底就和一个经纪人签了合约，此后就一直在进行专业演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认为她也许是个很好的女演员。
“我这个人不是学习的料子，”她说，“我想从那里跳出来，做点实际事情——你知道吧？”
“跳出来做点什么呢？演出？”
“不。生活。”凯西歪着脑袋，用黑色睫毛下那双祖母绿的眼睛调皮地看着我，“你呢，西奥？你怎么有这么大的耐心去做——我的意思是，去学习呢？”
“也许我不想从那个地方出来‘生活’。也许我是一个胆小鬼。”
“不。你要是胆小鬼，早就跟女朋友一起回家了。”
凯西笑起来。这挑逗的笑声使我怦然心动。我真想把她揽过来，纵情地吻她。我还从来不曾有过这样强烈的欲望；我想把她揽入怀中，感受她的嘴唇以及她在与我亲密接触时的体热。
“对不起，”她说，“我不该这么说。我这个人总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我跟你说过，我这个人有点疯狂。”
凯西经常这样说，说她自己肯定有点不正常——“我没什么理智”“我有点疯狂”“我有精神病”——可我从来就不信。她动辄哈哈大笑，而且经常如此，所以我根本就不相信她经历过我那样的黑暗时期。她浑身洋溢着发自内心的轻松——她特别热爱生活，生活中充满情趣。尽管她说自己癫狂，但我觉得她是我遇到的跟癫狂最不沾边的人。和她在一起，我觉得自己更清醒。
凯西是美国人，在曼哈顿上西区长大。她母亲是英国人，所以她有双重国籍。可是凯西身上似乎没有英国人的气质。她完全不像英国人——不仅说话不像，而且对世界的看法以及待人处事的方法也不像。像她这样信心十足、充满活力的人，我以前还从来没有见过。
我们离开酒吧，叫了辆出租车，直接开到我的公寓。由于车程很短，途中我们没有说话。到了公寓后，她把唇轻轻贴在我的嘴上。我肆无忌惮地把她拽过来，一边摸前门的钥匙，一边与她热吻。刚进门，我们就迫不及待地脱衣服，并磕磕碰碰地进入卧室，倒在床上。
我度过了有生以来最纵情、最销魂的夜晚。那几个小时，我们做了一整晚，直到天明。我记得到处都是白色：窗帘边沿阳光的白色，墙壁的白色，床单的白色，她眼睛里的白色，牙齿的白色，皮肤的白色。我第一次知道皮肤竟能如此光洁，如此透明：白得像象牙，皮肤下血管的蓝色依稀可见，就像白色大理石上的蓝色条纹。她俨然一尊雕像，一个在我手中复活的希腊女神。
凯西和我搂抱着躺在床上。她和我脸对着脸。她的眼睛离我太近，根本无法聚焦。我看见的是一片朦胧的绿色海洋。“嗯？”她说。
“嗯什么？”
“玛丽安娜怎么样？”
“玛丽安娜？”
她脸上掠过一丝笑意：“你的女朋友。”
“哦，是的，是的。”我迟疑起来，不知如何作答，“我对她不怎么了解。丹尼尔呢？”
凯西眼珠一转：“少来，我早把他忘了。”
“真的忘了？”
她回敬了我一个吻。
临走前，凯西洗了个淋浴。趁她洗澡，我给玛丽安娜打了个电话。我打算约她见一次面，当面跟她谈谈。她显得很不耐烦，非要我在电话里把话说清楚。她没想到我会提出分手。可是我把话说出来了，而且说得心平气和。她哭起来，情绪激动，大发脾气。我只好把电话挂断。很残酷，是的——而且很不厚道。打这样的电话，我并不引以为荣。不过当时似乎也只能这样。我至今都不知道当时还能怎么做。
我与凯西的第一次正式约会是在皇家植物园。这是她提出来的。我说我还从来没有去过那里，她感到很惊讶。“你不是开玩笑吧？”她说，“你从来都没有去过那里的温室？那间大温室里有各种热带兰花。他们维持着里面的温度，热得就像蒸笼。我在戏剧学校的时候，经常到那儿去，因为里面很暖和。你下班后我们就去那里见面怎么样？”接着她又犹豫起来，突然没有了主见。“你到那里是不是太远了？”
“亲爱的，只要是为了你，比植物园更远的地方我都会去的。”我回答说。
“傻样儿。”她说着亲了我一下。
我到那儿的时候，凯西已在入口处等我了。她穿了一件很大的外套，还围着围巾，像个激动的孩子一样向我招手。“来，来呀，”她喊道，“跟我来。”
她领我踩着冻结的烂泥地，来到一间储存着许多热带植物的硕大玻璃温室前。她推开门，快速进到里面。我跟在她后面，只觉一股热浪扑面袭来。我对突然上升的温度感到惊讶，随即扯下脖子上的围巾，脱下外套。凯西脸上露出了笑容。
