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ely Lonely Lonely

周末,Lyle驾车来此地,每周都来,带来美丽的童装和玩具。八月中旬的时候,Caresse越来越经常的有意识的笑,我们总是围着她,不厌其烦的做鬼脸或者扮成猴子,引她咯咯咯的笑。小孩子总是那样,不管是哭还是笑,都用尽全部力气。我们相敬如宾和和气气,却尽量避免独处,更没有在一起睡过。一天晚饭的时候,他给我一张纸,一张支票,婚前协议约定的生孩子的“奖金”,讽刺的是,数额刚好是我原来那份香港工作合同的年薪加奖金。

之后的整个晚上,我坐在露台上的黑暗里,不能讲话,也终于知道自以为全都过去了的一切,还远没有过去。我从来就不是内向的人,Lyle也不是。但是面对他,我总有话不能讲出来,而他对于我来说,也一直是本没办法读的天书,埃及人写的,而且是残本。我不知道,在我之外是不是有人有相似的经历,你巧舌如簧,会流利的说两种语言,写东西精炼准确,但是面对某个人,某些时候,某些话,要说出来就像是灵魂出壳,如果那个人不以为然的转身走掉,你就彻底垮了。因为你太在乎,所以就怕了。

远处,焰火在夜空中升起。那个季节的东汉普敦,到处都是派对,任何时候都可能有陌生的人在不思议处相遇,但是,有些熟悉的人却在逐渐远离。

73) 长大

8月底的季风吹来大朵浮云,天空变得高而清朗,阳光时隐时现捉摸不定。夏天就这样过去了。

我已经恢复到了生孩子之前的体重,从前的衣服也都可以穿,但有些地方就是不一样了。有一条无袖露肩的白色网球裙,针织面料,非常贴身。从前穿了很好看,Lyle曾经开玩笑求我二十四小时都穿着它,甚至在床上。现在,我换上那条裙子,站在镜子前面,不用他说,也知道自己再也不能穿类似的衣服了。并不全是身材的关系,即便我能变得更瘦,能穿得任何紧身的裙子,我也再不是从前那个,站在成熟和稚嫩的分界线上的女孩子了,有些衣服穿上去就好像贴着个标签——“装嫩”。相反,有些衣服从前穿着像是小女孩偷穿妈妈的裙子,现在反而合适了。我,消极地说是老了,积极一点的话,就是——我长大了。

不管怎么说,九月初回到曼哈顿的时候,我还是听到很多赞美的声音,而且似乎也很喜欢听。我带着Caresse去商店,去美发沙龙,去见从前的同事朋友,包括会见我那些刻薄挑剔的姻亲。我比从前更加注意穿着打扮,总爱告诉别人我两个多月前刚生完孩子,然后就等着领受惊叹和赞美的声音。而在这些惊叹和赞美之下,我自己都瞧不起我自己。那个时候,我快要满二十六周岁,工作过一年半,结婚七个月,有一个两个多月的漂亮的宝宝,不用考虑生计,也不用做家务,买东西几乎不看价钱。我似乎什么都有,其实什么都没有。至少,有个人,我最希望听到他的赞美,或者不是赞美,随便什么都好,但他什么都没有说。

整个夏天,Lyle只有几个周末和我跟Caresse一起过。不在汉普敦的日子,他自由自在。他没有说,也不用他说,光看寄到家里的账单就知道:租用柯特角一栋房子的协议书,直达委内瑞拉的机票,以及一些花店或是首饰店的账单。而那段时间,我确定没有收到过除了钱之外的礼物。

有的时候,我很想问他,我们到底怎么了?原因在你,还是我?但下一秒钟,我就问自己,为什么要我来问?我没有在他需要照顾的时候扔下他跑掉,也没有跟他之外的任何人有讲不清楚的关系。无论如何,我没有错。为什么要我来走出第一步?现在的我看得更清楚,那个时候,论岁数或是身体,我是长大了,但还没有成熟到足够处理我们之间的问题。而且,他也没有。

我过生日之前的一个礼拜,他似乎做出一个表示友好的姿态,问我要什么礼物。其实我有个现成的答案,把心里的声音说出来就好:我要你爱我。不过,可能是怕那句话一旦说出来,眼泪就收不住了,我只是回答:我不知道。心里希望有个惊喜。而现实是,他继续他的友好姿态——带我去选钻石。

74)我们

于是,那天中午,我们被关在第五大道的樊克雅宝二楼一个房间里。那个屋子装饰华丽,从里面反锁,没有窗户,宛如密室。在座的有店经理、设计师和做首饰的师傅,女店员微微欠着身站在旁边。

