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她是那样的果敢决绝，即使她母亲明白地说：跟了我，可是一个钱也没有。她想了想，仍决定和母亲在一起。她想像着母亲周身那种阳光丰盛的感觉，她喜欢她房间的轻柔气息。纵使后来母亲景况不佳，这个自小娇纵的大家小姐也没有一点怨言。她只是有时站在公寓的阳台上，看着那被高楼割裂成块条的天空，落寞地站着。微笑或者悲伤。有谁知？女儿心事。
爱玲不是一个快乐无忧的孩子，很早以前她快乐的色彩就不单纯了。她的冷静甚至让人觉得吃惊：“后来我想，在家里，尽管满眼看到的是银钱进出，也不是我的，将来也不一定轮得到我，最吃重的最后几年的求学年龄反倒被耽搁了。这样一想，立刻决定了。这样的出走没有一点慷慨激昂。我们这时代本来不是罗曼蒂克的。”
我也不是个快乐的女孩。即使有，也不是那种天真无邪，而是沉坠的快乐。爱玲能逃而我却不能。因经年被父母供养，没有经济能力，又有身体的束缚，亦不能果敢而无顾虑地说一句：“我立刻走。永远不再回来。”即使母亲用这样的话来刺痛我，我也只是冷冷地说：“我肯定不会走，我不会贸然地离家出走，而后再像流浪狗一样被人领回来。”
然后我走进房间，任凭哭泣。
母亲后来告诉我，她如此说，因为她知道我足够坚强。我笑了。她不知道我是如何熬过来的。那种即使她知道，也是无法体味的绝望。
我躺在床上整夜看着白色的天花板，像爱玲说的一样：“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四壁是森然的杀机。眼泪变得虚无，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想到过死，却熬过来了，无法放弃对人世的渴望。我发现了自己的冷静，只是身体和灵魂的割裂，无从逃避。从此激越地想要离开家。
真的有能力离开了，却又安静地走回来，安静地依偎在母亲身边，没有任何勉强。或许，我想要的就是离开的能力，有了这个过程，一切都变得圆满。
也记得有几个逃家的例子，都是一逃成名，逃得光彩夺目。譬如宋庆龄将被单打成绳索，爬出窗户逃出家，嫁给孙中山。是为伟大的爱情而私奔。
女人，往往是为了爱而逃离，有时候也为了自由。但大多数时候，不过是从此地逃到彼地，意义不大。
然而，爱玲的出走，也有她自己的安排。听听她的倾诉：“在前进的一方面我有海阔天空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这样心气高远的爱玲，即使没有后母的挑唆，即使没有被父亲责打，她终有一日还是要出去的。龙归东海，凤栖山林，她与父亲，是截然不同的。
逃家，隔了十几年的月光看去，是少女时期的终结。或者在很久以前，爱玲就已经回家了。
何处是家
看见很多交错晃动的身影了吗？模糊面容，隐隐耳语，在远方，等待你去追寻。灵魂是空旷原野，大而没有出路；疏离是旷野低树，江心月，安静原始地存在着。
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的距离，无法消除，即使面对的是母亲。越是亲近的人，越是不能饶恕。
多年前的她，与现在的我处境、心境一样。孤独的人，性格里有孤独的天分，敏锐的感觉在任何时代都是可以相通的。
父母离婚，她寂寞地上着中学，落落寡欢，有意无意将自己与人隔绝。一朵本应在阳光下烂漫开放的花朵，却在一种昏沉压抑的环境下渐渐萎落。稀薄的爱，让她感觉到窒息。
一九三六年爱玲的母亲回国，那时她尚未离开家。姑姑传话给她：你母亲回来是为了你的学业。之前爱玲曾对中学时惟一的朋友张如谨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离开家，去读大学。”
当我还是一个靠父母供养在家的孩子时，最大的愿望也是离开家。我也曾激越地相信，要生活在别处。我与她都是寂寞得需要倾诉，需要靠逃离去证明自己无助的人。
后来张如谨结婚了，爱玲在学校里惟一的朋友消失了。她在国中调查表的一栏里写道：“最恨，一个有才华的女子突然结了婚。”我们有理由相信，她说这样的话，大抵是因为孤独。
孤独是无人理会亦能自我繁衍的藤蔓，不挑剔任何生长的土壤。我们被紧紧缠绕，不得解脱。
她逃离了。以为离开了父亲的家就会有崭新甜蜜的生活，对于母亲则有太多美好的梦想。“纤灵的七巧板桌子，轻柔的颜色，有些我所不大明白的可爱的人来来去去。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都在这里了。”