“明白了吧？我跟你说过，就像洗桑拿。是不是很酷？”
我们把外套搭在胳膊上，手拉着手沿小径款款而行，观赏着沿途的奇花异草。
因为有她的陪伴，我产生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幸福感。就像一扇神秘的大门被打开，凯西站在门口向我招手，带我跨过门槛，进入一个魔幻世界，温暖、光明、五彩缤纷，成千上万的兰花在这个世界盛开，蓝色、红色、黄色，恍若辉煌绚丽的彩纸。
我感到周身上下暖融融的，就像一只长期冬眠的乌龟爬到太阳底下，龟壳的边缘开始发软，接着眨眨眼睛醒了过来。唤醒我的是凯西——是她邀请我走进了生活。我用双手紧紧地抓住了它。
我记得自己当时就在想，原来如此，这就是爱情。
我意识到这毫无疑问就是爱情。我清楚地知道，自己从来未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以前的浪漫邂逅时间短暂，没有让我满意的地方。那时我还是个学生。在鼓足勇气，喝了不少酒的情况下，才把我的第一次给了一个叫梅雷迪思的加拿大社会学学生。她戴着硬邦邦的钢丝牙套，接吻时弄得我嘴唇很不舒服。此后又出现了一系列不愉快的事情。我似乎从未找到自己渴求的那种特殊关系。我觉得自己的伤痛颇深，不可能与任何人建立密切的关系。可是现在，每当听见凯西那富有感染力的咯咯笑声，我就激动得热血沸腾。她的青春活力，无拘无束和欢快的性格，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我。我赞同她提出的每一项建议和每一个奇思妙想。我觉得自己已然判若两人。我喜欢现在这个脱胎换骨的人。正是由于凯西的鼓励，我才成为一个新的人，一个无畏的男人。我们一有时间就做爱。我沉浸在情欲之中，强烈地渴求她。我需要不断地亲近她，只恨自己不能离她更近一些。
那年12月，凯西搬进我在肯特郡的单间公寓。那是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有窗户，但看不见风景。我们准备过圣诞节。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一起过圣诞节，所以决心把它搞得像模像样的。我们在地铁站附近的商店买到一棵圣诞树，挂上了许多从市场上买来的装饰和彩灯。
那棵圣诞树的松针和松木的清香，那些燃烧的蜡烛，我至今记忆犹新。我记得凯西看着我，眼睛晶莹闪亮，就像圣诞树上的小灯。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你愿意嫁给我吗？”
凯西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什么？”
“我爱你，凯西。你愿意嫁给我吗？”
凯西笑起来，接着给了一个让我惊喜的回答：“愿意。”
第二天我们一起外出，她挑选了一枚戒指。这时，我才醒悟过来：我们订婚了。
奇怪的是，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父母。我想把凯西引见给他们。我想让他们看看我是多么幸福：我终于脱离了苦海；我获得了自由。于是我们就登上了去萨里的火车。事后回想起来，去萨里是个很糟糕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场灾难。我父亲跟我打招呼时，带着教科书般的不善：“你的脸色很难看，西奥。你瘦得像个鬼，头发太短，就像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
“多谢老爸。见到你我也很高兴。”
我母亲似乎比往常更低调、更安静，也显得更矮小，好像现场根本就没有她的存在。父亲显得有点霸道，极不友好，一直瞪着眼睛，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他那双冷酷的黑眼睛一直盯着凯西。那顿午饭吃得很不舒服。看来他们不喜欢她，也没有特别对我们的结合表示高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对此感到惊讶。