当天,店里有两颗心形钻石,大的1.87,小的0.72克拉,和设计师谈过,决定镶成一个链坠,草图画出来,是两颗心依偎在一起的样子。

“大的是你,小的是Caresse。”Lyle说,在我手上和脸上各吻了一下。

我想问他,那你在哪里呢?嘴上只说:“谢谢。”

下楼在底楼柜台里看见一个钻石手镯,试了一下。Lyle说:“很好看,当作生日前的礼物好了。”一万两千美元,一并买下。他签支票,我手托着下巴看着除他之外的随便什么地方。旁边一桌坐着一男一女,看上去像是一对就要结婚的情侣,在挑戒指。女的看中了一对,但似乎超出预算了。正在犹豫,男的对店员说:“我们就要它们了。”两个人不约而同的相视一笑,桌子下面,两只手扣在一起。

“我们”,那句“我们”说的如此动人,以至于我很长时间都在回想那个场景。离开首饰店,我们在附近一间餐馆吃饭,天气很好,就坐在沿街的露天座上。空气清澈,到处看起都明晰艳丽,路上行人来来往往,有一些还穿着夏天的衣服。我摘掉太阳眼镜,伸出右手放在他腿上,一秒钟之后,他也伸出手来握住我的手,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你怎么了?”我转过头,看着他说。

他回答:“我很好,没怎么。”

“我的意思是,这段日子,你很少说话,跟我。”我反过来抓住他的手,“有什么我应该知道的事情吗?”

他笑着说:“你想听什么?下午一点半,在东六十三街和公园大道路口?”

我承认:“可能的确不是合适的场合。”

侍者过来上菜,打断了我们,吃过饭, 我继续血拼,Lyle回酒店去。快三点的时候,我拿着三四个购物袋在列克星顿大街一间咖啡馆休息,抬头就看见Rona Morgan坐在离我不过五米的桌子后面,穿着上班的衣服,低头一边吃东西一边看手里的一份文件。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很快的检视了一下身上的打扮。不知道为什么,看到她我让我自惭形秽,想要装作没看见,但隔得太近,已经来不及了,她也刚好抬头看到我,朝我笑了一下。

我走过去,跟她说:“嗨,你好吗?”

她让我坐到她这边来,告诉我上午一个会一直开到现在,只有二十分钟随便吃点东西。

我问她最近忙不忙,她问我小孩怎么样了,除此之外,我们之间好像也没什么可聊的。她很快吃完,匆匆告辞。我看着她走出去,还是从前的样子,美丽低调,看似温柔,却是一切尽在掌握的样子。有一瞬间,我没办法否认,有些人就是比其他人聪明,至少看问题比我清楚,也更识时务,知道什么事情可以试,什么事情无论如何都没戏。

天开始黑下来的时候,Lyle打电话来说晚上带我出去,多少让我又恢复了一点信心。我回家,换好衣服,等他。七点半,他来接我,去上西城的Jean-George吃饭。点完菜,他说本来有个派对请我们去,不过他想还是两个人在一起好一点。

周围所有人说话的声音都又轻又柔和,两人餐桌很小,我们离得很近,桌子下面,腿、鞋子或是膝盖偶尔碰在一起。

主菜上来,我对他说:“我星期五去心理医生那里,我想要你陪我去。”

他先是答应了,然后反应过来,我不只是要他送我去接我回来,说:“饶了我吧。”说完继续他愉快温柔的样子,直到一顿饭吃完。

上了车,他对我说声“我爱你。”不知道为什么这话听起来像是安慰多一点。

“那个派对在哪儿?” 我问他。

“公园大道740号。”

“我们去吧,如果不是化妆舞会的话。”可能是晚餐时那一点点酒精的作用,我不想回家,不想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75) 告别派对

公园大道740号,那个门牌号码以昂贵闻名。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只有九点多钟,人还不多。 男主人甚至还没有打扮好,女主人站在门厅迎接早到的客人。她身后螺旋形楼梯通向房子的顶层,超大号主人房,超大号露台,满是落地窗的起居室,无敌的夜景。我不太清楚这间公寓要多少钱,不过,再过五年最多十年,Baker家死掉一两个有钱的亲戚,我就能住进更大更豪华的房子。

Lyle跟女主人讲话,我自顾自的走进客厅,经过一道门,是一个足够几十个人跳舞的大房间。房间尽头一支七个人的爵士乐队刚刚开始演奏,靠窗一溜餐台,穿白制服的侍者在准备食物、摆好餐具和酒杯。我走过去,拿了一杯香槟,靠在窗口慢慢的、一口气喝完,然后转身又拿了一杯。喝掉三杯或是四杯之后,周围渐渐热闹起来。乐队开始演奏适合跳舞的曲子,有人在屋子中央慢舞,有人说话,笑声,惊喜的叫声,水晶玻璃碰撞发出轻轻的带着共鸣的声音,此起彼伏。我突然发觉,我不知道Lyle在哪里,我们走散了。

