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之后，Esther突然接到一个法国打来的电话，她起先以为是Han，结果却是Lance Osler。
她戒备的问他：“你想要什么？“
“Han出了些事情，我觉得应该让你知道。”Lance的回答也很冷淡，把Han在巴黎的情况告诉她，“他几乎什么都不管，就为了找那个女人。”
Esther试图在Lance说话的语气里找到一丝幸灾乐祸的味道，却没有成功。他听起来也很忧虑，不知道是为了Han，为他自己，还是为了别的什么。
九月七日是芭蕾舞团原定返回纽约的日子，凌晨时分，她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又是Lance，告诉她，Han没有去机场，不在酒店，也不接电话，到处都找不到他。
她默默地听着，直到Lance问她：“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她回答说：“不用了，随他去吧。”就把电话挂了。
Esther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疲累和绝望，她终于知道在Han的心里，自己永远也不能跟G相比。一直以来，她以为Han有许多心结，以至于不能毫无牵挂的爱上一个人，但是现在她不得不承认，他只是不能爱上她罢了。她痴坐了一整天，开始想一些别的东西，不是他们两个人共同的将来，更多的是关于她自己的。
当天下午，她打电话给Han，漫长的嘟嘟声之后，转接到了语音信箱，她对着一片微弱空洞的电流声，不带多少感情的说：“给我回个电话。”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她接到了回电。
“我没赶上飞机，要到过两天才能回纽约。”Han在电话那头说。
她不愿在电话上揭穿他，只说等他回来，有些事要跟他说。然后就去见了律师，草拟了一份离婚协议，努力保持冷静，等他回来。
九月十日清晨，她记得大约是四点至五点之间，Han回来了。
她只是浅浅的睡着，听见他开门的声音，就起床走出卧室，看到他站在起居室的落地窗前，窗外微蓝的晨光正由上至下逐渐浸润整座城市。
“我有样东西给你。”她看着他说，拿起那个放在茶几上的牛皮纸袋递给Han。他伸手接过去，抽出里面的文件来看一眼，那份离婚协议。他转过头来看着她，脸上的表情有些复杂。
她猜不出他在想什么，努力做出一个笑容，耸耸肩对他说：“我决定放弃了，就是这样。”
他没说什么，找了支笔，直接翻到最后一页，低下头无声无息的签上自己的名字，交还到她手里。
她接过来，看着他笑道：“为什么你能表现的那么若无其事？”话音未落，眼泪就不受控制的流下来，她赶紧低下头躲开他的目光，伸手擦掉。他走到她身边，把手放在她的肩上，这个简单的动作几乎让她失控，她哭着对他喊叫：“你能不能有点人性，哪怕一秒钟？！”
“你爱他吗？”他轻声问。
这个问题是她等了很久，无数次想像过，她有一个简单的唯一的答案，却没有说出口，只是抬起头看着他反问：“有什么关系吗？”
Han默默看着她，然后低下头吻了她的嘴唇。她不记得他有多久没这样吻过她了，沉浸在那片刻的静谧当中难以自拔，但最后还是推开他，对他道了声：“保重。”
17.父亲
“你们已经离婚了？！”李孜吃惊的叫起来。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Esther答的极其冷静，“我没签字，Han被捕之后，我把他签过字的两份协议书都撕了。”
“你还是想跟他在一起，所以才没把Lance的事情说出来？”李孜看着她问。
“我觉得自己不能在这种情况下跟他分手，又怕如果把Osler的事情说出来，他就永远不会原谅我了，”Esther回答，“我知道你们是怎么看我的，我蠢的要死，如果他真的被定罪，很大程度上就是我的错。”
“追究是谁的错一点意义也没有，”李孜揉了揉额头，“你跟Osler的关系只能让陪审团对他的证词产生怀疑，要让Han脱罪还远远不够。”