午饭刚吃完，父亲就一头钻进了书房，再也没有出来。母亲跟我们告别时，久久地抱着我，抱得很紧，似乎站都站不稳。我的内心痛苦极了。凯西和我离开那幢房子后，我的心并没有完全离开，我有所察觉，但将它甩在后头——留下来的是那个永远被困在那里的孩子。我的内心十分惆怅，感到无望，泪水盈眶。可是凯西像往常一样给了我一个惊喜。她双手搂住我，搂得很紧。“现在我明白了，”她轻轻地对着我的耳朵说，“我完全明白了。现在我更爱你了。”
她没有进一步解释，也没有这个必要。
4月，我们到离休斯敦广场不远的一家小结婚登记处登记结了婚。没有邀请父母，也没有上帝。由于凯西的坚持，也没有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不过在婚庆仪式上，我偷偷地做了个祈祷。我默默感谢上帝给了我这个出乎意料、不配得到的幸福。现在我看得很清楚，我知道上帝有更伟大的目标。我在儿童时期，感到孤苦伶仃，非常恐惧，可是上帝没有抛弃我——他像魔术师那样，一直把凯西藏着，等待时机一到，就把她给了我。
我们在一起的每时每刻，我都心怀敬畏与感恩之心。我意识到自己非常幸运，幸运得不可思议，竟然得到了这样的爱，真是千载难逢。其他人就没有我这么幸运。我的大多数病人就没有人爱。艾丽西亚·贝伦森就没有。
很难想象出还有哪两个女人比凯西或艾丽西亚更为迥然不同的。凯西使我想到的是光明、温暖、色彩和欢笑，而艾丽西亚使我想到的只是深渊、黑暗和悲伤。
当然还有沉默。
[1]塞壬（Siren）：希腊神话中的海妖，人面鸟身，以其优美的歌声诱惑航海者，使船只触礁。——译注（若无特殊说明，本书注释均为译注）
第二部分 PAPT TWO
未得到表达的情感是永远不会消亡的。它们虽然被活埋，今后必将以更加丑陋的方式出现。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1艾丽西亚·贝伦森的日记
7月16日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如此渴望下雨。我们已经进入了热浪滚滚的第四个星期，这就像一次考验耐力的测试。每一天似乎都比前一天更热。这样的天气让人感到自己好像根本不是在英国，而是在外国——在希腊或者别的什么地方。
我写这本东西的时候，是在汉普特斯西斯公园。整座公园就像一片沙滩或是一片战场，热得通红的脸和半裸的身体随处可见，人们躺在毯子上、长凳上，或者四仰八叉地躺在草地上。我坐在一处树荫下乘凉。已经傍晚6点钟了，天开始渐渐凉下来。太阳即将下山，但依然是一片火红，把整个天空染成金黄色——这样的光线使公园显得与往日迥然不同——影子比以前黑，色彩比以前亮。草地似乎在燃烧，在我的脚下生出火苗。
我是脱掉鞋子，光着脚走过来的。这使我想起儿时在外面玩耍时的情景。那也是一个酷热的夏天——母亲就是那年夏天去世的——我和保罗在外面玩耍，骑着自行车穿过开满野雏菊的金色原野，到那些被遗弃的房子和据说有鬼怪出没的果园里去探秘。在我的记忆中，那一年夏天永远不曾离去。我记得妈妈和她穿的那些带黄色艳丽条纹的小内衣，非常轻薄，非常纤细——就像她本人一样。她瘦得像一只小鸟。她会打开收音机，把我拉起来，随着流行乐曲的节拍翩然起舞。我记得她身上洗发香波、香烟和妮维雅牌护手霜的香味，还隐隐约约夹杂着伏特加的酒味。她当时多大年纪？二十八岁？二十九岁？反正比我现在的年龄要小一些。
想到这点，我自己也觉得有些怪。
我走过来的时候，看见小路上有一只小鸟，躺在一棵大树根的边上。我觉得它肯定是从窝里掉下来的。我见它躺着一动不动，怀疑它的翅膀摔断了，于是用手指轻轻抚摸它的小脑袋。它没有任何反应。我轻轻地推了它一下，它翻了个身——只见它的腹部已经没有了，被吃空了，留下了一个爬满蛆虫的空壳。又肥又白、浑身溜光的蛆虫……翻滚着，蠕动着……我不由得一阵恶心——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吐了。肮脏、恶心——如死一般。
我无法把这个景象从大脑中清除。
