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此刻可笑而愚蠢的自己,非常可怜。

那个不断滋生着臆想的自己,那个仍然不能接受现实非要在砧板上再跳几下的自己,那个被自身反复背叛着却又执著一心的自己,我觉得只有“可怜”两字。

可笑和可怜,就没有第三种选择了。

我从剧院回到家,撑着上身在卫生间镜子前卸掉一半的妆,它们被我画得太成功,以至于棉片盖上去的瞬间还有些不舍,所以被打回原形的半张脸,和仍然在眼角喜悦着亮晶晶光泽的另半张脸,好像一场失败的谈判,双方的握手言和除了透露共有的疲软,更是不见丝毫欣喜。

我凝视着镜子里的自己,确确实实,再过两个月便荣升三十岁的脸,如果说几年前还会和长辈们作固执的纠缠,他们习惯使用虚岁计算法,把我抬了那么一两岁,如果说以前还会迅速地反驳说“才没有,干吗用虚岁,我生日还有半年呢”,可逐渐地,连我也逐渐接受了四舍五入法,对别人说“快三十了”,后来干脆连“快”字也省略,何必再作鱼死网破的挣扎呢?那些激动的否定只会徒显我的慌张吧。但现在我不但不慌张,完全可以说是心死的。它总会死的。

我回到客厅的沙发上,抱住一双膝盖。电视虽然开着,遥控却不见了,或者我根本无意去找,画面就维持在一片没有意义的黑屏上。棒极了,简直百分百明白什么叫衬托心境。更棒的是我接到老妈的电话。

她的声音里全是不满,拥有牛角尖的精神,瞄准我精神上最薄弱的环节,把它顶出恐怖又苍白的长长的锥形,将原本坚硬的皮层完全破坏。她质问我为什么没有继续和辛德勒见面,“对方介绍人态度都变了,刚才一个电话打来问我‘你女儿是什么意思’。我都被问蒙了,说上次还拿两张票让你们去看话剧了啊,介绍人一口否决说没有的事,还告诉我你们已经半个月没见面了?“

我连回嘴的意图也没有,木然地看着倒映在电视屏上的自己,宛如和镜中的我在对话,可以互相观察每一点滴的表情。

紧接着她的慷慨陈词里突然掺进了另外的“哔哔”声,当我明白过来,那是手机提醒有另一个电话进入,我从沙发上,弹出一个“噌”的拟声词,用脚步在房间里无神地寻找出路,“…妈,等一下…我等一下打给你。”我不顾她仍然滔滔不绝的说教,切换了电话,“喂?哪位?”

“是盛小姐么?这里是招商银行信用卡中心。”一个温柔的女声对我说。

“哦。我是。”

哦——明白了。嗯…明白了。我之前所有可笑又可怜的行为倘若不经受最后一击,就会持续滋生,它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地企图腐蚀我,要我重新对毫无根据的“情绪”“情愫”“情感”臣服,并完全对结局是如何惨烈凄凉撒手不管,它们只贪图初期被蒙蔽时的激动,从未考虑终点上毁灭性的肃杀。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从头到尾我就没有对过。我错了,是我错了。

“你也太离谱了吧?你到底怎么搞的?有忙成这样吗?你是国家领导人啊?日理万机啊?你未免太不把人当回事了吧?先不说其他,你的表现就是连最起码的待人之道也没有,这样我以后怎么还敢找人给你介绍?你不知道我有多难堪吗?”老妈不受中场休息的困扰,自如地衔接上之前的话题,“你给我赶紧联系对方!我不管你是要跟他分手还是要跟他谈,你好歹给个说法。”

“好。好。我知道了。”

好。好。我知道了。

“以前你相过亲吗?”我一边拨弄着餐盘上的勺子,一边问对面的辛德勒。

“有过一次,但那女孩觉得我年纪太大,拒绝了。”

“嚯,”我笑得很勉强,“其实…”

“哦,这个没什么,我开始也以为盛小姐你会抗拒这一点。毕竟,我们之间相差得不少。”

“也还好啦…”我空泛地辩解着。

“但我挺认真的,我很认真地看待这件事。盛小姐你觉得呢?”辛德勒态度很和气,连试探的口气也很和气。

于是我不愿和他过多地扯谎,“我不清楚…我不是…很清楚。”

“呵呵,那也没关系,还可以继续看看吧。”他循循善诱。

“嗯…”

“对了,下礼拜我要去德国几天。”辛德勒一边用叉子卷起碟子里的意面一边说,“之后我姐可能会跟我一起回国。”

“亲姐姐?”