几个三四十岁的女人在离我不远的窗口讲话,其中一个说:“她在自己身上投资了不少,脸上几乎没有没动过刀的地方。” 说的是女主人,五十出头,仍旧很美,二十几岁的时候嫁给现在的老公,家财过亿,有一对双胞胎女儿,似乎是再幸福不过的家庭。然后有人说起男主人的情人:一个选美皇后出身的模特;前一个情人,肥皂剧明星;前前一个情人…大家。

有人碰了碰我的手臂,叫我:“嗨,肚子。”

会这么叫我的只有一个人,Ryan Blanchet。我回头,果然是他。礼服领结,打扮得很漂亮。

“跳舞吗?”他问我。

我记得自己回答他“不跳”,但还是随他搂着我走向舞池。

“最近怎么样?”他说。

“很好。”我回答。越过他的肩膀,看到Lyle挽着一个穿黑色长裙的女人从另一个房间出来,低头侧着脸听她讲话,再抬起头的时候刚好看到我和Blanchet。我们互相看了一眼,没有什么表情。

我更加贴近Blanchet,听他在我耳朵边上半真半假的恭维我,一连跟他跳了两三支曲子,直到Lyle切进来,默不作声的跟我跳舞,舞曲结束,他拉着我走到角落里。

“不要玩你玩不起的东西。”他跟我说话,眼睛看着房间里说说笑笑的人群,无所谓的语气,“你以为他是冲你来的?他是冲我来的。为了叫我难堪。”

我愣了一会儿,回答他:“你别太自信了。”

不知道什么地方点起了薰香,空气里有依兰、白麝和西柚的气息,我本来不讨厌那味道,但那个时候却觉得恶心,手忙脚乱的想要开窗,却找不到把手,新式机关,或者是女主人的特别设计。我有种冲动,想去对Blanchet说,把我带走,随你干什么都行。他看到过我的裸体,剖开过我的肚子,又把它缝起来。最丑最糟糕的都见过了,至少不会因为我生过小孩,肚子上有条疤,嫌东嫌西。我扔下Lyle,一个人穿过大厅,朝Blanchet走过去,他回头看见我,笑了一下,举了一下酒杯。

他带着调情意味的笑容让我觉得不对,所有一切都不对,觉得自己蠢的要死,竟然想要用一个更糟糕的男人证明自己仍旧年轻,仍旧有吸引力。我回了一个微笑,转身朝门厅走过去,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我,只有侯在电梯旁边的一个穿制服的男人帮我按了电梯。我下到底楼,走出那栋品位高雅的灰色建筑,走出它门口墨绿色的雨棚。夜晚微凉的空气让我想起来,我忘记拿外套了。

往西走不到两百个号码就是我的家,“甜蜜的家”,Lyle在七百号左右追上我,让我上车。

车门关上的那一瞬,我突然有种感觉,像是被人活生生的砌进墙壁里的感觉,砖块水泥在眼前越堆越高,就要封死了,刑期无期。

司机发动车子,我看着车窗外面说:“我不想再这样继续下去了。我不想跟你住在一个屋子里,心里空空的,等着你,天天猜你是不是还爱我。”

“我爱你。”

“而这就是你爱我方式?” 我的酒劲儿上来了,笑的上气不接下气,接着又哭起来,语无伦次的说:“我宁愿从来都没有遇见你,如果可以用你,用Caresse,用这个所谓的家,交换任何东西,我一点都不会犹豫…你毁了我的生活。这是我的生活,真真实实的生活,不是个玩笑,也不是什么豪华饭店的房间,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只有那么一次机会,我要得更多,我配得到更多…”

他想抱我,用他一贯的方式叫我住嘴,结果不行,干脆直截了当的对我说“住嘴”。我可能打了他,在一个路口等红灯的时候,打开车门下车,他没有拉我。

我在中央公园的一条长凳上坐了很久,不远处是一个不知道什么名堂的露天派对,传来隐隐约约的电声音乐。直到黎明,我的手机始终没有响过。我终于让自己相信,他永远也不会用我想要的方式爱我,朴素但是温暖的方式,牢牢的爱我。当我躺在病床上,醒过来,在我身边,握着我的手。当青春韶华逝去,眼睛里脑子里心里始终是彼此最美好的样子。他做不到,他没有能力真正爱上一个人。

天渐渐亮起来,一个看打扮根本不像流浪汉的二十几岁的男人经过我身边,在离我不远的一个垃圾桶里找吃的,找到一个装三明治的塑料盒子,里面还有一小块面包,他低着头对着树丛吃掉。我走过去,把身上所有二十块的钞票都放在那个垃圾桶上,然后走到大路上,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去。