凭借Esther的证词和她留下的那些酒店账单应该可以证明她和Osler之间的私情，Osler那些不利于Han的证词基本上不会被陪审团采信。但Ward和李孜还是花了许多时间去权衡，在打出这张“通奸牌”之后，是申请延期审理，还是提出直接裁决动议，要求法官认定起诉方没有出示能证明Han有预谋的证据，停止审判并宣告被告人无罪。但Ward是刑事案审理的老江湖了，他知道在大多数案件中，这种辩护动议就如其他许多辩护方常规提出的动议一样，基本上都被“常规的”拒绝了。如果到时候没能得到法官批准，庭审进入辩方举证阶段，仅凭他们手上几乎等于无的证据，局面又将陷入被动。
所以，他们最后还是决定再一次提出延期审理的申请。虽然除了Osler这个人证，控方手里还有握有其他几项有力的证据，但Han受到的是谋杀指控，证明其预谋和故意非常重要，一旦这张“通奸牌”打出来，检察官一定也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去找其他的人证，比如那几个法国店员。在这样的情况下，检方也就不会反对他们的申请，举证程序终结的日期还会往后拖。他们争取到了更多时间去找到G，或是其他能言之凿凿的证明Han无辜的证据，这仍旧是赢得这场官司的重中之重。
第二次开庭的前一天，Han的父亲和弟弟都到了曼哈顿听审，Ward安排了他们上庭，除此之外，还有Han的几个邻居、同学、同事也会出庭作证，但都只是问一些极其家常的问题，以证明Han平常是怎么样一个人。李孜知道，这都是聊胜于无的伎俩，他们手里的筹码真的太少了。
梳理完证词，Han的父亲提出来要跟李孜谈谈。不知道为什么，面前这个年近六十花白头发的男人，让李孜想起自己的父亲来，她努力甩开那些无谓的念头，摆出职业的态度。
“我很高兴听说Han终于愿意开口跟人谈谈发生的事情，”Yuan先生向李孜道谢，“要知道不管是对心理医生，警察，还是之前的那些律师，他几乎什么都不说，他似乎已经放弃了，只求一死。”
李孜不想让他空抱了一腔的希望，直截了当的提醒：“但我们现在仍旧没有多少有利的证据。”
Yuan先生说他也明白的，又絮絮的跟李孜说起那些过去的事情。李孜觉得有些意外，因为她曾听Esther一再地说过，Han的父亲是那样一个极端寡言而冷漠的人。
“Han小时候是个很好的孩子，和气，有些腼腆，”Yuan先生这样告诉李孜，“也很勇敢，他母亲出事的那天，在场的警察和急救医生都是这么说的。他们乘坐的车子撞在隔离栏上发生了侧翻，车祸当时他坐在后排位子上，右手骨折了，但还是解开安全带爬到前排，救护车到达之前，他一直试图合上她身上的伤口，不让血涌出来，一直跟她讲话。那个时候，他还不满十一岁。”
“Han跟我提起过那次车祸，但只是只言片语。”李孜回忆道，“他说银山医院的医生认为他的抑郁、失眠以及那些噩梦都是因为幸存的内疚引起的。”
Yuan先生点点头，说：“我们那个时候住在普林斯顿，为了让Han在曼哈顿学跳舞，我们让他转学去了那里，我妻子每天都开车接送他，往返差不多一百英里的路程。别人都说她疯了，但Han喜欢跳舞，而且很有天赋，所以她也就坚持要送他去。出事的那天也是一月份，天气很糟，高速公路上结了冰，她工作的太累了…”他哭起来，逐渐泣不成声。
李孜从没见过一个男人哭成这个样子，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说些安慰的话：“那不是任何人的错，只是一次事故。”
“对，那只是一次事故，”Yuan先生努力止住眼泪，“但Russell那个时候还很小，对Han说过一些很残酷的话，说是他害死了妈妈，如果他不去曼哈顿上芭蕾学校，妈妈就不会遇上车祸。我在这件事情上处理得很糟糕，只是叫Russell住嘴，再也不要说那样的话，从来没有好好的跟他们谈过。后来Han之所以变成这样，很大程度上是我的责任，包括Russell也是我的责任。他们的母亲去世之后，我只是养活他们，没能尽到父亲的责任。我曾经以为自己已经做的够多够好的了，不管多忙多拮据，都让他们吃饱穿暖，有书读，生日有蛋糕，也吹蜡烛，甚至还留着每一年的录影。但是昨天，我看了一段Han十一岁生日时的录影，他站在镜头前面，我拿着摄像机对他说，这是你十一岁的生日，说些什么吧。我从没意识到自己当时的语气是那么冷淡，而他装作不在乎的样子，对着镜头说谢谢爸爸，还希望自己快些长大…”