“嗯。”

要命,我还在揣测辛德勒的姐姐该有多么高龄,他又扔下一个炸弹,“之前我和她提起过你,下次约你出来和她碰个面怎么样?”

我噎在喉咙里的那口茶水在触发一个危险机关前被我迅速制伏了,可脸还是涨得通红,我不停拿纸巾压着额角,“…这样好吗?不合适吧?”

“我也和她表示过不太方便,况且你一直很忙,”他并没有把话断得刻意,但在我听来还是顿时尴尬,“不过这次也许是她最后一次回国了,所以她很坚持,你也知道老年人,不听劝的,我也挺为难。”

他说得满是诚恳,况且动用“最后”“老年”这些词汇,让人无论怎样地不情愿也难以释放了,我沉默几秒,“…大概什么时候?”

“下月初吧。”

“嗯…但说实在的,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目前还不适合见彼此的长辈。”

“‘我们之间的关系’,呵…”他旋即笑了起来,分寸拿捏得足够好,在发自内心和故意为之中间停留得异常均衡,“其实我最近也一直想找机会和你聊一聊,盛小姐你认为我们之间会怎么发展呢?我也想听听你的看法。这种事毕竟不是单方面就能决定的。”

他放下叉子的手垂到桌沿,可仅仅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动作,就使我迅速把自己的左手收回,浑身不自在地用它又抓头发又揉肩。

“不过是拉你一次手,照你这副德行,要是上了床的话词不是得和他绑上炸药同归于尽?”章聿最近发现一副不错的自制卷发装置,眼下把自己折腾得好像一棵圣诞树,头上挂满红红绿绿的塑料卷。

“你说得轻巧,让你和个半生不熟的人去摇床板你就肯了?”

“那就干脆拜拜,别再搞这些有的没的,把别人也拴死,就为了吃饭看电影有人陪吗?你也不是这么缺德的人嘛。”

“可我妈不会答应的…”

“你什么时候听从过你妈的话了?你要听她的话四年前不就和那个供销社社长结婚了?现在好歹是农肥世家了。”

“只是…我…”我语塞半晌。

“食之无味,但弃之可惜,对吧?”她朝我深深地笑着,那满头的卷子把她摇晃得好像在灯光下向我抒情的女主演,“有时候就真想不如算了,如果那个人,各方面没什么缺陷,会过日子,人也可靠老实,有发展前途,对你足够好,想想跟他做夫妻没准儿不是煎熬,如果放弃的话,反而很可能再也找不到比他对自己更好的了——是这样吧?眼下的社会,能够找个四肢健全、性取向正常的已经不容易了,错过这个村,永远没有下个店,你就牵着自己的马一起在沙尘暴里饿死渴死吧,让你懊恼没有在前面投靠了那个陌生人,好歹有个屋檐挡风。世界上也不是没有这种婚姻吧?没准儿世界上有一半的人都经历着这样的婚姻呢,他们不都过得好好的吗?为什么就你不行,哪里特殊了?”

她说得利落流畅,语序间含混了调侃或真心的差别,每字每句把我的眼皮往两边生生扯,我知道自己是一脸震惊地瞪着她,于是章聿转眼笑垮了肩,“怎么了怎么了,这么明显的反话诶!看来我真的不能太显摆自己的智商呀。我得考虑下像你这样的普通人吧。”她在我用肢体表达不满前续上话题,“难道你还怀疑我吗?我绝对是哪怕一个人走到最后只剩两条白骨在沙漠里划,也不会为了结婚而结婚的人呀。什么‘能凑合就凑合’的日子,我出生到这个世界上不是为了迎接这些的呀。我跟谁凑合?我为什么要去凑合?”她干脆跳起来,手里挥舞着一根随手抓来的衣架,倒扣在胸前,于是章聿就成了手挽弓箭的丘比特,“那些偶像剧虽然愚蠢得要命,可我还觉得羡慕呢。真的,像他们那样,吻起来还是死死地吻,纠缠地吻,到最后连鼻涕都出来啦,然后要为对方付出生命啦、肝脏啦、腰子啦,不还是很带劲的吗?这样的恋爱,才是我渴望的啊。两个人无聊地在那里交流彼此的家庭、父母的职业、自己的年薪、过去的学业,有意思吗?什么玩意儿啊?如果不是我真正相爱的人,我绝对不会和他结婚,哪怕一个人孤老到死,哪怕墓碑上只有我一个人的名字,也都没所谓。”