7月17日
为了逃避酷热，我躲进街边一家有空调的咖啡馆——艺术家咖啡馆。一进门，我就觉得好像进了冰柜，凉气逼人。我喜欢靠窗的那张桌子，经常坐在那里喝冰咖啡。有时候，我在那里看书、画素描，或者做一些笔记。多数情况下，我只是自由地放飞思想，尽情享受这里的凉爽。站在柜台后面的那个漂亮姑娘显得很无聊，忽而看看手机，忽而看看手表，还不时发出阵阵叹息。昨天下午，她的叹气显得特别长——我意识到她这是在等着我走人，这样她就可以打烊了。我很不情愿地离开了。
在这样的酷热中行走，无异于在泥淖中跋涉。我感到非常疲惫，非常艰难，也非常无奈。在这个国家，我们没有空调设备——加布里耶尔和我的家里也没有——谁有啊？可是没有空调，简直无法入睡。到了夜里，我们不盖床单，赤身裸体躺在那儿都浑身冒汗。尽管窗户开着，可是一丝风都没有，只有静止的热空气。
昨天我买了一台电风扇。我把它放在床头柜上，加布里耶尔立即开始抱怨。
“吵死了，让人没法儿睡觉。”
“反正也睡不着，”我说，“至少我们不会像洗桑拿那样躺在这里。”
他嘟囔了一声，可是竟然比我还先睡着。我躺在那里，静静地听着风扇转动的声音：我喜欢它发出的温和的嗡嗡声。我闭上眼睛，专心听它的声音，并逐渐进入梦乡。
在家里，我把电扇随身带着，随时插上就用。下午我就把它拿进花园那头的工作室去。吹吹电扇人要舒服些。但毕竟天太热，我静不下心来工作。我的进度落后太多了——但是实在太热，管不了那么多。
我确实有了一点突破——我终于明白那幅耶稣画像的问题所在。为什么不行呢？问题不在于它的构图——十字架上的耶稣——而在于它根本就不是耶稣画像。一看就不像耶稣——不管他的实际长相如何。因为这幅画上画的不是耶稣。
我画的是加布里耶尔。
我以前怎么就没有发现呢？真是不可思议。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把加布里耶尔画了上去，而且这绝非我的本意。可我所画的，就是他的脸、他的身体。真是愚蠢至极！我必须承认失败——按照这幅画的要求去画。
我现在知道了，每当我为一幅作品制订方案，或者说预先考虑如何创作的时候，这样的方案往往都行不通。它如同死胎一般，还没出生就失去了生气。但是如果我真的注意了，真的意识到了，有时候就会听见一个很小的声音，给我指明正确的方向。但是只要我听从它所说的，就像对待自己的信念一样，我就会达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境界。这个境界超越了我原先的想法，充满生机、无比辉煌——其结果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具有自己的生命力。
我认为最可怕的莫过于向未知屈服。我想知道自己要往哪里走。这也是我总要画这么多草图的原因——想控制最后的结果——难怪我画什么都缺乏生机，因为我没有真正对眼前发生的事作出反应。我必须睁开眼睛，要了解真实的生活，而不是我想让它如何如何。现在我知道了，那是一张加布里耶尔的画像，我可以继续这样画下去。我也可以另辟蹊径。
我会让他给我摆造型。有很长时间没让他给我当模特了。我希望他能喜欢这个想法，不要认为这是亵渎神明什么的。
有时候他可能会有这种滑稽的想法。
7月18日
今天上午我下山去了一趟卡姆登市场。我多年不去那个地方了。上次还是和加布里耶尔一起去的。那天下午，我们去寻找他逝去的青春岁月。他十多岁时常去那里，和他的朋友们一玩一个通宵，跳舞，喝酒，谈天说地。他们一大早就到市场，看商贩们支起摊位，看他们与在卡姆登码头桥上卖草的拉斯塔法里商人做交易。我和加布里耶尔到了那里，那些商人早就没了影踪——这使他感到非常惊讶。“我都认不出来这地方了，”他说，“变成了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旅游陷阱。”