18．约定
十八年以前，新泽西
就是那一年，Yuan先生一家搬进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虽说还有二十年的贷款要还，但毕竟是自己名下的房产，面积也比从前租的公寓大了许多，单单院子里的草坪有九百尺那么大。Yuan先生第一次把手提式割草机拿出去时，刚好被隔壁邻居看到，那人笑着调侃他：“用那个要割到什么时候去呀？”转头就去自家车库里开了一部割草用的小车出来借给他用。也就是从那个时刻开始，Yuan先生意识到，他一直向往着的美国式的中产生活已经摆在眼前了——郊外、好学区、宽敞的房子、稳定的工作、量入而出的娱乐交际、客客气气的邻居、两部实惠省油的车、两个孩子。
小儿子Russell刚刚满六岁了，是出生在美国的，长子Han已经十岁了，那年三月刚从国内过来。两个孩子长得有些相像，性格却很不一样。
Russell很开朗，一张嘴几乎没有停的时候，操一口纯正美国味儿的英文，虽然还有些奶声奶气，却总喜欢说些大人气的话。有一次，学校里的老师问他：作为一个美国人，觉得最高兴的是什么？他回答：言论自由。Yuan先生一想起那句话就想笑，这个岁数的孩子知道什么叫美国人，什么叫言论自由，反正大人们总是挂在嘴上，就觉得是个挺可贵的东西吧。Russell说的许多话都让人忍俊不禁，他自己倒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总是大大方方的，在学校成绩很好，也有许多朋友。
Han却截然相反，没有朋友，也很少开口讲话，安静的可怕。他生在上海，从小就是奶奶带大的。那几年Yuan先生忙着读学位，又要省钱，统共只回去看过他两次，印象中的Han还是一个皱皮小婴儿，仿佛一眨眼的功夫，就从长成了一个十岁的小男孩了。Yuan先生本来就不是个能说会道的人，每次看到这个几乎陌生的孩子，都不知该说些什么。
Han的奶奶去世之前曾对他们夫妇俩说，Han做事很有耐心，关心别人的感受，而且也很善良。但Yuan先生总觉得Han被奶奶宠坏了，有些任性，有些我行我素。
“别总是对他说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他不会听的。”奶奶笑道，“Han这个孩子有时候是有点固执的，心里有话也不喜欢说出来，这一点其实跟你是很像的。但是你只要懂得怎么跟他讲话，就会发觉他好的地方了。”
Yuan先生不明白这话究竟要怎么讲。
“把你的感觉说出来，他做哪些事你会高兴，哪些事情又让你难过。”奶奶笑着解释，这其实还是邻居家的一个小女孩告诉她的。那个小姑娘比Han小三岁，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跟着外婆过的。可能正是因为爸妈都不在身边，Han和她很有些同病相怜之感，从小就很要好，两个人一起养了一只小狗，还在晒台上种了一丛茉莉。
Yuan先生始终都能没学会这种说话的方式，他实验室的工作很忙，就索性放手不管，把照顾孩子的事情全权交给太太处理。幸好Yuan太太对付小孩子很有些办法，她跟Han相处的时间相对多一些，也更了解他。但Han到美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在为这孩子担心。
Han是四年级下半学期来的，因为奶奶突发脑溢血去世了，打乱了他们原来的计划。他第一次去学校，是三月的一天，刚好在学期中间，他谁都不认识，什么也听不懂，一个字也不不会讲。那天下午，他一脸惊骇的从学校里回来，问什么都不回答，往房间里一钻，站在窗边上发呆。