“真把自己当演员了,看着夸张劲儿,就你那细胳膊细腿,给我抓紧补充钙质吧,还射箭呢,你拉得开吗…”可我语气柔软,她就是一掬时间中酿下的醋,我再坚固的壳经常也会在几分钟内投降。我观察章聿脸上那突然几乎不知属于哪个宇宙的光芒,不知她最近发生了什么好事,整个人释放别样的磁场,五官中写满跃跃欲试。也令我更难在随后对她坦白,我没有自己想象那般,能跟章聿匹敌的坚强决心,我还是很容易在世俗和常理面前被它们所征服,我太容易放弃,太容易随波逐流。陌生人的屋檐在沙暴中,对我依旧存在必然的吸引力,跋涉与寻找都是太过没有希望的活动,它们所带来的折磨比疼痛要深远得多。

比被陌生人的握手触感更可怕的,应该是在寻找真爱的路上却被反复验证自己是个怎样可笑的傻逼吧。

所以那天我握紧了左手,但把两面派的从容贴得比什么都牢固,再添加了一些装傻的做作,我这样对辛德勒说:“‘看法’?我压根儿没有看法。两个人之间的发展是说不清的,谁知道将来会怎样呢?”

毕竟我是迎着笑的,且不管那张伪装的脸皮下真正的神态是怎样的,但挂上笑容就和挂上白旗没有两样,我对辛德勒许诺了一个可见的未来,让他在结账离开餐厅后险些又上来牵我的手,幸亏恰好有路人在中间穿插而过打破了他的计划,可辛德勒的眼睛里到底是安稳了下去,好像被我按了一枚拇指印,他将这认领成诺言,先前的疑惑喜悦地烟消云散。

这些话倘若对章聿说,八成又被她嘲讽讥笑。我不需要他人再来强调一番我是怎样放弃原则和底线,怎样连累他人。我无非是觉得,比起那些会让人变傻变二变得可笑不堪的少女心情,我宁愿捡起一个平庸的“可凑合”就足够。那份百无聊赖或许漫长和空虚,但愚蠢带来的辛酸则是百倍地超出。

倘若那是一架天平,它曾经陈列着一个最困难的选择,但眼下,我选择让一方胜出,不是没有可以增加的砝码,“稳定的,为他人、为社会所接受的生活”“有家庭”“有人为你更换保险丝”“有人送你去医院”,还有还有,“搬家时不用已经不再壮年的父亲跑前跑后”,他当时不无埋怨地对我说“你知道吗,我回家后连站都站不直,还是找你老妈帮忙推拿了几天,可你知道她的手艺,放到市面上绝对是会被客人投诉,然后让工商局抓进去的那种——我是说,什么帮你搬家啊,帮你修电视啊,帮你补墙粉啊,这种事不应该是老爸来做了,应该是让老公来做的”,是了是了,“有人帮我修电视”“有人帮我补墙粉”,还有还有,“可以正大光明地去电影院,去餐厅”“可以有球赛看”。

而天平另一端有什么呢?只有“爱情”这个空洞的字眼儿。

我凭什么要选它呢?

在车库通往办公楼的B2层电梯前,站在那扇门前的——是马赛。真是他。自从一个星期前,我被他放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鸽子后,我还是第一次见他。而他在发现我下车的瞬间站直了身体,立刻透露了是在等待我出现的意图。我虽然努力维持住表面的寻常无二,可每一下敲在地面的脚步声仍然在空气里透露了真实的底气。

“盛姐…”他罕见地垂着眼睛。

“怎么了?”我还得装出惊讶,“诶?你是在等我?”

