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啊……”郭小芬浮现失望的神色。

“他这么一说,审讯其实就进行不下去了,我们掌握的唯一能够证明他与扫鼠岭案件有关的,就是他开着斯派驶过青石口东里红绿灯的照片,现在人家承认当晚去过扫鼠岭,也承认是开着斯派去的,然后人家说了,车是邢启圣自己开走的,林凤冲特地带周立平去了一趟扫鼠岭,他大致回忆,车就停在通往银麓山路和苗圃小巷交叉的那个路口的马路东边,也就是说,他离开后,邢启圣只要左转直行就能把车开进小巷里,完全符合现场车辙运行的痕迹——”

郭小芬突然打断刘思缈的话:“我说,林凤冲那个傻实在该不会因为周立平一番话,就没有排查他是否采用交通工具赶往杏雨路了吧?”

“凤冲实在,可是不傻。”刘思缈说,“警方不仅通过几个叫车APP和摩拜单车的终端系统,调出了案发当晚扫鼠岭地区所有的使用记录,证明周立平当晚没有使用过这两样交通工具,而且还利用天眼系统对案发当晚所有从扫鼠岭地区开往杏雨路一带的车辆进行了排查,没有任何司机记得搭载过这样一位乘客——包括黑车司机在内。我知道你还想到了公交车,且不说坐公交车在时间上难以把控,而且警方也调出了从扫鼠岭开往城里的几班公交车的监控视频,连周立平的影子都没有发现。”

郭小芬用手杵着下巴想了想,突然眼睛一亮:“假如周立平事先在扫鼠岭附近准备了一辆汽车,犯罪后不是直接开车进城,而是往西绕了一段山路,然后再从其他道路回城的呢?”

“依然存在时间上的难点:从扫鼠岭往西进山,想绕山然后进城开往杏雨路,最快捷的方式是绕翠微山,从翠微山的北麓下来……所谓‘望山跑死马’,更别提绕山了,晚上十点半,就算不顾交通安全的超速驾驶,到达杏雨路也要超过十一点了。”

郭小芬一时间傻了眼。

刘思缈轻轻一叹:“所以说,现在周立平等于是把难题甩给了我们,怎么证明他不是跑步去的杏雨路……”

“或者说,找到他在三十分钟内从扫鼠岭到达杏雨路的办法。”郭小芬说。

刘思缈轻轻地摇摇头:“排除杀人焚尸到路上其他耽搁的时间,也许留给他的只有二十五分钟——这还不算他把那辆斯派藏起来的时间。”

“骑自行车和开汽车,从扫鼠岭到杏雨路大约需要多少时间?”

“我们计算过,骑自行车,二十到二十五分钟可以赶到;开汽车,考虑到时间是晚上,不存在堵车的问题,但一路上红绿灯较多,需要十到十五分钟吧。”

郭小芬从挎包里拿出一支笔和一个粉色皮面的小本本,在上面划拉了半天,轻轻叹了口气,突然想起了什么:“那个跟周立平约架的人,有没有发现周立平当晚赶到时有长跑后的迹象,比如气喘吁吁、浑身是汗什么的?”

“他那天情绪很激动,新仇旧恨,见到周立平没说两句就开打了,所以回忆了半天也不敢打保票,只依稀记得周立平那天显得很疲惫,只是——”刘思缈苦笑了一下接着说,“只是杀人焚尸、清理现场也会使人很疲惫的。”

两个人一时间都沉默下来。

咖啡店侍应生走过来,问她们要不要加水,刘思缈示意在自己的杯子里加一些,椪柑雪梨茶在水柱的冲压下翻滚着橙白色的浮沫,等侍应生走远了,浮沫也渐渐淡去,她才端起杯子,轻轻啜了一口,觉得有些烫,又放在了桌子上。

“那么,根据审讯的结果,专案组对案件的进一步勘查得出了什么意见呢?”郭小芬问道。

“专案组其实出现了分裂,杜建平以及大部分办案警员,都主张加大审讯的力度,务必让周立平交代实情,但林凤冲和楚天瑛认为,不能一棵树上吊死,在周立平身上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反而让真正的罪犯逍遥法外……不过由于蕾蓉出具了一份鉴定报告,导致专案组又统一了认识,大家一致认为:对下一步工作,确实应该调整一下方向和思路。”

“法医鉴定报告?”郭小芬有些惊讶,“不是蕾蓉早就拿出来了吗?”