亲昵，温暖，恩慈。温暖的粉红色的爱，如她自己所说，她始终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母亲的。小时候聚少离多，偶尔有两趟领她出去，穿过马路时，拉住她的手，有一种生疏的刺激感。
母亲满足了她心中对女人所有的幻想，这种幻想甚至偏离了一个孩子对母亲应有的期待。，母亲在她眼中成了“辽远而神秘”的贵妇人。
这真是不幸的事情。生活崭新却不温暖，像《倾城之恋》里流苏一样，爱玲不得不从自己对母亲的幻想中走出来。辛苦而尴尬。是的，她是贵夫人，不过依然在红尘中挣扎，一样的窘迫，一样有乖巧的脾气。窘境中，她为女儿的前途苦恼，更为爱玲屡次找她要零用钱而生气。生气时话语难免刻薄。
有些事爱玲没有白纸黑字写下来，但她懊恼屈辱的心境，多半可以想像得到。她说：“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
因为身同感受，我对爱玲总是同情的。没有经济能力时，钱就是七寸，一击即中。一文钱逼死英雄汉。人生大部分时间充满这样的尴尬。
“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同时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仰脸向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因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这样的感触是年少时共有的。辛酸且凄楚。其中一些人被击倒了，有些人勉力站起来，让自己相信有一个别处存在着。而到了别处时，却发现它是一样辛苦贫瘠的，不过是大小方位不同。一样荒芜的土地，一样需要去耕种。当人站在那里，依然只能眺望，依然渴望着别处。
她的母亲又不是好的有耐心的农夫，撒下了本钱就要求有收获。她期望的爱玲是精明不外露，外表看上去温雅有礼的大家闺秀。高雅的举止，无懈可击的谈吐，以及足够的内涵修养，如同今天为人所称许的白领丽人。而这些恰恰都是那些以文字为天赋的女孩，原始生命所欠缺的。
写字的女人常常疏懒，生活马虎，房间紊乱，表情淡漠，若有所思。对生活的细节常常能够轻易捕捉到，却无法很好地去维护。简单来说，她们是发现者而不是缔造者。上天往往只肯给予人一种能力。
于是，彼此开始失望，她和母亲的裂痕加深了。这种分裂悄无声息，如同枝上开出的花朵，就要脱落了。爱玲大了，开始懂得自己的需要。她再也不是十几年前那个甜美无邪的小公主了，任凭她在上面涂上五颜六色。她不再温驯，身体里叛逆的种子开始发酵。她抗拒母亲要求她做的淑女，抗拒按照那些刻板教条的规则去生活。
于是，“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这样的冲突使她惘然，不由得留恋起缩在昔日繁华影子里的父亲的家。“怅惘自己黄金时代的遗失”，在她不少文章里有着情不自禁的流露。“因为现在的家于它的本身是细密完全的，而我只是在里面撞来撞去打碎东西，而真的家应当是合身的，随着我生长的，我想起我从前的家了。”
我相信，灵魂里有一种莫名的力量指引着她。她注定成为一个孤独的，有着坚硬外壳，温暖内核的女人，而不是一个小鸟依人的大小姐。这是命运为她个人的安排，也是为世界的安排。
母亲和姑姑都是新式人物，思想开明自然是好，但身上沾染了太多西式作风，对人有礼却冷淡。爱玲这棵树，从开始的时候，她们给她浇的水就叫疏离，培的土就叫孤独。
她后来写道：“我母亲动身到法国去，我在学校里住读，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
心真狠呀！冷漠和寂寞一样是可以传染的，何况是一个天性淡漠的人。最亲近的人如此，连带着自己也要硬朗起来。你哭，没有人疼惜你的眼泪。不狠又如何？贾宝玉那样一个婉转缠绵的人，听戏也兀自悟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胡兰成说：“爱玲从不牵仇惹恨。”其实不是，她只是在荒野里站着，站得久了，自己不晓得难过，仿佛混沌初开就是一个人在那里，本该如此。自然而决绝的姿态。
而在内心深处，她与杜拉斯一样，对于亲情的渴慕和失落，只能通过自己的小说一一描摹出来了。这种情绪跟随了她一生。