77) 身份

我走进酒店房间,发觉自己和下定决心离开的地方只不过相隔四个街区。帮忙搬行李的侍应拿了小费,道谢走了。我关上门,把Caresse放在两米一零宽的床上。她仰面躺着,吮着奶嘴伸手抓健身器上的玩具,喉咙里发出咯咯的笑声,似乎挺高兴。而我回到门口,在那里站了很久,好像只要还站在那里,就不算真的在这里安顿下来,不算真的走了。在那种时候,理性的女人打电话给律师,感性的女人找自己的朋友。至于我,我打给Nick Tse,律师&朋友。

“你是认真的吗?” 他问我。

“是。”我回答。

很长的沉默之后,是一连串问题:“你们住的地方,你有产权吗?在那之外,你在美国有不动产吗?有没有证据,比如出警记录,照片,录像带,人证,任何东西可以证明虐待,婚外情,或者其他随便什么的?”

我没想到他一上来就会说这些,本来以为至少会有几句安慰的话开个头。没等我回答,电话那头,他喘了口气,说:“有条件长期居留证,这方面我不是专家,但是可能会有点麻烦,你得做好准备。”

直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想到,离婚可能会终止我的居留权。我跟Lyle结婚不到8个月,前一年的工作签证期满之后,申领的是以婚姻关系为理由的有条件长期居留证,要等结婚满两年之后,由有公民身份的配偶签字申请,才能更换无条件永久居留,也就是通常说的绿卡。我并不是非得留在美国不可,但是因为有Caresse,让事情陷入两难境地。

情况一:拿到小孩的监护权,可以监护权为基础申请居留权。

情况二:没拿到拿到小孩的监护权,即使有探视权,申请居留权会很麻烦。而反过来,可能没有居留权这一点又会影响到监护权。想想也知道,这个自高自大的国家,一定不会愿意我把这个未成年的美国公民带到第三世界国家抚养长大。

自打没了工作,我有很长时间都没有考虑过这种拐弯抹角的问题了,不过有一点我还是清楚的——离婚是在州法院办理,移民则归联邦政府管。到时候肯定不会有人看我可怜,想要,或是能够,在监护权和居留权上面格外开恩徇徇私情。

不到一个小时之前,Lyle当着我的面碎掉我的护照的场景一遍一遍在我脑子里重演,他的动作和神情一次又一次加上了新的含义,没有什么比这种境地更让人觉得羞辱了,即使是牵扯上金钱地位因素的男女关系不至于那么糟糕,因为金钱或是地位还能算是屈从于欲望,至于我,是连最基本的身份也没有。而且,因为他曾经爱我,我也爱他,就愈加让人难受。

只不过,落到最惨处,反而让我变得静。当天下午,我很有效率的见了律师,Greg MacDenton。虽然,MacDenton先生认为我在咨询律师之前就摊派是“非常不明智的”。这个穿白底蓝格子衬衫,发迹线靠后的男人,是Nick认识的最好的离婚律师,做过几件牵涉到绿卡问题的案子,办公室的窗户对着中央公园的南门。听我说完我和Lyle的情况,他笑了一下,说:“要知道,其实,酒店业和娱乐圈没什么两样。”

78) 监护权

言下之意很清楚——离婚率畸高。话说得如此经典,让我不知道该不该后悔没有早点跟他谈话,听听这种说法,再考虑结婚问题。

MacDenton顿了顿,似乎是在欣赏他自己的高论余音绕梁,等听众回味够了,才翻开一本棕色皮质封面的大记事簿,问我:“Ultan太太,现在可以告诉我你离婚的理由了。”

我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那些灰尘一样逐渐蒙在我们心上的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去归纳,又做不到原原本本的讲出来给一个陌生人听。“我们就是做不到…结婚之后生活在一起感觉很糟糕…没什么交流…”我听到自己词不达意,但毫无办法。

“你从前也是执业律师,应该知道‘性格不和’‘没有沟通’不能作为离婚的理由,这是纽约州,不承认无错离婚。”他打断我,然后直截了当的问:“Ultan先生有没有外遇?”

“我没有确实证据。”我回答。开始有点明白自己为什么逃一样的搬出来——我不愿意看到所谓“确实的证据”,哪怕这种证据会让我在离婚官司里占尽上风,拿到更多实实在在的好处。可能就像心理医生说的,我爱逃避,不成熟的表现,小孩子都爱逃避。

“所以,下次记得先找律师再搬出来。”MacDenton低头在本子上写了点什么,接着又问我,“你从前做哪方面的案子的?”

“国际公司法,收购兼并,专利,无形资产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