“不是,是一份根据周立平受审视频所做的心理鉴定报告,通过周立平对每个回答的语速、语态、表述方式、神情变化等,分析了他的回答有哪些地方可能存在疑点。”

“这么厉害!谁做的?”

“蕾蓉说是因为案情重大,部里特批,找了一位旅居国外、身份保密的行为科学专家做的,但老杜他们看完都觉得很有道理。”

“说说看。”

“那位行为科学专家把周立平每一次接收问题后的反应时间和对答语速进行了比对,发现是一个很均衡的状态,并不很慢,但也不很快,而且可以说是对答如流,毫无破绽,很明显是有所准备,甚至是进行过预演的。不过这在有过前科的犯罪嫌疑人身上很常见,不能说明什么,但其中有一处回答,出现了一个不易察觉的前后矛盾。”

“哪个回答?”

“周立平说自己当晚九点多接到邢启圣的电话,让他去童佑护育院接他,用了‘说有急事’四个字,由于林凤冲问邢启圣是谁,打断了一下周立平的思路,所以重新问起‘他找你什么事’时,周立平的回答是‘他晚上喝多了,开不了车’,言外之意,邢启圣找他的‘事’只是个代驾,跟‘急’字完全无关,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语态递减’;更加微妙的是,后面他又说自己赶到护育院以后,邢启圣让他在车里等了二十多分钟才出来,这哪里是有什么急事?但很可惜,由于林凤冲当时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周立平将怎样‘掩饰’自己的行为上,而对他‘坦白’中的这一明显矛盾之处,没有进一步追问。”

郭小芬瞪圆了眼睛。

“此外,还是这段回答里,出现了整个审讯过程中罕见的两根‘bony spur’。”

“‘骨刺’?”郭小芬不大明白,“什么意思?”

所谓审讯,就是审讯人员挖掘案件中的疑点,让受审人解释这些疑点,从中寻找那些无法弥缝或者弥缝后漏洞太大的“窟窿”。因此,受审人的应答模式大体上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铆钉式的,一种是橡皮泥式的。顾名思义,前者是你挖一个洞,我就可丁可卯、严丝合缝地填一个洞,不多不少;后者往往出自那些心理素质很差或者渴望立功赎罪的嫌疑人,审讯人员问一个他恨不得回答俩,弥漫或发散得厉害……而周立平的所有应答都是铆钉式的,绝不游离问题之外,但有两处出现了例外:第一,当林凤冲问“邢启圣是谁”的时候,他本来只需要回答“童佑护育院院长,跟我们郑总是朋友”就足够了,偏偏又加一句“但我不喜欢那人”;第二,在林凤冲问“你去了吗”的时候,他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有啥办法”……

郭小芬眼睛一亮:“也就是说,在这两个地方,周立平的回答画蛇添足,而且表现出了鲜明的感情色彩。”

“对!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讲,这表明受审者存在着心虚或心慌,甚至是某种‘逢迎’‘讨好’审讯人员的心理倾向,结合刚才那个语意上的前后矛盾,等于是在连续四个问答里集中出现了多处心统失调,对于具有丰富的受审经验、心理素质绝佳的周立平而言,这是极不正常的。”

“那么,上述分析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那位行为科学专家认为,从整个对话来看,周立平的一系列心统失调,就是从‘说有急事’开始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很可能,周立平无意间地说出了真实的情态,也就是说,当晚邢启圣确实用‘急事’为借口叫来周立平,让他去做了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情,但周立平马上意识到:这是不能对警方讲的,讲出来是对自己不利的,所以瞬间乱了方寸,才有接下来一系列的回避、淡化,并连续两次刻意表达自己对邢启圣的反感和厌恶,试图撇清自己与邢启圣的关系,使警方不去深究邢启圣找他到底有什么‘急事’——这恰恰说明他对扫鼠岭案件绝不像他表现出的那样一无所知,只是存在着难言之隐。”