《倾城之恋》、《金锁记》、《花凋》、《第一炉香》、《心经》……我们看不到温情的虚妄，四壁是触目的凄凉。人与人之间的心机，你来我往的算计，到处都是绝望的不堪一击亲情和爱。
爱玲所以苍凉是因为她站在亲情的废墟上，而她骨子里难以排解的忧伤又不时让她惘然。当所有一切皆为过往，你所能拥有的只是自己和回忆。所以，我能理解她中年以后的离群索居，她的安然正是看透了人生，最后恰如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想要的，永远在手心之外。
入世 千秋万岁名 寂寞身后事
惘惘的威胁
我做了个梦，梦见我又到香港去了，船到的时候是深夜，而且下大雨。我狼狈的拎着箱子上山，管理宿舍的天主教尼僧，我又不敢惊醒她们，只得在黑漆漆的门洞子里过夜。（也不知为什么我要把自己刻划得这么可怜，她们何至于这样地苛待我。）风向一变，冷雨大点大点扫进来，我把一双脚直缩直缩，还是没处躲。忽然听见汽车喇叭响，来了阔客，一个施主太太带了女儿，才考进大学，以后要住读的。汽车夫砰砰拍门，宿舍里顿时灯火辉煌。我趁乱向里一钻，看见舍监，我像见晚娘似的，陪笑上前称了一声‘Sister’。她淡淡地点了点头，说：‘你也来了？’我也没有多寒暄，径自上楼，找到自己的房间，梦到这里为止。第二天我告诉姑姑，一面说，渐渐涨红了脸，满眼含泪；后来在电话上告诉一个朋友，又哭了；在一封信里提到这个梦，写到这里又哭了。简直可笑——我自从长大自立之后实在难得掉眼泪的。”
这是爱玲对于香港的记忆。清晰而隐晦。
一九三九年开始的港大读书时期，是她自由岁月的开始。
她有自己的计划，一心读书，发奋用功。她是个聪明的女孩，有自己的心计，“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甚至有一位先生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没给过他给我的分数”。她的聪明和努力也得到了回报，一连得了两个奖学金。于是她梦想着毕业能被送到英国去。
然后战争来了，将所有的计划都打破了，将所有的努力都化为了灰烬。“学校的文件记录统统烧掉，一点痕迹都没留下。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吧？”她有一种沉重的幻灭感。
爱玲将自己隐藏起来，窥视着，冷眼看着动荡岁月里上演的种种毁灭。
与今天年轻人印象中的战争不同，香港之战之初给予她的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像一个人坐在硬凳子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完没了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
她既没有彻底沉沦，也没有彻底觉悟，而以旁观者的姿态冷眼看着。这样的冷静在那个时代似乎是不恰当的。
但是，当真正的枪声、炮声响起的时候，她也感到切身剧烈的影响。战争的恐怖渗入她的骨子里，腾升起一种幻灭、虚无和绝望来。一切都变得模糊瑟缩，靠不住了。有一种“无牵无挂的空虚和绝望”。
“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的要求。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她呼号：“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还枉谈什么未来？”
在那个短暂的岁月里，她目睹了人的自私与空虚，“去掉了一切浮华，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劈开生死路那样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与爱悦，也是应当的。”
人生在仓皇中露出本来面目，爱也在灾乱时流露出真情来。乱世让人对生活多了一些珍惜。爱玲也多一些明了和爱意。
“这是乱世。”这个年轻的女子，人生虽然未有大的波折，却仿佛已经历经沧桑，有种种忧患涌在心头，一种惘然的失落感。
惘惘的威胁，我也常常能够感受到。虽不是乱世，亦无战争，何来威胁？却常常在梦中惊坐，看着窗外沉沉的夜空，心中陡然升起一种恐惧，仿佛头顶是无底的深渊。梦在脑际回旋着，有一种悠远的低唤从遥远处传来。暗夜会腾起对未来的忧虑。