“真的很不好意思——”他举出一只手扬了扬,那枚好不容易被我强行释怀的戏剧票又跳了出来。

“…哦,那天你是怎么了吗?但不管怎样给我打个电话通知一声会更好。”

“真的,太抱歉了…我是看错日子了。我误以为是明天,是这个周末的演出…直到今天早上检查票面的时候,才反应过来——”他几乎在愧疚和不安中间说出了委屈,立刻打消了我的质疑,我接过他的戏票。

先前清凉油的痕迹还完完整整地摆在上面,因而油印的日期确确实实被悄然篡改了一个数字。

我觉得啼笑皆非,匪夷所思,我愣愣地一遍遍扫着那张纸,好像自己已经无法理解那个打着圈的笔画代表了什么,说明了什么。

“最近几天为了赶新店开幕的企划,所以智商下滑得很厉害,今天早上衣服穿反了,还是到了公司才发现,刚刚躲在这门后面换的,还好今天早饭没来得及吃,不然很可能花一百块都忘了要找零头,”他一边揉着眼睛一边絮絮地说,看得出睡意未消,嗓音像两首乐曲中间暂息的钢琴,却还在空气里撩着细细的震动,有些几乎钻进了我的呼吸,“真的很抱歉…”

“可是…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你都没有接啊…”

“说到这个就更抱歉…那天跟朋友去游泳了,手机锁在更衣室里…所以,等我离开的时候已经没电,关机了。”马赛抵住电梯的内墙,他佝偻一些,肩膀斜出疲倦的性感,“希望你不要生气。”

可我生气了。我甚至是愤怒了。用不了一秒,我整张脸变得通红。

我看见那个夜晚坐在剧场中的自己,宛如荒野中的猎人,走向一片象骨的坟场。那天所有乱七八糟、连篇累牍的心理——我多么憎恶自己,可怜自己,唾弃自己,它们已经寄宿了我的皮肤和血液,要拔走就是连根。我憎恶自己太过当真、可怜、唾弃,也是一样的自我意识过剩。对马赛来说,它真的不是一件多么重要的大事啊。他看错了戏票,和朋友出去玩耍,手机不在身边,仅仅如此,不过是这样,可以理解,很顺理成章,他觉得抱歉,也是合理又合适的抱歉,所以,我有必要那么大费周章地拷问自己吗?我有必要看得那么重吗?我原来还是不死心对吗?我嘴上说着要看淡,看淡,“快”字也别加了,“三十岁”的人了,有什么值得放在心上?在他眼里不过是一次不凑巧的错过罢了,但是我,像即将过冬的动物那样,储存所有可能的粮食,把它们一件一件丢上天平。

我连“有球赛可看”都许可了啊。

我觉得“有球赛可看”都比“爱情”这个词语要可靠了啊。

“你…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你,记得吗?”我的食指像锁扣一样紧缩起来,“要打你的电话,原来那么难啊?有那么难?”

“真的不好意思…”

“不是…这个…”我记得那个化学或是物理现象,在充满了尘屑的密闭空间里,一点儿火星照样引发巨大的爆炸,“你不能上一点儿心吗?还是说,你觉得根本也没有上心的必要,没有认真的必要是吗?”

他有些察觉我的反应超出他的意料,“…不是认真不认真的问题…”

“很难吗?在你看来?”我打断了他,“你是根本没有这种念头,你没有这根神经吧?你觉得,只是这个女人多了一张戏票,她浪费也是浪费,所以找你去看,可终究只是一场话剧罢了,又怎样呢?哪怕是错过,也只是错过罢了,你觉得对不起,我相信你是真的在抱歉,可是——我觉得我真是十足的傻逼。”

“盛姐…”

“我真的…怎么会那么蠢?”有东西从我的眼睛里冒了出来,一路滑到下巴,停一停,才掉下去,“我没救了。”

不能哭,我知道,太丢脸,太丢脸。但我始终无法完全地控制身体的每个部分吧,我控制不了自己胡思乱想的大脑,控制不了自己为所欲为的心,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泪腺。我捂着脸,眼泪不断地从每条缝隙中渗出来。

“不会…不是的。盛姐,我真的没想到…”马赛迟疑着,但他还是将双手搭上我的肩膀,“…很抱歉…”

