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想到，第一个转机发生在了佳琪身上。佳琪说：“麦克要离婚了。”她说这话的时候，她正手抱着我的胳膊，头靠着我的肩膀。佳琪总是喜欢靠着我，像只不成熟的大猫。我不知道我自己像什么，总之，是像一种比大猫小的玩意儿。
佳琪曾说：“麦克是个好人。”
我还是不知道麦克是不是好人。
我总是把婚姻想象成撒在海面的渔网。它有着密密麻麻的复杂，禁得住沉甸甸却禁不住尖锐和光阴的累积。我不会把一段婚姻的结束归咎于这段婚姻之外的人或物，却又觉得这么说便有了为第三者开脱的倾向，于是那句“苍蝇不叮没缝的蛋”就有了用武之地。把第三者比作了苍蝇，这也多少对得起在婚姻中败下阵来的一方或两方了。
至于佳琪距离跨国婚姻还有多远，我不清楚，我只清楚，她才跨了国没几天。
徐恩告诉我：“婚姻并不是和爱情直接挂钩的。”我恍然。却不甘面对。
当水越来越脏，空气越来越脏，爱情也脏了。人们用各种途径去满足各种贪婪，连婚姻这条道路也不放过。徐恩暗示我，也许佳琪的贪婪并不是对于麦克，而是对于麦克可以给她的种种。我不甘面对这种可能，因为我还相信爱情，相信这种无形的感觉具有无形的水或者无形的空气的那种攻无不克的力量，相信这力量可以让佳琪和麦克干净地相爱。
我对徐恩说：“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徐恩笑了笑，但我流了眼泪。我想念徐恩，日以继夜地想念。
我把生活中仅有的笑献给了黄又青。黄又青问我：“爱美丽，你有没有卫生巾？”我愣了愣，问：“谁用？”黄又青说：“我。”他象征性地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我给他纸巾，然后说：“这叫纸巾。”我兀自想，得有多少汗才值得用卫生巾去擦？黄又青管U盘叫做移动碟。我喜欢移动碟这个词，它总是让我想到飞碟和外星人。黄又青还向我请教儿话音，不过他真的是不可雕之朽木。在我教了他三天“明儿见”之后，他在第四天还是对我说“明见儿。”
徐恩对黄又青的戒心矢志不渝。我们一旦说起黄又青，他就会说：“你离他远点儿。”不过我和黄又青之间的确是大陆与台湾同胞间的友谊，我甚至逼着他的儿子叫我“美丽姐姐”，我对徐恩说：“我和他不是一个辈分。”我还说：“我愿像一座桥梁，架在大陆和台湾之间。”徐恩说：“天天没个正经时候，真他妈想打你。”我撇撇嘴，心想你倒是麻利儿回来啊，你回来了，把我打成柿饼子我也没二话，你回不来，凶什么凶啊。
徐恩在广州和生产商的交涉并不顺利，各方的赔偿一律拖拖拉拉。
我对徐恩说：“没有你在，我寂寞得都要挠墙了。”徐恩说：“别挠墙了，回国来，顺便见见我爸妈。”
春天的学期就像芝加哥的春天一样短，我和徐恩的爱情也随着初春而散了芬芳，随着春末而满是惆怅。就在旁人都斟酌着接下来的夏天该选哪些课程时，我却决定了放弃那个学期。我对诸位管辖我的教授说：“我要放假。”诸位教授在分别给我布置了一些读物后，便祝我假期愉快了。我心不甘情不愿地买了诸本读物，心想就冲它们，我假期也愉快不了。
徐恩说他尽量在一星期之内把事情处理完，回芝加哥考他的期末考，之后就放下钱啊财啊名啊利啊的，带我去西部住上几十天。但要是那孙子生产商继续孙子下去，他也不得不耗上一场官司，之后再回芝加哥考他的补考了。我说：“要是真那样的话，我就回国去看我妈，顺便看看你。”徐恩说：“顺便看我？那我们也顺便把婚结了得了。”我一急：“傻子才嫁你。”徐恩附和：“嗯，傻子嫁我。”我真是典型一傻子。
在徐恩所谓的这一星期的第三天，我在公寓接到了一通电话。我说喂，对方说青青，我在你楼下。对方是彭其。我手里的勺子掉了下去，在地上跳了两跳。我张着嘴，嘴里的饭满满的都要溢出来了。我说：“彭其？”这个“彭”字一出，我嘴里的饭也出了。彭其说：“方不方便见面？”我说：“我十分钟后下去。”挂了电话，我把嘴里仅有的饭咽下去，来不及擦地也来不及捡勺子，换了衣服，抓了抓头发，就下楼去了。
彭其这个断了线的风筝，又飞回来了。