生活仿佛是在这黑暗的甬道中行走，怀着一种爱琢磨而又胆怯的心。这是所有敏感人的心。这颗心在爱玲幼年时代就种下了。
两岁时，在天津古宅里，热热闹闹的新年。大年初一，爱玲预先嘱咐阿妈天明就叫自己起来看迎新年，谁知他们怕她熬夜辛苦了，想让她多睡一会。
第二天醒来时鞭炮已经放过了。“我觉得一切的繁华热闹都已经成了过去，我没有份了，躺在床上哭了又哭，不肯起来，最后被拉了起来。坐在小藤椅上，人家替我穿上新鞋的时候，还是哭——即使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一切繁华都过去了。
至少还有你
“我妈妈是从家里逃走，才嫁给我爸爸。”
“喔！我母亲是嫁给我父亲以后才从家里逃走的！”
我愿意相信，在一九三九年，爱玲和炎樱这两个妙不可言的女子，是以这样妙不可言的对话，开始她们一生的友谊的。它兼具了古龙的机智和朱德庸的深刻，对那个破碎动乱、全盘崩袭的年代，是一种绝妙的嘲讽。
香港大学，夏日校园，樱花盛开如雨。爱玲和炎樱走在校园小路上。这自然是臆测，也不脱俗套，然而只觉得只有这样的画面，才配上爱玲为炎樱取的这个好名字。港大三年，爱玲独自一人，没有亲朋故旧，和同学之间更是隔了一道墙。她将自己放到玻璃罩里，惟一进这“私家领地”来的，只有炎樱，一个混合了不同血统的外国女子。
她和炎樱，如我与离离，是“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人，一生中会和很多人相遇，有些人只是为了擦身而过，有些人是等着一见如故。
一九四一年底，珍珠港事变，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港大停课。整日间都是日军飞机空袭，炮弹漫天飞舞，子弹密集如雨。爱玲和同学终日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躲避轰炸。稍不留神，就可能香魂难返故里。
一日，不见炎樱。爱玲和舍监急得到处找她。听有人说炎樱去城里看电影了，舍监咆哮如雷：“她不要命了吗？现在是什么世道？”
余音未了，爱玲听见漆黑的浴室里传来歌声，突然传来子弹打破玻璃的声音，歌声停下来。
“炎樱！”爱玲轻轻地叫一声，她刚刚松弛下来的心，马上又悬了起来。然后她听见舍监忍无可忍地吼叫：“你这个笨蛋！疯子！你给我从淋浴间里马上出来！”
只听见炎樱嚷道：“带着肥皂泡泡吗？”
站在舍监身边的爱玲低着头用力忍住笑，炎樱的满不不在乎仿佛是对于众人恐怖的一种嘲讽。
“炎樱，你去哪了？真是愣头愣脑胆大包天。”
“张爱，我上城看电影，五彩卡通很好看。你做什么了？”
“我还有什么可做的！不过缩在这里听机关枪的声音，‘忒啦啦啪啪’的，像雨打芭蕉，这会儿倒好了，不费劲等夏天过了再‘留得残荷听雨声’了。”
经过战争的震荡，人性的灰尘一一抖落，爱玲更是心似明镜，眼如冰雪。《烬余录》里爱玲冷眼看世人，已是毫不留情到森然的地步，惟独对炎樱她是真欢喜。爱玲极不擅交际，礼节往来尚可，斗角勾心就免了。她看炎樱如同赤子，天真喜悦到她不需设防，所以她愿意与她深交。
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二年底港大停课之前的校园生活，是爱玲最纯净自由的岁月。除了努力学习，争取考上伦敦大学之外，余事倒是不劳挂心的。偶有小愁，也没有牵肠挂肚的，更何况有炎樱这样的开心果、知己陪着。全然不像在圣玛丽亚女校那样受人歧视，以近乎自闭的方式孤独着。就连一直缠绕她的“旧衣服”心结，也因为连得了两个奖学金，狠狠做了些衣服而吐气扬眉略有疏解。
不过，我想爱玲多是不太怀念在港大的生活，此时她已经学会了冷眼旁观。我上学时老师也曾说过，你们会怀念大学无忧无虑时光的。可惜到了现在，能够继续保持联系的人却无几。
并非我薄情寡意，的确未曾有让我怀念的力量。大多数人眷恋的不过学校里人与人之间温馨的相处，因那实在不能伤筋动骨，和日后的惨烈比起来，真是单纯的快乐。