今天闲逛的时候我就在想，问题也许不是这个市场发生了多大变化，而是加布里耶尔发生了变化。这里还是十六七岁年轻人的圣乐园，他们横七竖八地躺在运河两岸，他们在拥抱阳光——男孩子个个袒胸露背，把短裤卷得高高的；姑娘们穿着比基尼或戴着胸罩。到处是光溜溜、黑黝黝、红通通的肌肤。到处都可以感受到性的力量——饥渴难耐、蠢蠢欲动。我突然觉得自己需要加布里耶尔——需要他的身体和强健的大腿，需要让它们压在我的腿上。我们每次做爱，我对他都会产生难以满足的渴望——渴望两人的结合——超越我、超越我们。这样的渴望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是神圣的东西。
突然，我看见身边的人行道上有个无家可归的人用眼睛盯着我。他的裤子用绳子系着，鞋子用胶带纸粘着。他的皮肤上是一道道的划痕，脸上有些疙疙瘩瘩的皮疹。我不由得一阵酸楚，突然觉得要吐。他身上散发出汗臭味和尿臊味。我当时以为他在跟我说话，但发现他只是在低声诅咒——“他妈的”这个“他妈的”那个。我从手袋里摸出几个零钱给了他。
接着我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沿小山坡朝家走去。这座小山坡似乎更陡了。在如此闷热的天气中，我走了半天也没到家。也不知怎么了，我一直在想着那个无家可归的人。除了怜悯之心，还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一种恐惧感。我想他躺在母亲怀抱里的时候，他母亲会想过他最终会变成疯子，脏兮兮、臭烘烘地蜷缩在人行道上，嘴里脏话不断吗？
我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她疯了吗？这就是她把我绑在那辆迷你小黄车的乘员座位上，朝那堵红色砖墙飞快撞去的原因？我很喜欢那辆车，喜欢那欢快的金丝雀黄色——就是我绘画工具箱里那种黄色。可是我现在痛恨这个颜色——每当使用它的时候，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死亡。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将永远是个谜。我以前总认为这是自杀，现在我认为这是蓄意谋杀。因为我当时也在那辆车里，是不是？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蓄意谋杀的受害者——她想杀的是我，不是她自己。不过这就是疯狂。她为什么要杀了我呢？
我朝小山上走去，两只眼里噙着泪水。这不是我在为我母亲——或我自己，或那个无家可归的男人——落泪。我是为我们所有的人落泪。痛苦无处不在，可我们却视而不见。其实我们都很害怕。我们相互之间害怕对方。我也害怕我自己——害怕我身上留下了我母亲的东西。她的疯狂是否留在了我的血液中？是不是？我将来会不会——
不。打住。打住——
我不写这个了。我不写了。
7月20日
昨晚我和加布里耶尔外出吃饭。平常我们都是周五晚上外出。他把这个夜晚称之为“约会之夜”，而且还带上一些傻乎乎的美国口音。
加布里耶尔往往对自己的情感轻描淡写，并拿他认为“多愁善感”的事开涮。他喜欢说他自己玩世不恭，不容易动感情。实际上他这个人非常浪漫——不是挂在嘴边上，而是发自内心里。事实胜于雄辩，是不是？他的所作所为使我觉得自己得到了真爱。
“你想上哪儿？”我问。
“让你猜三次。”
“奥古斯都？”我说。
“首发命中！”
奥古斯都是我们这里的意大利餐馆，就在路的那一头。它没什么特别的，却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度过了许多美好的夜晚。我们晚上8点左右到了那里。由于空调坏了，我们就在打开的窗户边上坐下。热空气中夹杂着水汽，连一丝风也没有。我们要了两杯冰镇干白葡萄酒。我喝到头晕乎乎的，于是我们大笑起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笑的。我们在餐馆外一阵热吻，回到家就开始做爱。
谢天谢地，加布里耶尔不再说那台便携电扇的不是了，至少我们在床上时，他没有抱怨过。我把它放在我们前面，我们相互搂抱着躺在微风中。他抚摸着我的头发，亲吻着我。“我爱你。”他在我耳边悄声说。我什么都没说，也不需要说。他知道我的感受。