郭小芬的脸上不由得露出钦佩的表情:“这个分析我服气。”

“对这个分析,大家都很服气,而且也颇受启发,专案组一致认为:之前审讯和调查的重点完全放在‘去扫鼠岭之后发生了什么’,接下来应该把案件看成一个整体,还要搞清楚‘去扫鼠岭之前发生了什么’,比如邢启圣跟周立平到底是什么关系,邢启圣当晚叫周立平去护育院究竟有什么‘急事’,黑色斯派在当天早些时候有过什么样的行驶轨迹,等等,这样才能找到案发的本因,查清案件的真相。”刘思缈说。

郭小芬点了点头,然后把脑瓜儿往前探了一探:“那么,现在你可以说了吧,你到底希望我协助你做什么?”

7

刘思缈望着郭小芬,好像在她那张美丽、聪慧而可爱的面庞上寻找着什么,然后,不知是找到了还是没有找到,她慢慢垂下眼皮,目光在那杯椪柑雪梨茶上凝注了许久,才缓缓地说:“我被调离专案组了,你知道。”

“嗯。”

“什么原因,你也知道。”

“嗯。”

“每个人在别人眼中都是一个定义,就算她已经改变了,错的也不是定义,而是被定义的人。”

郭小芬瞪圆了眼睛。

“我也是一个被定义了的人。”刘思缈神情平静地说,“虽然我和香茗从来没有在一起过,但是在每个人的心中,我就是他的女朋友,所以哪怕是十年前他对一个案件做出的判断,我也要承担对与错的责任。”

“这是不公正的。”郭小芬说。

“一面指望别人公正地对待自己,一面自己又不公正地对待别人,这就是人性。”刘思缈冷冷一笑,“我对人性从来不抱希望,所以也从无抱怨。”

“那你又何必再涉足这个案子?”

“两个原因。”刘思缈说,“第一,我觉得最近这两年,在刑侦工作中出现了科学至上主义,这个不对头。”

“我的天啊!”郭小芬一声轻呼,“我没听错吧,你这个一向最崇尚科学精神的刑事鉴识科学家,居然说科学至上主义不对头?!”

“科学精神和科学至上,根本就是两回事,前者是一种实证主义,而后者则是一种宗教式的盲从和依赖。”刘思缈说,“白银连环杀人案和湖州抢劫杀人案的侦破,在中国刑侦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大事件,它们标志着采用现代科学手段尤其是DNA生物技术,哪怕是几十年前的犯罪也能捕获真凶。与此同时,天眼系统的架设、大数据和信息化技术构建的社会安全防火墙,更让很多警员误以为,从此可以法网恢恢、无所遁形,万事大吉、天下太平,这种把预防和打击犯罪完全寄托在科学手段上,以为科技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思想苗头是非常可怕的,这也正是在逮捕周立平之后,警方从一开始的信心满满、斗志昂扬,到现在如堕雾中、晕头转向的根本原因。”

郭小芬听得十分专心。

刘思缈继续说:“就其本质而言,犯罪是一种复杂的人性与扭曲的社会环境相互作用下的变态反应,我们也许能通过一个个监控视频,看到一张张生动活泼或者麻木不仁的面孔,但这些面孔下隐藏的内心是什么,用任何科学仪器和装置也绝无探究的可能。一起犯罪事件发生了,抓捕罪犯不容易,但比这更不容易的是搞清他犯罪的动机。你是做法制报道的,最清楚人们犯罪的动机有多么的五花八门、荒诞可笑,绝不仅仅是图财图色,‘不图什么’的犯罪常常让经验最丰富的警官也瞠目结舌。这种情况下,把案件侦破的过程等同于‘犯罪→科技手段→破案’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简化,但偏偏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这种简化。年初在某商城,一个疯狂的歹徒持刀砍人时,有位优秀的女警冲向前去,被誉为‘最美的逆行’,这无疑是非常英勇的,可是别忘了,那个凶残的歹徒的所作所为,对于全社会而言才是真正的‘逆行’!单纯赞美高尚和善行,而无视或忽视那些诱发暴行的动因,对预防犯罪毫无意义。”