我一步一步向彭其走过去，他静静地看着我，静得像画又像是在看画。我走到他面前，他伸手，从我嘴角摘下一颗饭粒。我红着脸垂下头，彭其抱住了我。这怀抱，即使消瘦于过去，即使漫着浓于过去的烟味，也依旧是我所熟悉的，像过去一样的熟悉。
我愣在彭其的怀抱里，因为我看见了那个三十岁女人，站在路对面，静静的，真像是一幅画。
彭其竟然不知道那女人在对面。他看到她时，愣得竟然比我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放开我，过了马路。我看着他和她的嘴皮子轮流地动，频率不快不慢，像是一场不痛不痒的洽谈。两三分钟后，那女人往北走了，彭其回到了我面前。
彭其说：“她跟着我，坐同一班航班来的，我竟然不知道。”我笑了笑。
人和人之间的追逐就是这么荒谬。目不转睛地瞄着自己爱的人，于是对爱自己的人视而不见。就像是带着狗去打猎的猎人，总是追逐着猎物，至于狗，你就算天天给它后脑勺，它也照样对你忠心耿耿。谁爱人，谁就是那狗。
我问：“工作顺不顺利？”彭其说：“还可以。”我们肩并肩走着，没有目的地。彭其开口：“前些天太多应酬，总是喝太多酒，所以。”彭其说到“所以”，就不再说了。因为我们都明白，他在解释为什么他前些天会像断了线的风筝。只是对于这个理由，我并不相信。但我还是点了点头。
“这次过来，有公事？”
“不，只为了私事。”
“彭其，我。”
彭其打断我：“青青，你先听我说。”彭其拉住我的手腕，让我与他面对面。
“真的，我从来不知道有一天你会离开我。自此你十六岁那年走过来告诉我你叫黄青青，之后像我的影子一样跟着我，我就以为你会一直在我身边。青青，你怎么可以离开我？”
彭其的眼睛很亮，泛着水光。那种亮让我颤抖，在这本应该很温暖的春末夏初。
“青青，你说你要来美国，我根本没办法反应。因为我根本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走，你怎么会走？”彭其眼睛里的水泛了出来，一滴，两滴。我伸手去擦，彭其攥住我的手：“你到底明不明白？”我明白了，现在明白了。没有人会考虑爱不爱影子，更没有人会想到有一天会失去影子。不知道何为失去，又怎么会知道何为挽回。可惜，彭其和我明白得太晚了。可惜，我已经有了徐恩。
“对不起，彭其。”我哽咽了。
彭其放开我的手，拨了拨我额前的头发：“青青，你是个倔犟的孩子。”我笑了笑：“你还是在我心里，我还是会想念你。”彭其也笑了笑：“我也倔犟，所以我还是会等你。”
彭其走了。走之前，我对他说：“别再放走另一个影子了。”彭其回头对我苦笑，那种蒙在鼓里的苦让我觉得像是喝了一味不知名的中药。第二天，彭其和那女人一起回了华盛顿，我没有去机场送他，只是打了个电话说一路顺风。之后的几天，那不知名的中药一直缠绕着我的心，像一个解不开的谜。直至两个月后，当我再一次见到那女人时，我才找到了这道谜的答案。
我的徐恩回来了。
事情有了些峰回路转。层层叠叠的赔偿至佛罗里达已经基本到位，各方间的合同不但一个都没有解除，徐恩与生产商间竟又多了一个。从此，徐恩代理的玩意儿除了小飞机儿之外，还有了小船儿。我问徐恩：“你为什么要和那么孙子的厂商更上一层楼？”徐恩说：“孙子也早晚长成爷爷。”这固然是玩笑话。抛开玩笑话，这其中便涉及了太多人与人的交道。于我的理解，就是徐恩在佛罗里达事件中，赔了个不小的数目字儿，然而正因为这样，他顺势从生产商那里摘得了舰模的代理权。徐恩在再一次相信孙子生产商的产品质量的同时，也用法律把自己武装得更强势了。
这些，都是在徐恩回来之前，我们在电话中说的。我们见面之后，说的就远远没这么正经了。
眼看着到了眼皮底下的期末考试让徐恩呲牙咧嘴，于是无所事事的我捋胳膊挽袖子地进了厨房，左手菜谱右手铲子的为徐恩做一日三餐。姑且不论我菜做得如何，反正菜谱上是沾满了油盐酱醋，别有一番滋味。
我抱着一盘速冻排骨蹑手蹑脚地走到徐恩旁边，说：“请问，你平时是怎么做这个的？”徐恩停下敲键盘的十指，看向我。这一看，他就乐了。我蹬蹬蹬地跑到镜子前，看见自己系着条大围裙，乱糟糟的头发上还有片芹菜叶，加上怀里那排骨，真当之无愧是一朵美轮美奂的菜市场之花。徐恩走到我身后，还乐。我心想，这就叫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徐恩乐着说了仨字：“先解冻。”我瞪了他一眼：“你怎么不让先去杀猪？”