有了这种单纯的快乐，任何地方都是很可爱的。譬如爱玲和炎樱，在香港沦陷后，依然满街找寻冰淇淋和唇膏。撞进每一家食店去问可有冰淇淋。只要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第二天就会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一盘昂贵的冰淇琳，里面却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天天上城买东西，名为买，其实不过是看看而已。“从那时候起我学会了怎样把买东西当作一件消遣。街上摆满了摊子，卖胭脂、西药、罐头牛羊肉，抢来的西装、绒线衫，蕾丝窗帘，雕花玻璃器皿，整匹的呢绒”。
乱世繁华，自有一番光华夺目。她和炎樱在一起更能体会到生的喜悦。
上帝说，他把男人和女人分成两半，找到了，才拼和成一个完整。
我觉得女人和女人，男人和男人之间也一样。要不然，人世情意何须分出亲情、爱情和友情呢？
她遇到她也是圆满。炎樱对爱玲，比起爱玲对炎樱更是重要。炎樱娇小圆润，是很讨喜的女孩。她人缘好，性格开朗，没有爱玲照样能活得很快乐。但爱玲如果不遇上炎樱，那就真是太孤独了。知己好友就好像一面镜子，反映出天性中最优美的部份。炎樱对于爱玲就是如此。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闲闲一笔，读来恰可为爱玲的心境做注解。“爱玲从来不牵愁惹恨，要就是大哭一场，她告诉我有过两回，一回是她十岁前后，为一个男人，但我记不得是爱玲讨厌他或喜欢他而失意，就大哭起来。又一回是在香港大学读书时，一年放暑假，仿佛是因炎樱没有等她就回上海家去了，她平时原不想家，这次却倒在床上大哭大喊的不可开交。”
我印象中爱玲至少哭过三次。除了前面胡兰成说过的两次，另外一次则与他有关。或者不知，或者不愿明言。两男一女，可见爱玲对炎樱真是看得重。第一次与胡兰成，第二次与赖雅，炎樱都是媒证。婚姻是一生大事，慎为珍重。爱玲视她已如亲人。
常听人说女人和女人之间难有真正的友情，只有男人之间才可高山流水知音相酬，心里着实不服。然而，看过了如胶似漆的女友，转身即说是非，或者因为琐碎小节反目成仇，也能体会到女人友情的脆弱，实在经不起谗言、误会和男人的颠簸。女人的敏感计较，常常会毁了看上去漂亮华丽的情感。
我自己也是怕了。看上去人缘宽阔，却是暗自谨慎，择女友如择男人，艰难而沉重。翻遍电话本找不到能够倾诉的人，找到了，电话接通，草草几句又挂断。各有各的忙，各有各的事，各有各的难。
真想有一个完全无须设防的好友，有相同的志趣，互补的性格。如果你不擅言辞，她可以代你说话；在你需要的时候，她心甘情愿地维护你。即便过了许多年，她依旧像第一天认识你那样待你。
我需要！非常需要！然而，我们怎么寂寞成这样了呢？
爱玲去美国后，只和极少人保持联系，而当中多半是出版社、杂志社的编辑。只有炎樱，她与文字无涉，只是单纯的好友。爱玲待人真，炎樱也真，山长水阔，岁月迢迢，她一直陪伴在她身边。
一九九五年爱玲去世以后，不断有人请炎樱写关于爱玲的回忆录，都她被拒绝了。因她是真正了解她的，她深知爱玲洁净，不喜这些世俗纷扰。炎樱此举堪称高洁，比落几多寻常拿他人炒作自己的名人。古有伯牙摔琴谢子期，炎樱虽是外国女子，亦有落落君子之风。
爱玲一生人缘疏冷，好友十个指头未用完都数得过来。但这又何妨？乱世中，夫妻情义都如风中落叶般摇摇欲坠。两个女子之间的友情能历经世事不动不移，真是不易。高山流水，知交零落，山冷水断叫人痛断肝肠，却合了佛家意思：好的东西就是叫人微微不安，因此不可贪恋。世景荒芜知己稀，爱玲遇着一个炎樱也尽够了。
而我，至少还有你。
海上花开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
这是爱玲被引用最广泛的一句话。爱玲的朋友、作家柯灵将这句话进行演绎，来分析爱玲成名的因由，甚是妥帖。
他说：“如果不嫌拟于不伦，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为‘上海’，‘流苏’改为‘张爱玲’，我看简直是天造地设。
“……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
“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1945），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
有了这段话，我觉得不枉爱玲和他相交一场。
爱玲的成就在陷落的上海。一九四三年，《传奇》时代的张爱玲，仿佛那个“孤岛”寂寞夜空最后一束惊艳的烟火。