Yuan太太本以为这种状况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改善，但Han似乎总是这样，没有笑脸，很少讲话。上了两个月的课之后，老师找到Yuan太太，说很为Han的心理状况担忧，在学校从来不开口，别人对他说什么，也几乎没有什么表情和反应。
那天晚上，Yuan太太跟Han两个人关在房间里谈了很久，直到深夜他睡熟了才出来。
“Han说，他就是那多出来的一个人。”Yuan太太没头没脑的说了这么一句。
Yuan先生不明白，她就慢慢地解释给他听，他们住的这个镇面积二十五英亩，人口九万一千两百九十一人。这些数字都清清楚楚的写在社区中心免费赠送的小册子上面，Han看到了，总是想，他就是多出来的那一个人。
这句话让Yuan先生觉得很难过，第一次意识到在这里Han是多么的孤单，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带Han去见社区中心的心理医生。
那间诊室个面积不大，布置得很简单，一副办公桌椅，一张长沙发，一列铁皮文件柜，窗上挂着百叶帘，颜色就是那种医院里最常见的蓝。
医生问Han要吃什么，话说的很慢，也很清楚。他没回答，就是摇了摇头。医生便给他倒了杯水，示意他在沙发上坐下，自己拉过办公桌前的椅子坐在他对面，故作轻松的问：“你玩什么运动吗？棒球？篮球？”
他听懂了，却还是愣了一下，一秒钟之后才回答：“我跳舞。”
时间过去那么久，当时具体谈些什么Yuan先生都已经淡忘，只有这个问题始终记得清清楚楚，甚至于医生说话的语调，脸上的神情，包括Han的答案，都不曾忘记过。那句“我跳舞”用的是最简单的句式，不用考虑人称，时态，没有s，ed，或者ing。可能就是这样，暗示着他注定了一辈子都要干这件事。
从心理医生那里回来之后，Yuan先生夫妇在一起商量了很久，最后还是Yuan太太想起来，Han在上海的时候曾经上过几节舞蹈课。
Yuan先生觉得这挺荒唐的，在他心里，男孩子学跳舞是件总也理解不了的怪事情。他无奈的笑着说：“也不知道我妈怎么想起来让他学这个的？”
“邻居家那个小女孩在学芭蕾的，”Yuan太太回忆道，“Han去看她跳舞，舞蹈班的老师觉得他身体条件很好，问他愿不愿意学，他说愿意，就跟着上了几堂课。那个班里只有他一个男孩子，为这事他还被同学笑话过。”
这么一说，Yuan先生也想起来了。去年年末，Han的奶奶生病住院，两个礼拜之后去世，他们回国办完丧事，便开始给Han办去美国的签证。
办完退学手续，从学校回来的路上，Han有些心事重重，怎么都高兴不起来。Yuan先生以为他是因为要换新环境有些害怕，就跟他解释，这不过就是搬个家，换间新学校，他年纪小，很快就能适应的，以后爸爸妈妈总是在身边，还有Russell可以陪他玩儿，再也不会孤单了。
Han踢着地上厚厚一层香樟树的落叶，沉默了很久，突然问：“到了那里，我还能学跳舞吗？”
但在Yuan先生看来，男小孩应该打打篮球，棒球，要是他喜欢，跟妈妈学大提琴也不错，当然最最要紧的还是好好读书，英语、数学、世界历史，等等等等，得全A，拿奖学金进大学，然后，至于想当医生、律师、还是银行家，就看他的兴趣了。
Han还是不说话，低着头走路。
“你想跳舞吗？”Yuan先生终于问。
Han点点头，回答：“我跟雯雯说好的，她会一直学下去，我也不能放弃。”
雯雯就是那个邻居家的小姑娘，Yuan先生觉得这小孩子间约定挺有趣，但也没太在意，敷衍着答应了，向Han保证他在上海能干的事，到了美国一样也不会少。
Yuan太太为这件事很自责，第二天吃晚饭的时候，就郑重其事的向Han道歉，说离开上海之前答应他的事情一直没能兑现，许诺马上就会找一间舞蹈学校带他去报名。Han抬头看看妈妈，愣了一会儿，难得露了一回笑脸。