末了这排骨还是徐恩做的，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我反抗了。我系着围裙翘着二郎腿看着徐恩做排骨，徐恩说我活生生像菜市场之花她妈。
徐恩做的排骨，就是比菜谱里教的香。
徐恩去交最后一篇论文时，我也跟着去了。一不小心瞄见了徐恩的顶头教授，我那本来属于妩媚型的眼睛就瞪得滴溜滴溜圆了。那男人毛发真繁盛，整张脸上就鼻头附近比较光滑了。我就纳了闷了，同样是人，怎么进化的程度就这么天上地下。想必这毛茸茸的大叔，洗脸洗澡都要用洗发水了。相形之下，我真的是更喜欢我的顶头教授。那珍珠一样的头顶，代表了他海洋般的无穷无尽的智慧。
徐恩和毛大叔在办公室里密谈，我就在附近溜达。
远远的我就看见珍尼丝了。我想绕道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就冲我那俩近视眼，我所说的“远远的”根本不能称之为“远远的”。珍尼丝身边有个美国哥哥，标准的打手身形配上一张更标准的挨打长相。珍尼丝说：“这是我男朋友。”美国哥哥一开口，我眼睛又圆了。他用中文说：“我叫唐仁杰。”当然，他又向我逐个地说明了那仨字，否则，任谁谁都会以为他在冒充唐人街。我越看他越觉得喜庆，这孩子，不但低眉顺眼，而且还通晓中国文字，实在是高珍尼丝几等。我肯定，珍尼丝不会写中国字。
珍尼丝把我拉到一边，说：“我男朋友能干得很，所以我已经不喜欢徐恩那个懒骨头了。”我的眼睛很累，因为它们总是不由自主地瞪得很圆。徐恩是懒骨头？那我真可谓是传说中那种“赶着不走，打着倒退”的驴了。驴就驴了，谁怕谁。
仔细看看珍尼丝，这丫头长得有鼻子有眼，心直口快，也真是让人稀罕。
我和徐恩回去的路上，我说：“珍尼丝说你懒，我怎么没觉得？”徐恩说：“我没接过她，没送过她，没给她洗过衣服做过饭，她当然说我懒了。”“你没追过她？”徐恩有理有据：“看一个男人懒不懒，不能看他追你的时候，得看他追上你以后。”我伸手拍了拍徐恩的头：“小恩恩，等你追上我以后，是不是就不会像现在这么勤快了？”徐恩大嚷：“闹了半天，我现在还没追上你？”我撒腿就往前跑，说：“你以为你追得上？”徐恩当然追得上，而且追了几步就追上了。
几天后，我和徐恩去了洛杉矶。他说过，要带我在那边过完整个夏天。这次，我没有骗我爸。我就是对他说：“我和徐恩去洛杉矶。”
我装了满满一箱子行李，连衣服带鞋外加我那一系列教授布置给我的一系列读物。徐恩第一次拎我那箱子的时候，箱子纹丝没动。徐恩说：“青青，你爸是不是反对咱俩啊？”我啊了一声，说：“没有啊。”徐恩指着我的箱子：“我还以为你带了一箱子金砖，要跟我私奔。”我眯着眼睛笑：“这是一箱子比金砖更金贵的书。”“亲爱的，带两本就行了，多了你也看不完。”“不，我和书同在。”说完，我一屁股坐在箱子上。徐恩无可奈何：“起来起来，再加上你，施瓦辛格来了也拉不动这箱子了。”
我从小就觉得，书和钱一样，可以不用，但不可以不随身携带。当然，书和钱也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我每每只会把钱用了，而书，继续随身携带。
我和徐恩走出洛杉矶机场时，天已经黑得像农村灶台上的那口大锅了。我捂着饥饿的肚子问徐恩：“咱现在去哪儿？”徐恩把我和我的赛金砖箱子安置在车道边的候车室里，说：“你在这儿等我。”说完，他就走了。等看不见徐恩了，我才惶惶：他该不会是把我卖了吧？他该不会是去和墨西哥老光棍一手交钱一手交我了吧？于是在我眼里，每一个向我这个方向走来的墨西哥人，都像极了老光棍。
其实徐恩真的是快去快回了，因为我还没惶惶到要给他打电话的地步，他就回来了。而且，还是开着辆车回来的。我脑子里那个贩卖人口的念头还没打消，以至于我忿忿地想：徐恩竟然用我这百里挑一的黄青青，换了这么辆小破车儿。