永远不可能彻底根除它们了,不论多少次撕碎它们的翅膀,它们是落在盐晶上也能生根的种子——我自己心里,对爱情的向往,是它点燃了,它是见到火就要扑的,它是能够直接穿越我的身体的,我根本无从阻拦。

第八章

这个人,脸圆圆的,两条辫子,一排齐刘海——她总说自己额头太高,每次大风天就有露馅的忐忑,可她还是漂亮的姑娘,她在这条弄堂里被人叫做“3号楼里那个‘黑里俏’”。她的皮肤咖啡色,一双小鹿似的眼睛,尽管她的脾气比这种动物犟得多,但外人不知道,他们还排着队地想着要给她说个对象哪,原来有那么多人一直偷偷地喜欢她。他们中的一个,起初只是顺路来领一袋黄糖而已,可他站在门前却有些六神无主了。他想这个姑娘真漂亮,或许他的用语更朴实,这个女同志挺好看。这时他刚刚回到城里,他原先是个伐木工,眼下走进了纺织厂。纺织厂里80%都是女工。又长得好看的么?当然有,鹅蛋脸,双眼皮,白皮肤的一个两个没准儿还有第三个,可她们的“好看”都是形容词,不像她的“好看”是动词,一直在他胸口莽撞地跳。他辗转打听那个姑娘有对象吗,好像有?啊?真的吗?什么?不确定?好像又没有?倒是给个准头呀。终于他得到一个欢喜的答案,他回家便给对方写信了,而用“同志”做抬头的信,后面的内容像涤纶长裤熨出的两条线一样正派又拘谨,可尽管是这样僵硬的开场,他收到了回信,同样以“同志”相称,一通就是两年。他们谈论自己所爱的文学作品,她摘录了艾略特的诗,他给她寄自己最爱的《牛虻》,原来即便始终顶着“同志”的称呼,他们也能谈论那么纯真的内容啊。最后那姑娘在春节前糊了整整3000个信封,赚了190元外快,自己再贴了90块,280块给他买了件皮夹克,送给了他。

“在那个年代,买件皮夹克是多么不容易,那个时候一根糖也只要两分钱,我每个月的工资才40块,你老妈只有三十几。”老爸夹起碟子里最后一块卤味。

“所以,就因为一件皮夹克吗?”

“你说得简单。3000个信封,数数都要数半天,你老妈眼睛都要瞎了,换你试试看?对了,你知道她去哪儿买皮夹克吗?你这就不懂了吧?那个时候,南京路上的华侨商店,三楼,只开给那些外国人的,但当时全市能有多少外国人?别说全市了,全国也没多少,所以肯定一个客人也没有,那件皮夹克估计也在那里挂了半年,甚至一年了。”

结果她去了,她不仅去了,还头一回坐了电梯,她站在那个黑黑的铁笼子里,想起那天,有人叫门,她去开,吓了一跳,一个又高又瘦的小伙子,还剃了个大光头,“刚释放的劳改犯?…还是,越狱的劳改犯?”她还没来得及将恐慌用声音表现出来,那个小伙子叫出她的名字,“请问你是某某某吗?我是之前说过,来替那谁领糖的。”他的声音是把善良的、年轻又阳光的声音,像晒在院子里的那一整面稻谷,于是她定了定神,转身进了厨房,居然大大地咽了一下喉咙。

“怎么,原来你们还是一见钟情的呀。”老妈出去与朋友聚会的时候,那个周末晚餐只剩了我们父女俩。

“嘿——这叫一见钟情啊?是吗?这就叫一见钟情啊?”老爸把眼睛都挤在一起,他笑得像一颗最先浮出水面的饺子般,竟然有些害羞。

“不然啊?”