爱玲是深爱着上海，在她的眼里，“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也正是在这样的土壤里，开出了她这朵奇异的智慧之花来。
爱玲最初将稿件投给了英文月刊《二十一世纪》，一份综合性的刊物，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并且附有自己所绘的十二幅发型和服饰插图。由此开始，爱玲再接再厉，一连发表了九篇文章。
但是，真正使爱玲出名的是《杂志》。爱玲的成名作品《倾城之恋》、《金锁记》、《红玫瑰和白玫瑰》等小说名篇以及一些精彩的散文，都是刊登在这个背景复杂的刊物上。
然后，一发不可收拾，爱玲妙笔生花，盛开在四十年代幽暗的上海天空中，又如彗星般扫过上海文坛。少年时代的天才梦，终于在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变成了令人称慕的现实。
她的成就引起了阵阵惊呼，也引起了更广泛的关注，许多人为她善意地设计她的文学道路。譬如“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书店付给稿酬，等河清海晏再印行。”爱玲则用一种委婉决断方式对这种关怀敬谢不敏。
她有自己的考虑，有自己对人生、时代的理解。她迫不及待无比激动的心情，在《传奇》序言中有过这样的表达：
“呵，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地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就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在我眼里，盛名下的爱玲依然是一个小女子，外表冷漠，内心欢喜的女孩子。如她所言，“狂喜的人，我还能想像得出他们的心理；你们这种谦逊得过分的人，我简直没法了解！”
她是率真的，没有任何虚伪的谦逊。
有女如青
爱玲在《我看苏青》一文中说：“把我同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心甘情愿的。”爱玲这一句，可见苏青其人不俗。于是，我切切地去寻找苏青。于是，我发现了一个与爱玲相近，却也迥然相异的人和传奇来。
苏青，本名冯允庄，又名冯和仪。苏青这名字，我一见即喜，喜到心里去。苏字灵透，青字又俊雅，似我这样不通平仄的人张口也能凑两句诗来：姑苏城外离人柳，别梦青青到徐家。又叫我想起诗经里“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兮,雨雪霏霏”的意境。冯和仪这个名字，我也喜欢，古雅大气，又堂皇，合着“有凤来仪”之意。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一书中就是这样称呼她的。我印象深刻。
苏青一九一四年出生于浙江宁波，长爱玲六岁。同样的富裕显赫家世。祖父是举人，先是经商，后由殷商变成地主，家有良田几千亩。宁波虽不及上海，却也开埠早，是上海的门户，开文明之先。
她的家庭虽说是书香门第、大户人家，但在她父母看来，读书毕竟不是女儿家的正经职业。虽然苏青一九三三年考入国立中央大学（即现在的南京大学）外文系。但是她依然不得不早早地就辍学，嫁给了徐崇贤为妻。两人在同一所高中念书，通了两年的信，却连个照面都没打过。美其名曰自由恋爱，其实不过是信中二人称呼逐步变得亲昵而已。
旧式婚姻虽然隔绝，却有一种陌生的神秘。新婚燕尔，徐崇贤对她还恩爱有加，然而，那薄雾似的爱毕竟是不能持久的，待到两人走近，面贴面以后，就冷冷地散去了。
苏青与爱玲可有一比：一般的受过高等教育，一般的从小在优渥的环境中长大，一般的对于生活而言十足的低能。
爱玲的委屈是内生的。仅就爱而言，胡兰成的出现十分突兀，让她措手不及。她的青春期是被截断的。从父母之手到爱人之手，虽过程短促，稚嫩苍白，却简单明了。虽然有一纸婚约，二人依然是“一个金童，一个玉女”。胡兰成父母双双亡故，不用伺奉公婆，承欢膝下，少了几多口舌是非。这对拙于交际的爱玲来说自然是好事。
苏青则没那么好的运气。这受过新式教育的少奶奶处理家务常常手忙脚乱，心浮气躁。且公婆健在，怀孕生下的又是女儿，未能给徐家延续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内不能见容于夫君，外不能见容于公婆。她的处境好比一脚踩空在阁楼上，上不得，下也不得。