直到我和我的赛金砖箱子上了小破车儿，我才知道，这是徐恩在几天之前，给洛杉矶机场的租车公司打电话订来的车，至于酒店，他也订了。我在这辆红色的小道奇上狠狠亲了徐恩一口，说：“有你在，我是不是什么都不用管？”徐恩狠狠地回亲了我一口：“你只管好好跟着我就行了。”
回酒店之前，我和徐恩找了一家牛肉面馆吃面。
我对彭其说的是真话：你还是在我心里，我还是会想念你。以前，我和彭其也常常吃牛肉面的。我又想起了彭其。只不过，我想：彭其，你一定要比我幸福，至少，要和我一样幸福。
徐恩伸手用纸巾擦了擦我的嘴，说：“我真是上辈子欠你的。”我笑：“这辈子我欠你的，下辈子我还你。”徐恩眨了眨左眼：“别下辈子了，一会儿我就让你还我。”我把嘴里的牛肉汤咳到了徐恩脸上，一边咳一边说：“你流氓。”徐恩一边擦脸一边说：“我真是欠你的。”
其实我和徐恩住的地方不应该叫做酒店，那只是一间旅馆而已，像旧式宿舍那样的筒子楼，只不过有了单独的卫生间。狭窄的房间里家具倒是一应俱全，而且床单和窗帘也很漂亮。徐恩竟然很歉意地问我：“青青，住这种地方，会不会觉得委屈？”我把头摇成拨浪鼓：“怎么会？”我真的不觉得委屈，相反，当徐恩在卫生间里洗澡时，我听着哗哗的水声，心头有了一种新婚夫妻的幸福。我们不阔绰，但我们相爱。这种幸福，不是它酒店的五六颗星星可以换来的。
佳琪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到什么地方了。我说我在洛杉矶。佳琪说：“学姐，你太滋润了，一歇就是一个学期。”我说：“我这是等你啊，我歇一个学期，咱俩能同时毕业啊。”佳琪拆穿我：“什么等我啊，谁不知道你是和学姐夫玩儿去啊。”佳琪管徐恩叫“学姐夫”。我不怎么喜欢这个称谓，我总觉得“学姐夫”跟“约瑟夫”“史蒂夫”差不多，像个外国人。
才和佳琪你来我往了几回合，徐恩的电话响了。我喊：“徐恩，电话。”徐恩的话伴着水声传出来：“帮我看看是谁。”我匆匆和佳琪道别，爬下床去翻徐恩的衣服。我翻出手机，告诉徐恩：“是南茜。”徐恩说：“帮我拿进来。”我推开卫生间的门，把拿着电话的手伸了进去。不过，后来进了卫生间的并不是电话，而是我。徐恩拉开门，一把就把我揪了进去，还把我手里的电话扔了出来。我想说什么的，不过徐恩用嘴堵住了我的嘴。热腾腾的水淋在我们身上，徐恩脱去了我透湿的衣服。于是，我忘记了一个问题：南茜是谁？
第二天，我们在永和豆浆吃了油条喝了豆浆，我一抹嘴一感慨：“真像回到北京了啊。”只不过，同样的钱在洛杉矶吃一根油条，在北京能买两簸箕。
我从洗手间回来时，徐恩正在打电话。他见了我，对电话说：“行，那先这样了啊。”说完，就挂了。我这才想起了“南茜”这个名字，不过，我还是什么都没问。
我这人一琢磨问题就容易呆滞，面部肌肉柔软但是眼珠子僵硬，所以徐恩伸手在我眼前晃了晃，问：“撑着了？”我挥开他的手，说：“没，我在琢磨中午吃什么？”
这一天，我和徐恩乘着那辆小道奇遨游在洛杉矶的车海里。一开始，我还像壁虎一样贴着车窗渴求地看着世界，十分钟后，我就睡了。这其中的原因当然包括我那吃饱了就困的天性，但更重要的是，洛杉矶的塞车能让你像患了鼻塞一样没精打采。我和徐恩身处在风平浪静的车海里，插翅难飞。其实插翅倒不难，只不过插上了，也没地界儿让你扑腾翅。
后来，我才恍然，洛杉矶这么塞百分之百归咎于它寒碜的公共交通。它让我想起了七八年前的中国城镇，公共汽车少之又少，站与站的距离更是远之又远，零星的出租电动三轮车总是在你不需要的时候突突突地响，而在你需要的时候跟你捉迷藏。当然，洛杉矶零星的不是三轮，是四轮。公共交通寒碜了，私车队伍就光彩了。这样一来，不塞才新鲜。
说回那天。我睡着睡着徐恩的电话又响了。我揉揉眼睛醒过来，看了看窗外，楼啊车啊的与我睡前看到的如出一辙。徐恩说：“猪青青，你怎么这么能吃能睡？”我看向他。他一脸的笑，灿烂得如同这遍天的加利福尼亚阳光。但是，我胸口像是梗了什么。因为，他又没接电话。我又一次想起了“南茜”这个名字。
我问：“怎么不接电话？”徐恩说：“咱俩出来蜜月，别人别想搅和。”徐恩还灿烂地笑着，但我心里阴沉沉的。我心想：咱俩出来蜜月，谁想搅和啊？除了你的百花丛，还能有谁啊？