夫妇俩很快就开始找合适的学校，但Han和Russell读书的那所公立小学是没有这种课程的，附近也没有，最近的一间学校离他们家也有一个小时的车程。Yuan先生觉得太远了，他自己肯定没有这个时间接送，Yuan太太也是有工作的人，又要照顾两个十岁上下的小男孩，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了。再说心理医生只是建议让Han参加些课外活动，最好是不用太多语言沟通的体育活动，先跟人相处起来，慢慢的适应，也不一定就要学跳舞，一定有其他折衷的办法，先念好书比较要紧。
但Yuan太太却不同意，拿他打趣道：“你是学物理的，现在我让你折衷一下，呆在家里研究菜刀上的力学原理，你愿不愿意？”
Yuan先生说不过她，只得笑着认输了。
（Part2）
打那之后，Han每周三和周六去上两次芭蕾课。周三那一堂课下午四点钟开始，三点钟学校放学，Yuan太太已经在校门口等着了，开车送他到三十英里外的舞蹈学校上课。一个半钟头的课，她就在外面等着，除了有时候抽空做些誊抄乐谱的活儿，什么都干不成。这段时间，Russell就托给镇上一个开中餐馆的熟人照看，坐在喧闹油腻的店堂里看书做功课，有时候晚饭也在那里解决，等Han上完课一起回家。Russell起初有些不愿意，直到Yuan太太答应他，八月份过生日的时候给他买一把四分之三大小的大提琴，才又高兴起来。
暑假快开始的时候，那个舞蹈班的老师找Yuan太太谈了一次，说Han的身体条件很好，对跳舞又很感兴趣，建议她带Han去曼哈顿的舞蹈学校报名参加暑期班，生怕他们担心学费的问题，还特别强调，在那间学校里，七岁到十岁的男孩子是可以免除学费的。
于是，Yuan太太瞒着先生，带Han去了一趟曼哈顿。
在林肯中心一间看起来像小诊所似的房间里，有个医生模样的人给Han量了身高坐高、手臂和腿的长度，又让他向前曲体，一节一节的检查他的脊椎，说他是今天第一个完全没有脊柱侧弯的孩子。然后他又被带到一间通体纯白的大房间里，那里早已经有许多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孩子在等着了，五个老师一字排开坐在房间的一头，有男也有女。Han按他们的要求做了一些技巧动作，又回答了几个简单的问题。这是他到美国之后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讲话，却看不出紧张，口齿也很清楚。对Yuan太太来说，哪怕最后没能录取，仅仅是这样也就足够了。
一个星期之后，一封信寄到Yuan先生家里，告诉他们，Han被录取了。那个暑期班是要住校的，学费虽然免除了，但膳宿费还是要交。Yuan太太又任性了一次，坚持要让Han去。
于是，那个暑假，Han独自一个人在曼哈顿呆了六个礼拜，那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人在学校里跟一帮同龄的孩子一起集体生活。让Yuan先生夫妇吃惊的是，他不仅过的挺开心的，还交到了一个名叫Lance Osler的朋友，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总是Lance长Lance短的说个不停，
暑期班结束的之前，照例有一次家长日的活动，Yuan先生一家都去了。Han把自己的新朋友Lance Osler介绍给爸妈和弟弟认识。Lance跟Han一样大，是个开朗随和的小男孩，他俩同住一间宿舍，到哪儿都在一起。Russell是不怕生的，很快就跟在他们屁股后面玩的很开心，Yuan先生夫妇也终于放下心来，为Han感到高兴。
活动进行到一半，负责所有男生班的老师卡拉曼罗夫斯基突然找到他们，问起开学之后Han还会不会来上课？
Yuan先生笑着解释，他们家离这里单程就将近六十英里，实在太远了。不过他们还是会为Han在家附近找个地方上舞蹈课，等到明年学校放假，再来这里报名。
这个卡拉曼罗夫斯基是个退休的舞蹈演员，说话带些东欧口音，毫不掩饰的声称：这里才是全美最好的芭蕾舞学校，Han不应该半途而废，因为他是为跳舞而生的。
这句话让Yuan先生很吃惊，他从来没想过自己这样一个整天钻在实验室里的人会有一个为跳舞而生的孩子。最后，还是Yuan太太先开口了，她看着Han说：“你来决定吧，如果你想来，妈妈肯定支持你。”