“我哪知道,我又不像你们这些年轻人。”

“好啦,越描越黑。”

这两个人结婚刚满三十年,当然不是没有吵架,有时候爆发严重的争执,持续一两天的冷战也不罕见,他们和许多普通的夫妇一样,依然会遭遇许多不能顺从和妥协的事情——好比“今天是我洗的碗,所以该由你去晾衣服啊”“你说要买饺子我才去买的,你还嫌我买的馅儿不对”,能不能再幼稚一点儿?就不能吵点儿国家大事吗?中东和平进程或者低碳经济之类的?可他们结婚三十年了,一万多天,她每次出门还是习惯性报告每个阶段的进程,“我现在跟她们去吃粥面馆啦”“吃完了”“等下坐地铁回来”。

“我来接你吧。”老爸回复老妈的短信。

“不用了,你来接我就不能喝啤酒了,我自己回来好了。”

“今天周末,地铁肯定挤,还是来接你吧。”

“够了诶。”我用筷子当当敲着碗,把那个夜晚嘲笑得像首大俗的民歌。

下车后,我拿着包一步一步上楼,敲了半天父母家的门,久久没有人应。

楼道里的声控灯在我懊恼的半分钟里熄灭了,一片漆黑地在我眼前为对面那幢楼腾出几扇亮灯的窗。客厅都是落地玻璃,两家暖灯两家白灯,电视机都朝着一个方向,花花绿绿地闪,人影看得不真切,但不妨碍它们像几个逗号那样完整了一首彷徨的诗。

我找一层转角台阶坐下来,又担心着它的洁净程度,不敢完全把身体重量交出去。于是那阵酸楚首先是从身体上开始发力的,可它们居然一直扩散到心里。我用手背蹭了蹭脸,它紧紧地张着,好似有人从左右拉扯着它一般。但这不是什么护肤品带来的神奇效果,原来想要一张紧绷的脸是那么简单,哭一下,再被风吹干就行了,让你的皮肤像一条被相扑手穿在身上的铅笔裤那样充满了极限的爆裂感。

到这时,我应该是有些笑意了吧?就像每过半分钟就在台阶上拍拍手,跺跺脚,于是楼道里的壁灯仿佛是在和我对话一般,它亮起来,又暗下去,一个话题结束,我便用新的话题召回它。

“你知道贤伉俪去哪儿了吗?”

终于楼梯下方传来的脚步声,前前后后一路迎上来,老妈冷不防对上我,吓一跳,“诶?你今天怎么来了?今天是周四吧?”

“想过来就过来了,”我站起身,“你们去哪儿啦?我还想过来吃晚饭呢,结果可好。”

“你还没吃吗?”老爸跟上来,他掏着房门钥匙,“怎么也不打个电话来?”

“手机没电了嘛。”我跟在他们身后,进了屋,“去哪儿啦?”

“去看电影了。”

“这么时髦?”

“哪里啊,你妈打扫屋子的时候找到你的两张电影兑换券,肯定是你忘在这里了,明天就要过期了呢,所以我说不如我们俩去看掉吧。”老爸抓紧时间系围裙,“你要吃什么?家里也没有多余的菜,昨天我烧了鸭子汤,给你热一碗配饭吧?要不要再炒个卷心菜?”

“汤就够了。”我摆摆手,“看的什么电影?”

“美国的,说是马上就要下档的,”他报出一个名字,“好像很受欢迎啊,影院里依旧坐满了。你看过吗?”

“嗯,看过。”和辛德勒一起看的,“但你们能懂?我是说老妈她能懂?”

“前半段还行,”老妈换了衣服后坐到一边,“后面半场说的什么啊?我不明白诶?男主角跟他老婆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杀了他老婆?还是救了她?还有那个小姑娘算是做什么的?脑子都看糊涂了——不过男主角气质很灵的,很有男、人、味。”她擅自把最后三个字加上顿号,吟得情深意长。

“明明睡了大概有一个钟头吧。”老爸朝我抬抬肩膀。

“看不懂么肯定要打瞌睡呀。”她颇为不服地反驳,看着我,如同在征求意见,但她一如既往地敏锐,“诶?你的眼睛怎么肿啦?”