“你说得非常非常有道理!”郭小芬连连点头,“只可惜这样发人深省的话,没有几个人听,听也听不懂。”

“这也正是扫鼠岭案件发生后,我想到你并希望你来协助我完成一个工作的原因。”刘思缈望着郭小芬说,“那天早晨在苗圃门口,我没有看到一个新闻记者,只看到一群录音机器……我看不起没有职业精神的人;相反,哪怕是个和我曾经拌嘴吵架的家伙,只要她具备职业精神,那么我也尊敬并信任她。”

很明显,郭小芬深深地为刘思缈的这番话感动了。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了解到两年前导致杜老板女儿自杀的那起校园贷事件发生后,你采访过‘爱心慈善基金会’驻本市办事处,只是没有见到陶灼夭本人,就被郑贵给拦截住了。我在网上找到了那篇稿件,感觉相比之下,你的报道火药味儿没有其他媒体那么浓。”

“那是因为新上任的总编在‘爱心慈善基金会’挂了个理事的头衔,每年年底有一百多万元的分红拿,所以把我的稿件删了个乱七八糟。”

“不过我相信也正因此,‘爱心慈善基金会’乃至郑贵对你没有太多恶感。”

“这倒是真的,事后郑贵还给我快递过礼品卡,被我拒收了……”郭小芬似有所悟,“你是想让我从‘爱心慈善基金会’和名怡公关公司切入,协助你调查出扫鼠岭案件的真相?”

刘思缈摇了摇头:“我所谓的请你协助,绝不是请你协助我调查扫鼠岭案件的真相,那是警方的工作。我是希望你能够从一个新闻记者的角度,对周立平这个人全面、具体和系统地了解一下,说白了就是调查一下他到底是怎么成为一个罪犯的,尤其是他怎么从一个侥幸逃脱法网的连环杀人犯,不但不知悔改,还变本加厉,演变成一个虐童杀人狂的——假如这些罪行真的都是他犯下的话。”

“然后呢?”郭小芬还是有些糊涂,“写出稿子来发表在报纸、杂志或公众号上吗?”

“稍等,”刘思缈看了一下手表,“时候不早了,咱们就在这里一起吃午饭吧。”然后扬了扬手,叫来侍应生,点了原味松饼、比萨、意面、咖喱牛肉饭什么的,郭小芬让她少点一点儿,她却只是微笑,然后继续话题:“你写出稿子,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向有关媒体推荐发表。不过,我认为更大的意义在于,可以把它归入香茗所做的那份没有完成的调查当中。”

郭小芬恍然大悟。

林香茗留美归国后,曾经主持开展过一个犯罪学课题研究,对国内在押的变态杀人重犯进行访谈,从而对我国连环杀人案件的特点以及罪犯特征有深入的了解,以便在引进犯罪个性剖绘技术用于刑侦工作时,更加适合我国的国情。可惜,这个研究随着他的出事而中断了,但很明显,刘思缈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将这一工作进行下去的机会。

“所以说,别人把你定义成……跟香茗联系在一起,也不是没有道理的。”郭小芬说。

刘思缈苦笑了一下。

她们商量了一下具体的工作方案,基本思路是从郑贵开始回溯,把周立平这些年接触过的人都采访一遍,包括那位曾经介绍他到名怡公关公司工作的孙静华、出狱后安排他当交通协管员的街道主任、给他找房子的房产中介公司业务员……刘思缈提出,如果有可能,最好采访到“西郊连环凶杀案”唯一的幸存者房玫。郭小芬承认难度很大,但值得一试。

“对了。”郭小芬貌似不经意地提起,“你对当年香茗坚持认为周立平只杀了房志峰一个人怎么看?”