该来的终归会来，就像该打的电话终归会打，我该听到的也终归会听到。我进了加油站的超市，又返回来拿钱。徐恩正在加油，而且，打着电话。我听到他说：“我明天过去。”我像没事儿人一样走到车门，开门，拿钱，又哼哼着曲里拐弯的调子向超市走去了。徐恩挂了电话，灿烂地叫住我：“猪青青，你哼哼什么呢？”我说：“你听不懂吧？这是古埃及的音乐。”
徐恩明天会去哪儿？这问题在我上下嘴唇间蠢蠢欲动了几个小时后，还是处于蠢蠢欲动的状态。不过徐恩说了：“青青，明天我们去旧金山怎么样？”我反问：“我们？”徐恩揉了揉我的头：“废话。”
我的心里还是大朵大朵灰蒙蒙的云彩。徐恩的躲躲闪闪，南茜，还有明天的旧金山，这都是什么玩意儿？
我睡得浅，徐恩睡得也并不比我深。他绵绵的叹息像一缕幽幽的烟，被我吸进身体。我向他靠了靠，他问我：“还没睡着？”我张嘴在他的肩膀上咬了一口，还咕哝了两句：“好吃，好吃。”徐恩绵绵地笑了。我翻身，背对着他。他向我靠过来，从背后抱住我。我那颗飘在半空中的心慢慢下降，就这样睡了过去。
一夜的梦，梦里满是陌生的脸，浓妆艳抹，肥头大耳。我挎着个竹篮子，像是在赶集，我挤到一个摊位前，说：“大叔，给俺来一篮水。”大叔收了我三毛钱，拿着个水瓢哗啦一声把水倒进了我的竹篮子。我继续往前挤，水滴滴答答的流到我的脚上，湿透了我的棉鞋。天儿可真冷。我穿着那湿透了的棉鞋一直走一直走，篮子里的水早就没了，只剩下嘎楞嘎楞的冰碴儿。
我是被徐恩叫醒的，否则，也许我会走破吉尼斯纪录。
徐恩说：“青青，该起床了。”我问：“几点了？”“六点。”“这么早？”徐恩说：“今天我们去旧金山。”对了，对了，今天我们去旧金山。我站在镜子前刷牙，看见自己脸上该有的血色都跑进了眼睛里。我含着一嘴的牙膏沫自言自语：“谁他妈竹篮打水？谁他妈一场空？反正不是我。”刷完牙，我就蹿出了卫生间，蹿上了徐恩的背。我嚷嚷：“出发。”
徐恩负责开车，我负责看地图。不过事实上那地图的作用仅仅是铺在我的腿上接着从我嘴边掉下来的饼干渣儿。一号公路一边沿海，一边沿山，风景美得让我恨不得一会儿变成鱼一会儿变成鸟。而徐恩说：“我觉得你比较像猴子。”徐恩唱着或新或旧的调子，歌词通通是“猪青青啊猪青青，你又能吃啊又能睡”，或者是“美丽的青青，我爱你”。我笑个没完没了，心中真正的拨云见日了。
这一天，我们并没有到旧金山，而是在旧金山附近的一个叫做沃尔克的小城住了店。
徐恩说：“青青，我出去加油，等我回来我们去吃饭。”徐恩说这话的时候，我正在卫生间。我喊了一声“等等”，但换来了一声关门的声音。等我跑出卫生间，跑到门口打开门，徐恩已经出发了。那辆红色的小道奇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红点，不见了。
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像梦里那样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目的地地走着，然后，我的电话响了。我没想到，是徐悉。徐悉说：“青青，我找徐恩。”我说：“他出去了。你怎么不打他电话？”“他关机了。”关机了？是，这一路上，徐恩的电话一直沉默着。徐悉见我沉默，又说：“我没什么事。你们怎么样？路上顺不顺利？”我说：“顺利。”“行，那先这样。等徐恩回来，你让他给我回个电话。”挂了电话，我不安的心更不安了。我打徐恩的电话，听见“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一小时后，天黑透了。我没有开房间的灯，电视上的画面把我的脸映得花花绿绿。徐恩去加油还没有回来，我心想：这小道奇虽小，但油箱还真大，加了这么久竟然还没加满。
又一小时后，徐恩回来了。
我听见车的声音，先扑到窗口，又扑到门口。我跑出去。徐恩下车，我就牛一样地撞了过去。徐恩抱住我，拍着我的后背：“青青，怎么了？”我什么都没说，哭了。徐恩问：“是不是饿了？对不起，对不起。”我推开他：“你真当我是猪？”说完，我就跑回了房间。