“没啦,昨天没睡好罢了。”

“是吗?看着还以为你哭过了。”

“不要乱猜。什么也没有。”我起身去卫生间,打湿了毛巾兜住脸。

总要收场的。

那一刻,我屈下膝盖,把自己从马赛的手下扯出来,退后两步,用与其说是利落不如说是仓促的动作抹了一把脸——我竟然哭出鼻涕了,还得若无其事地把手插进口袋里,在脸上拼凑着也许是最破绽百出的平静,对视他眼里的不安,“没事了…没什么,你别在意,我只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而已,情绪起伏得厉害。所以,不好意思,你别在意。”果然,不论何时,“工作压力”都是最万能的借口,它们总能不离不弃地挽回一些你掩耳盗铃的自尊。

“可是,不是的,盛姐…”他赶在我离开电梯前,终于流出一句没准儿自己也不那么确定含义的话头来。

我希望自己是成功地在脸上展开一副无谓,一副释怀,甚至是一副逆转性的戏谑,我像面对上千片错乱的拼图,慌乱地企图完成一个笑容,让它如同一滴墨水也要将整条河流染黑那样,在自欺欺人的意图里再度摇头,“真的没什么。拜拜。”

一路走进办公室,五十米或四十米,我拖出椅子落座,点开两个文件,还没看完,收到消息,去楼上开会。二十层,窗外就是半个城市。远处灰色,近一些的还能看出原始的端倪,好像一张显影过半的照片。主持会议的是汪岚,她的声音在封闭的室内稳稳地走,时不时传来笔记本电脑的敲击声。可我完全没有聆听,我望着天边最远处,那犹如鹿角似的越江大桥,矗立在灰色的阴霾里,那个瞬间,我突然很想回家看看。

一定是有什么从我身上皲裂,剥落了,让我感到遥远却真实的赤裸的羞愧,我是折了一条腿的凳子么,还是缺了一个角的瓷碗,或者一张失去了黏性的贴纸,右上角顽固地卷曲起来,图画上的小女孩于是失去了月亮——而我只是突然很想回家,被老爸老妈左右夹击着,吃一顿晚饭。

他们今天做什么菜呢?

我盘起右腿,接过老妈刚刚收下的晾晒衣物,虽然她觉得我连袜子也叠不好,总要拆了返工,因而我们的流水线变得多么缺乏效率,却奇怪地没有改进的打算。老妈仍然将衣服交给我,等我乱糟糟地把它们拼出视觉上的正方形,再由她重来一次。她一边责怪我,一边又认同了被浪费的这些时间,她像扯出了一张长长的纸,于是可以在上面写更多的字。

“你今天回来倒也好,你爸爸这次烧的鸭子又酥又软吧?你吃点儿。开始还说要不要给你装了盒子送过去,毕竟等到周末的话就怕坏了。这两天有好好吃饭么,最近胃好点儿没?不要再乱喝酒了,让我们也少操点儿心啊。反正,今天多喝点儿汤吧,味道真的很好,”她又转向厨房,“我新买的高压锅不错吧?”

“不错。”老爸多少有些啤酒肚,船上围裙后像个贴了邦迪的大拇指。

“早说要换新的,你又不肯,旧的那只已经连绿豆都烧不酥了。上次那锅,要命哦,倒出来的时候还乒乓响!绿豆诶!”

“哪有这么夸张。”

“怎么没有,你又不吃,如曦又不吃,最后还是我一个人吃掉的,我没胃穿孔真叫奇迹。”

“好啦。知道了。”

连章聿也曾说“阿姨和叔叔感情很好诶”,是哪一天呢?她在沙发上,用一张刷了川贝枇杷膏的嘴充当起“乖巧小女儿”的角色,“叔叔和阿姨是真正的‘贤伉俪’呀。”从老爸老妈如同地场卫和月野兔般的表情来看,我知道他们已经完全被降伏了,也许将来会给章聿送饭,为她办生日派对,包括接送她的孩子上下学。我显然是不满的,“这话说的,你爸妈的感情难道就差了吗?”

“不一样啦,我爸妈感觉就跟同事似的,但阿姨和叔叔却让我觉得是更像‘爱人’哦。”

“啊哈哈,什么呀。”老爸的脸是因为电视反射而变红的么?“这小丫头真会讲哦。”

“要死了,老夫老妻了还‘爱人’呢。”老妈笑得报纸也拿不住,可她确实像一枚磁铁身旁的钟表那样,有些控制不住自己地兴奋起来,给章聿剥了一颗橘子,又给老爸剥了一颗,最后看着我时她呵呵地笑着,“吃醋啦?”

而现在,她用同样的语调,对厨房里的老爸抬杠,“之前一直觉得没必要的是谁啊?”

“谁啊?”老爸有一应没一应地答。

“还能有谁?”

“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