Lance Osler也在一边满是期待的等着，Han想了一下，点了点头，说：“我想来。”
Lance发出一声欢呼，Russell做着鬼脸抱怨了一句：“看起来我还得继续在采莲斋做功课呀。”
Yuan先生伸手摸摸Han的脑袋，笑道：“你奶奶总说你很懂事，怎么这件事情上这么任性啊？”
Han有些不好意思，低下头，几乎无声的说道：“我答应过别人的。”
19．LOU
李孜自以为是个心肠很硬的人，却被Yuan先生这番话弄得不知所措，她总是假装讨厌人家把所有的心事都告诉她，把她置于这样的境地之下，好像她是个万能的救死扶伤的天使，心里却希望自己真的能成为那么一个天使。
Yuan先生并不知道她想的事情，继续把她当作那根救命稻草，对她说：“我希望你能告诉Han，我还有Russell，我们都是爱他的。Russell对我说过，只要Han需要，他可以做Alibi，哪怕查出来是伪证，要他一起去坐牢也好，因为Han看起来太傲太显眼了，在监狱里是很容易招人欺负的。我告诉他这帮不了Han，但也知道他只是想帮忙。Russell从小就很崇拜他哥哥，他一直都爱着Han，曾经说过的那些话都无心的，那个时候他只是太伤心了，想找个地方发泄罢了。”
“我会告诉他的，”李孜花了一点力气控制住自己的声音，“但你们也会有机会当面跟他说的，那样会更好。”
“还有Esther，”Yuan先生继续说道，“让Han不要责怪Esther，她为他付出了许多，但他始终都对她不够好。其实，Esther跟我妻子很相像，她们都很固执，也很坚强，一个家庭能有这样一个妻子和母亲是极其幸运的事情。”
说完这些，Yuan先生起身告辞，李孜送他到事务所前台，再慢慢的踱回来。她想着这案子里的点滴，以及牵扯出来的千丝万缕的往事，突然发现自己从前经手的那些程式化的商业案件是多么简单干脆，无论输赢，台面上的筹码只是钱罢了。她说不清楚那种更好，只是一遍遍的提醒自己不要投入的太深了。
那天剩下的时间，李孜都和Ward都在为第二天的开庭作准备。她从没有进过刑事庭，手上又没有什么言之凿凿的证据，感觉就好像书没有背熟就要考试了，紧张的不行。到了这临时抱佛脚的地步，任何一点点细枝末节的东西都可能被李孜拿来当救命稻草，所幸Ward总是在一旁提醒，如果走一步棋没有想好接下去的三步，不管眼下这一步有多风光神勇，还是不走的为妙，否则很可能会在法庭上犯下致命的错误。
快到傍晚时，李孜突然接到Yoshida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李孜，刚刚收到一只的包裹，里面装着他送给G的那只宝丽来照相机，还有许多照片，看邮戳是去年十月间从法国寄出的，收件地址写的是他们从前在东村住的那个地方，因为查无此人被辗转退了几次，今天下午才终于到他手上。李孜被这个意外的消息惊的跳起来，立刻就到Yoshida那里去了一次。
还是在格林威治村那间屋顶大宅里，Yoshida把他收到的那只包裹拿出来给李孜看。那是一个普通的棕色瓦楞纸箱，里面装着一只仔细的用防震塑料薄膜包好的SX-70 690照相机，还有一叠方方正正的宝丽莱相片，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东西了。可能是因为在海关检查的时候被拆开过，纸箱有些地方破了，又在许多人手里辗转了多次，也不知道里面的东西有没有少。
李孜拿出那叠张照片来看，其中大多数拍的都是一些瓷质的摆件：天鹅、穿芭蕾舞衣的女人、捧着一大把雏菊的孩子，每张下面都写着一串数字，看上去像是购买的日期。只有几张例外，拍的是人或者风景，下面空白的地方用细细的黑色马克笔写了许多字。
第一张是唯一的人物照，一个胖胖的亚洲女人站在花园的一角，好像故意躲着镜头，但真的被捉到了还是咧着嘴笑得挺开心的。照片下面写着：来见见我朋友Lou。