关于徐恩用两个小时时间加油的原因，他说：“加油站太远了，回来的时候天太黑，我找不着路了。”我静静地看着他，看着他骗我。徐恩给徐悉回电话，之前的几句“顺利”“你怎么样”“知道了”是在房间里说的，之后，他开门出去了。我静静地看着他，看着他躲我。
那晚，我们根本没去吃饭。我一点都不饿，一点都不想吃。因为，当我像牛一样撞进徐恩怀里时，我闻到了他衣服上的油味。那种味道的油，并不是车吃的，而是人吃的。在那两小时中，徐恩，应该是进过厨房。
那晚，我们谁都没说什么。徐恩只是又出去给我买了些吃的喝的，不过，我真的不饿。
那晚，我没做梦，因为我根本没睡着。
第二天，我们去了旧金山。徐恩像没事儿人一样，继续唱着各种各样的“青青之歌”。
在这座美丽的山城里，我的心随着它陡峭的路在我的胸腔中颠簸。徐恩尽职尽责地带我去遍了所有闻名的地方，最后，我们上了双子峰。不知是云还是雾，总之从峰顶看下去，旧金山朦朦胧胧的像一段让人惆怅的过往。峰顶有风，徐恩从我身后环住我。我说：“我不喜欢过往。”徐恩像是懂了我的话，他说：“我们不是过往，我们是现在，是未来。”
这一天，徐恩的电话又是沉默的。
我们又回了沃尔克，那座小城。
旅馆接待台的棕发小姐对我们说：“有个叫南茜的小姐来找你们。”我愣了。南茜，南茜来了。徐恩也愣了，他握着我的手的手狠狠地紧了紧。徐恩问：“她现在在哪儿？”棕发小姐说：“我让她在二楼的咖啡厅等你们。”
徐恩对我说：“你先回房间。”说完，他就走了。我愣在那里，一动不动。
不过，南茜不在咖啡厅，她在我们房间的门口。所以，去咖啡厅的徐恩扑了个空，而像游魂一样游回房间的我，却见到了南茜。
见到南茜后，我才知道我根本不配像游魂。在她面前，谁都不配。
她站在我们房间的门口，没有靠着门也没有靠着走廊的栏杆。她的头发刚刚过了耳垂，看上去软软的，被风吹得乱糟糟的。眼睛黑白分明，一眨不眨。她很瘦，露在外面的两条胳膊像是连书都拿不动的样子。她的裙子很长，遮到了脚踝。
我和她相隔十米的距离，问：“南茜？”她说：“是。”南茜是中国人，说中文。
我不知道下面该说什么，她却向我走了过来。裙子贴到她的腿上，她的腿也是那样的瘦。我很不安，她越靠近我，我就越不安，她像是双子峰上云雾，更像是一段让人惆怅的过往。
徐恩的声音从我身后响起：“南茜，别乱来。”不过，有些迟了。南茜乱来了。她把口水吐到了我的脸上。
徐恩两条长腿一迈又一迈就迈到了我和南茜面前。他一把攥住南茜的手腕，他的手，因为想使劲而又不使劲所以在颤抖。我看向南茜，她的细脖子细胳膊细腿并没有让我觉得她不堪一击，相反，我倒觉得自己像个发面馒头，看上去白白胖胖的，事实上拿根筷子杵杵我，我就会漏个窟窿。徐恩用另一只手抹去了我脸上的口水，然后说：“你回房间等我。”说完，他拉着南茜走了。他的手还是不使劲，南茜温顺地跟着他。我看着他们的背影，南茜回头，朝我笑，露出一口白森森的牙。
徐恩的愤怒毋庸置疑，令我置疑的是为什么他曾因为愤怒而让血丝斑驳了我的脖子，而今天，那愤怒并没有殃及南茜的一根汗毛。徐恩那只颤抖的手把他对南茜的情意赤裸裸地暴露在我面前。我笑了笑，心想：也对，南茜那身子骨，怎么受得了伤害。所有的伤害都给我吧，谁让我身子骨健壮呢。我嚷了一嗓子：“徐恩你个王八蛋。”这时候，徐恩和南茜早就已经比翼双飞到了一个听不见我声音的地方。
徐恩回来的时候，我正在房间里睡得五迷三道。我听见他喊我名字：“青青，青青。”我眼睛都没睁，顺着声音一伸手，就抱住了他的脖子：“又该起床了？”我又听见他说：“你的脸怎么了？”他这一问，我就清醒了。我一清醒，就推开了他。
我的脸破了，是我自己擦破的。我觉得我洗不去南茜的口水，于是我就拿毛巾擦，擦着擦着血丝就出来了。然后，我倒头就睡着了，像是有人用砖头砸了我的后脑勺一样。
我坐起来，看了看表，短粗短粗的时针已经逾越了小鸭子而直奔小耳朵了。已经凌晨两点三刻了。我睡了整整七个小时，这说明，徐恩和南茜厮守了七个小时。
我说：“我累了，我要睡了。”说完，我背对着徐恩又躺下了。
徐恩的脚步声在房间里悉悉簌簌的从左到右又从右到左。我闭着眼睛，听着他收拾行李。等我听见他拉上行李箱的拉链时，我从床上蹿了起来。我抱住徐恩，说：“你别走。”徐恩摩挲着我的背，说：“我们一起走。”我的眼泪划过我受伤的脸，像刀子划过一样。