如果丈夫帮她还好，起码还有人对题《钗头凤》，共唱《东南飞》。像我母亲虽与我奶奶不和，但父亲疼爱她，好歹不孤单。其实我父亲这样做是最明智的，因你是要共妻子生活的，帮了妻子，事情就有转圜的余地，即是帮了母亲。
偏偏是苏青的丈夫另有新欢，恨不得她自动隐身下堂去。背靠娘家也是枉然，嫁女如泼水，已为徐家妇，好好歹歹自己处着去吧！父母竟也做了袖手旁观人。
爱黯淡下来，生活便显露出斑驳狰狞的气色。丈夫只顾在外花天酒地，不养家，也不负责任，碍于面子，还不许她在职业上发展。纵使她有再多的戒指也供不上这样坐吃山空。无奈之下，她向他要钱以作家用，竟挨了丈夫一记耳光。他是彻底不爱她了，一颗心硬成了石头，再风化成粉末，风一吹，飘飘洒洒散落开来。
对于苏青的这段婚姻，爱玲有自己的看法：“其实她丈夫并不坏，不过就是个少爷，如果能够一辈子在家里做少爷少奶奶，他们的关系是可以维持下去的。苏青本性忠厚，她愿意有所依附，只要有千年不散的宴席，叫她像《红楼梦》里的孙媳妇那么辛苦地在旁边照应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兴兴头头。”
“离婚吧！彼此好过。”十年之后，终于有一天苏青昂然对那个自己叫丈夫的男人说。她要去寻找自己新的生活。
一九四三年，苏青开始在《风雨谈》上连载自传体长篇小说《结婚十年》。书中有许多关于婚姻生活中女性性心理的真实描写，在现在来说算不得什么，在当时却可谓前卫。一时她被社会称为“大胆的女作家”，大红大紫，风头大大盖过今天一帮用身体写作的美女作家们。其实，不过是标题和内容用得十分大胆，真正读下去，却是写得很干净。恰如胡兰成所评：“女娘笔下这样大方利落，倒是难为她。”
说起来，《结婚十年》我没看完，但我实在是喜欢苏青，喜欢得不得了。她身上几乎集结了所有我喜欢的女人的特征：率直、独立、坚定、大气、忠贞。
苏青为人率直，连写作都不喜欢用二三人称的，“我我我”地直身而上。她与爱玲都是上海“孤岛”时期走红的作家。日本投降后，两人都受到非难。苏青曾做过这样的表白：“我在上海沦陷期间卖过文，但那是我适逢其时，盖亦不得已耳，不是故意选定这个黄道吉日才动笔的。”
苏青个性独立，乱世中一个女子，拖家带口，也真是难为她。如她所言：“我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自己挣钱买的”。然而紧接着的一句却是：“可是我回头一想，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哀而不伤的一句话，背地里或许是泪如雨下。亦说她做高官的情妇，她身边走来走去一个又一个的男人，欣赏她的红颜美貌，欣赏她的才气爽直，就是没一个人肯为她留下。
一九四六年夏初，上海的局势稍稍和缓，有人请苏青去编副刊，条件只有一个，就是要她改名。爱玲冷静客观地劝慰她说：“现实也得考虑！你去当主编，我也有条出路可走！我是不介意改名的，我这名字是一直都嫌它俗气，趁机改了也好！”
苏青显得很沮丧，创办《天地》那意气风发的神采已然不见了。她悲苦地说：“你算好的！有个姑姑给你挡一挡，靠一靠，我这一转身，老的老小的小，谁让我靠？现在又这样恶名在外，再嫁也没有人敢沽问斤两，我预备把自己挂在绳上，就这么风干了算了！”
天地茫茫，我要靠谁？谁能为我所靠？即便是这样的凄凉，她也熬过来了。爱玲远走他乡，她却留了下来。她还要撑着，还有子女要靠她。但靠了她又怎样呢？后来因涉嫌“胡风案”，至亲骨肉都与她划清界限，断绝往来。丈夫负，到头来依旧是一个“负”字。一生儿女债，想想真是惊心，伤心！
苏青晚景凄凉，她老病缠身，也不服药，但求速死。一门关煞，种了些草花，“这些花是我生命末期的伴侣”。她说。
一九八二年，苏青六十九岁。孤独地死去。
“这篇文章本来是关于苏青的，却把我自己说上许多，实在对不起得很，但是有好些需要解释的地方，我只能由我自己出发来解释。”这段文字录自爱玲的《我看苏青》。
这本书是关于爱玲的，却把苏青说了许多。因为我也有好些需要说明的地方，只能由苏青出发。因为苏青对于爱玲，实在是太重要了。
苏青比爱玲大，成名亦比爱玲早，却因爱玲才被广泛念及。爱玲对于苏青的评价虽有溢美之辞，却其情可谅，大概是出于某种知遇之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