第二张看起来像是一幅粗略的油画，是从窗口望出去的一片冬季的海滩，天空阴沉，除了远处的一座深蓝色的灯塔，什么都没有，显得有些荒凉，却又有一种别致的蓝调。Yoshida告诉李孜，那是用硬物刮去相纸表面的聚脂薄膜，让药水分布在画面上形成的效果。下面写着：今天第一次下霜，不想浪费掉最后一张TimeZero相纸，但我不能去城里，不能去镇上，甚至没办法走出那扇门，所以，只能这样。最后的Time Zero，纪念我的新家。
第三张带着一抹陈旧温暖的黄昏般的橙色，是一扇落地窗边一地的瓷器的碎片。下面写着：每天晚上入睡的时候，好像都能听到碎裂的声音，想到他说，要结束，就都一起结束。
接下来是一张法文报纸上的一则新闻，绝大部分都模糊不清，只有标题上“纽约”和“芭蕾”两个黑体字最醒目。下面空白的地方写着一句很短的话：我想去巴黎。
最后一张是一本台历，翻到二零零九年九月的那一页上，下面写着：九月，最后一包相纸过期，恐怕也是我最后的期限，我早已经准备好了，但他还没有。
Yoshida说，那几张照片上的话让他有些不好的感觉。李孜也有同感，但同时又很好奇，难道黑巫师帮加公主的故事是真的？但是，在如今这个世界上，要了无声息的囚禁一个人并不是这么容易的，而且，这包裹又是谁寄出的？如果那个寄件人就是G本人，那么现在Eli York已经死了，她也应该重获自由，尽可以去任何她想去的地方了。
李孜又去看箱子上写的发件地址，一串陌生的法国地名，只知道是在南特，地址后面跟着三个大写字母——LOU。她想起照片上那个胖女人，Lou？Louise的缩写？包裹可能就是这个Louise寄出的。
李孜没有带走那只纸箱，只是在手机备忘录里记下了箱子上写的发件人的名字和地址，又让Yoshida把那几张照片都扫描成数字文件发给她。回到事务所，她打开电邮信箱，让Ward看那几张照片。
“所有线索都指向法国，”胖子吹了声口哨，拿腔拿调的说道，“想要旅行吗？看起来我们不得不去一次了。”
一晃已是晚上十点多，李孜早已经觉得头昏脑胀，Ward劝她：“走吧，明天就算要做小丑，被人笑的那个也是我，回去吧，睡个好觉。”
虽然李孜仍旧心怀忐忑，却也很听话的跟胖子道别走了。回到家里，她又打开电脑，找出那几张照片开看，突然想起那个记在手机备忘录里的地址，在Google地图上寻找，搜索结果仍旧是些极其陌生的地名，只知道那是在南特的市区。
快十二点的时候，床头的电话响了，李孜接起来，是Terence。这一天忙得不可开交，她几乎把自己的事情全忘了，直到听出他声音里的僵冷，才想起来两人上一次见面刚吵了一架，搞得不欢而散，还没有和好。
“我在楼下，上来拿点东西。”Terence说。
李孜“嗯”了一声算是回答，那边电话已经挂了。
几分钟之后，Terence开门进来，看见李孜，没打招呼也没说话，自顾自的打开壁橱找他要的东西。李孜便也坐在写字台边上没动，仍旧低头看着电脑屏幕，心里很气，却又觉得有点好笑，他完全可以趁她不在家的时候过来拿东西，何苦等到她回来了再来，见了面又这样绷着不说话。
“我那件蓝色的冲锋衣在哪儿？”总算还是他先开口了。
“壁橱最上面那只写着Mount Baker的箱子里，”李孜回答，“你要去野营？现在是一月份…”
话刚说出口，她就明白了Terence为什么突然要找那件衣服。他们是在华盛顿州的贝克山参加一个初级登山课程时认识的，她第一次看见Terence，他就穿这那件灰蓝相间的冲锋衣。
Terence把那只纸箱搬下来打开，里面装的全都是她们初次相遇时用的东西，他从箱底抽出那件衣服来，转过头看着李孜。两个人恐怕都想起同样的事情，那个时候，他们曾经那样认真的计划要去上中级和高级的课程，然后把惠特尼山、西耶拉和圣胡安山脉挨个儿爬个遍。
李孜觉得自己有许多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最后冒出来的尽然是一句：“我明天一早要上庭。”
“我这就走。”Terence回答，在原地踟蹰了片刻，终于还是走到她身边，俯身在她额角的头发上印上一个吻，然后转身走出去，快到门边了又回头说，“Porte du Pouliguen。”
“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