但我破坏了当时的气氛。我问他愿不愿意给我当模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愚蠢，也问得不是时候。
“我想画你。”我说。
“还要画啊？你早就画过了嘛。”
“那是四年前啊。我想再画一次。”
“哦呵。”他显得毫无热情，“你的脑子里在想什么呀？”
我有些语塞——然后才说是为了那幅耶稣画像。他一骨碌坐起来，憋不住笑起来。
“哦，得了吧，艾丽西亚。”
“什么？”
“这方面我不懂，亲爱的，”他说，“但我觉得不行。”
“怎么不行？”
“你是怎么想的呀？把我画在十字架上？别人会怎么说啊？”
“你什么时候在乎过别人的议论？”
“我是不在乎，对大多数事情都不在乎，可是——我是说，他们可能会认为这是我在你心目中的形象。”
我笑起来：“我并没有把你看成上帝之子，如果你说的是这个意思。这只不过是一个形象，是我在绘画时自然产生的。我并没有刻意去想它。”
“嗯，也许你应该好好想一想。”
“怎么啦？这又不是对你的评价，也不是对我们婚姻的评价。”
“那是什么呀？”
“这我怎么知道啊？”
加布里耶尔听见这个回答笑了起来。他眼珠一转，说：“见鬼。如果是这样，那就来吧。我们可以试一下。我想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听这意思，他不太心甘情愿。不过我知道他相信我，也相信我的艺术才能——要不是为了他，我是怎么也不会当画家的。如果不是他的怂恿、鼓励和威胁，我绝对不会撑过毕业后死气沉沉的那几年，继续画画。当时我和让-费利克斯一起在墙上作画。在遇到加布里耶尔之前，我迷失了方向——迷失了自我。我并不怀念那些瘾君子聚会中遇到的朋友，他们充其量也就是我二十多岁时的朋友。我只会在夜间偶尔碰见他们——天一亮他们就消失了，就像吸血鬼逃避亮光那样。我遇到加布里耶尔后，这些朋友就淡出了我的生活，而且我此后再也没去关注过他们。我已经不需要他们了；有了加布里耶尔，我再也不需要其他任何人了。是加布里耶尔拯救了我——就像耶稣一样。也许这就是我那幅画的含义。从我们相识的那天起，他就是我的全部世界。无论他做了什么，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我都会爱他——不管他怎么惹我生气——不管他怎么邋遢或不爱卫生——不管他如何轻率，如何自私，我都会一如既往地爱他。
直到死亡将我们分离。
7月21日
今天，加布里耶尔来到画室，坐在这里给我当模特。
“我不会再像这样一坐好几天了，”他说，“我们先说好要多长时间。”
“要想画得好，肯定不止一次。”
“这是不是为了让我们能多些时间在一起的小花招？如果是，不如那就免了这段前戏，直接上床？”
我笑起来：“也许等画完之后吧。不过你得好好听话，别那么坐立不安。”
我让他站在电扇前。他的头发在微风中飘了起来。
“我应该摆什么姿势？”他说着摆了个造型。
“不要那样。自然点就好。”
“难道你不想让我做点痛苦的表情？”
“我不知道耶稣是不是很痛苦。在我心目中，他不是那个样子。不要做鬼脸——只要好好站在那儿就行。别动。”
“你说了算。”
站了大约二十分钟，他就说有点累，不摆那个造型了。
“那就坐下来，”我说，“不过不要说话。我正在画面部。”
我在绘画的时候，他一声不吭地坐在椅子上。我特别喜欢画他的脸。他的相貌非常英俊。强有力的下巴，高高的颧骨，线条优雅的鼻子。他坐在聚光灯下，就像一尊希腊雕像，某种英雄的雕像。
可是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头。我说不出是哪儿——也许是我的追求太过分了。他那双眼睛的形状我怎么画都不像，眼睛的色调也拿不准。我对加布里耶尔的第一印象，就是他眼中的闪光——他每只眼睛的虹膜中似乎都有一颗闪亮的钻石。可不知什么原因，我怎么也画不出来。也许是我的技术还没有到家——也许他的心中还有我无法用绘画来表现的东西。我画出来的眼睛死气沉沉，毫无生气。我觉得自己开始气恼了。
“该死，”我说，“怎么也画不好。”
“到休息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