我和徐恩离开了沃尔克，在这天的凌晨三点一刻。逃一样的离开。
我说：“徐恩，我该怎么办？”徐恩直勾勾地看着前面，像个小心翼翼的模范驾驶员。我看向窗外，从我这边的后视镜中看见了我那张破脸。我盯着自己的脸，说：“徐恩，我不想和你玩儿了。再玩儿下去，我会把自己玩儿死。”模范司机不模范了。接下来的这脚刹车，之所以没酿成追尾事故，纯粹是因为我们后面连个轮子影儿都没有。我们堂而皇之地停在路中央，有一种孤魂野鬼的境界。徐恩说了两个字：“不行。”我干笑：“不行？你凭什么说不行？凭你那柴火棍儿南茜？”我的声音出奇的尖，而徐恩的声音出奇的低。他说：“南茜在一年前药物流产，宫内感染引发了输卵管闭塞。她以后不会再怀孕了。”
我打开车门，下车，关上车门。我又打开车门，上车，关上车门。一系列动作连贯得就像我根本不曾开关车门，而是嗖的穿出去，又嗖的穿进来。我问徐恩：“你的孩子？”徐恩看着我：“不。是我哥的。”我没力气和车门较劲了，我还是发面馒头，但是是被水泡了的那种。
徐恩和南茜相识在他们十二岁那年。他们是初中的同班同学。那年，我也十二岁，也在上初中，天天无忧无虑的上学下学，不谙男女之情。南茜喜欢徐恩，从十二岁开始。徐恩说：“我也喜欢过她，她有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初中毕业后，徐恩和徐悉便来了美国。徐恩走的时候，南茜对他说，我会去找你的。南茜的生父死于南茜的童年，母亲改嫁，于是南茜有了个脑满肠肥但是腰缠万贯的继父。南茜恨母亲，因为人人说母亲贪图荣华富贵。南茜十八岁时，她让继父把她送来了斯坦福。
徐恩娓娓道来，我让自己置身事外。
一年又三个月前，当南茜第十七次从斯坦福到芝加哥找徐恩时，徐恩是赤裸着上身开的门，而房间里的床上，还有个女人在催促他快点快点。南茜走了，杳无音信。当徐恩在三个月后找到她时，她正在流血。医院的诊断是，南茜不会再怀孕了。徐恩揪着南茜病号服的衣领问她那孩子是谁的，南茜说：“是你们家的。”
那孩子是徐悉的。
那天，南茜从徐恩家离开后，去了酒吧。那天，徐悉在那间酒吧。南茜是知道徐悉的，而徐悉，在南茜走过来对他说哈喽的时候，只是对这个与他弟弟相识了九年的女人说：“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南茜笑了笑：“你能不能换个有新意的说辞？”南茜和徐悉上床了，南茜是清醒的，而徐悉是醉的。三个月后，当徐悉知道了南茜的身份和那场药物流产后，说：“我会对你负责。”但南茜指着徐恩说：“我要他负责。”
我又干笑：“你是该负责。”徐恩说：“是，我该。所以我对她说，满二十五岁时，我们结婚。”“但你他妈的还在继续找女人。”“但我从没有要离开南茜。”我无言以对。徐恩说，他从没有要离开南茜。“可是我他妈找着你了。我跟南茜说，我不能和你结婚了。”徐恩抓住我的肩膀，又说：“青青，别离开我。”我抱住徐恩，说：“王八蛋，你真是王八蛋。”
我和徐恩回了洛杉矶，我们不仁不义地把南茜和她所在的沃尔克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所有困扰着我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比如我们之所以来了沃尔克，是因为徐恩对南茜说“我不能和你结婚了”，而南茜用生命威胁了徐恩。比如徐恩那天千真万确的进过厨房，给南茜做了三菜一汤。比如徐悉也清楚这事态的无可奈何，所以才打来了电话。再比如，我们之所以匆匆逃离了沃尔克，同样是因为，南茜在用生命威胁徐恩。只不过，这次，除了她的生命，还有我的。
困扰迎刃而解，变成了一种罪孽。徐恩抬不起头来，我也一样，我们自私自利，像乌龟一样缩了脑袋又像兔子一样逃蹿。徐恩的手机一直没有开，我却总觉得它在唱歌，那歌声，像极了凄惨的啼哭。还有南茜白森森的牙，总是在夜里狠狠咬上我的喉咙。我醒来，一身粘腻的汗。徐恩使劲抱着我，而事实上，他在颤抖。