“我刚才说了:这个结论我是认同的,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能推翻这一结论的新的证据。当然,如果香茗是错的,那就意味着他也要对周立平新犯下的罪行负责。”刘思缈把目光投向宽大的落地窗外,五线谱一样悬在半空的电线上,停着一只灰色的小麻雀,扑棱了两下翅膀,却又没有飞起来。

这时侍应生用一个巨大的银色托盘端来了刘思缈点的所有餐,把桌子上铺得满满的,郭小芬看得垂涎欲滴,忍不住嘟囔起来:“让你少点一些,我参加减脂训练营,汗流浃背地累了半个月,好不容易才恢复了小蛮腰,这一下又要变成五花膘了……”

“五花膘我也喜欢!”

随着痞里痞气的一句话,郭小芬的身边“哐”地坐下了一个秤砣似的矮胖子,嬉皮笑脸地望着她。

“马笑中?!”郭小芬十分惊讶,看了一下刘思缈,从思缈的微笑中明白了他是被她叫过来的。

“正是在下!”马笑中一个抱拳,“小郭妹妹,许久不见,甚念!”

郭小芬做了一个捂住脸欲哭无泪的微信表情:“怎么哪儿都少不了你,你不是因为用冒菜伤人被抓起来了吗?怎么这么快就放出来了?”

“这话说得!”马笑中皱起眉头,“为了你,难道还不兴我越个狱?”

“呸!”郭小芬狠狠啐了他一口。

“行啦行啦!小郭你看我面子,就别跟老马一般见识了。”刘思缈打圆场道,“你现在辞职了,记者证都交上去了吧,我想你采访中需要亮明身份时,肯定不方便,身边最好能有个什么场面都能镇得住的家伙,正好,老马也停职反省,我就请他来给你打下手了。”

“就是就是,搁过去咱俩都属于待业青年,除了婚介所,到哪儿都买一送一的。”马笑中亲热地对郭小芬说,“我都想好了,我的‘马’加上你的‘小’,咱俩从此就叫‘马小二人组’,你看咋样?”

“滚一边去!”郭小芬嗤之以鼻,“怎么不叫‘簋街一锅烩’呢!”

俩人又拌了几句嘴,才算踏踏实实地拿起刀叉吃饭,马笑中老想往郭小芬身边蹭,被小郭用胳膊肘狠狠怼了一下,才老实了几分。

刘思缈问郭小芬的银行卡号,郭小芬一头雾水,问她要这个干吗。刘思缈说,这次采访是她个人安排,所有款项不可能公费报销,所以打算从自己的账户支出一笔钱给郭小芬做采访的经费。郭小芬推辞了两句,却被她一句话说得不再言语:“小郭,你还要交房租呢,总不能再在公园长椅上忍一宿吧……”

“咋回事儿?”马笑中抬起被番茄酱糊了一嘴的胖脸蛋。

“没你的事。”郭小芬淡淡地说。

然后,她把银行卡号给了刘思缈。

吃完饭,三个人一起走出了咖啡店。

这家咖啡店位于远洋时代广场的二层,对面开着一家儿童早教中心,正值周末,一大群孩子正在里面嬉耍玩闹:有的穿着空手道服跑来跑去,有的沾了一鼻子颜料走出美术室把新作拿给爸妈看,有的叮叮当当地敲着挂在墙上的小木琴,有的在圆形游泳池里一边踢着水花一边吱哇乱叫,欢笑声隔着一扇扇肥皂泡形状的玻璃窗都能听见。一个穿着粉色夹克的小女孩勇敢地从象鼻子滑梯上出溜了下来,然后招呼战战兢兢地坐在滑梯顶端的弟弟往下滑,跟她清脆的叫喊声一起传入耳际的还有一首蛮好听的歌:

“小鸟说山顶的白雪悄悄化了,河流在叮咚唱着歌谣,奔跑的小鹿眼睛真漂亮。

森林的花儿起得真早,春天的风儿暖得刚好,叶子在枝头向太阳问声好。”

望着这些在父母和老师的庇护下无忧无虑的小朋友,刘思缈突然想起了童佑护育院里的孩子,特别是马笑中告诉她的,那些泔水一样的食物和肮脏不堪的“饭盒”……

“思缈,你怎么了?”郭小芬发现她神色突然黯然下来。

“没什么。”刘思缈一边走上滚梯一边说,“我只是在想,扫鼠岭案件还是早点儿结案的好,别引起公众舆论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