两天后，徐悉给我打来电话。他说：“南茜来芝加哥了。”
我和徐恩继续自欺欺人，我们卑鄙地说：“南茜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加利福尼亚没有阳光，洛杉矶没有阳光。我和徐恩的世界，乌云滚滚。
又两天后，徐悉又给我打来电话。他说：“南茜离开芝加哥了。”
至于徐恩的电话，是又三天后才打开的。二十三条南茜的留言，吻合她，以及我们二十三岁的生命。还没来得及听留言，便进了一通陌生来电。徐恩犹豫再三，接听，却沉默。这陌生的来电并不来自南茜，而是来自南茜在沃尔克的房东太太。她说：“南茜自杀了。”
南茜不是自杀未遂，她真的死了。
徐恩回去了沃尔克。在他接到房东太太电话的五分钟后，他就开车出发了。至于那五分钟，他就像个没有灵魂的躯体，蜷缩在他接电话的原地。我看见，有两滴泪从他空洞的眼睛里划出。就两滴。在沃尔克，有南茜的尸体和遗书在等待着他。
我留在洛杉矶的旅馆里啃指甲，从拇指到小指，从左手到右手。南茜那露着白森森牙齿的笑就在我眼前。我看着她，然后她倏然闭上了嘴，也闭上了那黑白分明的眼睛，嘎嘣一声，像那种上下拨动的开关。南茜关上了自己的生命，也关上了我和徐恩的爱情。我们陷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扑鼻的是腥咸的血味。我把十指啃了一遍后，带着我的行李离开了旅馆。
我也给徐恩留了一张纸，上面写着：小恩恩，谢谢你陪我玩儿了这段时间。今后，我们要各自好好地玩儿下去。小青青。
我这张不是遗书。我不会离开这个世界，只是，我必须离开徐恩了。我和徐恩的爱情，是南茜索要的陪葬。
我去了机场，看着琳琅满目的终点站继续啃指甲。然后我走向售票台，说：“我要去沃尔克。”
我想看见徐恩。我要看见徐恩。看见，而已。
我比徐恩先到了沃尔克，这除了说明飞机比汽车的速度快之外，便不能说明其它什么了。沃尔克有很干净的空气，理应可以看见很亮的星星，但那晚，天空就像洗发水广告中的秀发。那广告语怎么说的？头屑去无踪，秀发更出众。但我真的想看见星星，密密麻麻的像头屑一样的星星。
我坐出租车去了警察局。我在这座小城的小警察局里出示了护照，说明了来意，又填写了表格后，拿到了南茜的地址。我又坐上了出租车。那是一栋两层的楼，楼不小，楼前的花园也不小，是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只有一楼的房间里亮着灯，淡淡的黄，有种催人老的感觉。我还没来得及下车，便看见了徐恩的车。我低下头，不让他看见我。
徐恩在车里打了一通电话，很快，那花园前的门打开了。徐恩进去了，我想张嘴叫他，想伸手拉他，但我摸到的只是没有温度的车窗。出租车司机一言不发地等着我，下车，或不下。我没有下车，我又去了那间我和徐恩之前住过的旅馆，住进了同一间房间。我用被子把自己裹住，把脸埋进枕头里，我感觉不到任何徐恩的气息。这就是旅馆，当你踏出去之后，一切都会恢复得像是你根本没有来过。这就是旅馆和家的区别，然而我和徐恩，不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家了。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哭，我想我应该哭了，但我真的感觉不出了。
我的电话响了，是徐恩打来的。我没有接，于是他给我留言。他说：“青青，等我。”这短短的两个词中间，有长长的间隔。徐恩浓浓的鼻音，让我恨不得我从来没有认识过他。没有认识过，就不会这样难过。
第二天，我又去了南茜生前住过的那栋楼。我躲在对面的墙角，看着那片花园。这个时节，连花都不懂得含蓄，那么南茜那怒放的爱恨，便也合情合理了。她本应该在这里提着喷壶，然后俯身去嗅沁人的香气，美得让人不忍心打扰，但是她死了，真的死了。来了一辆出租车，一对像是中国人的夫妇从中钻了出来。他们站在花园的门口，接着，我看见了徐恩，他从楼里走出来，给他们开了门。那女人的手打上了徐恩的脸，啪的一声，那么清脆，让我以为是哪根树枝被折断了。我继续躲在我的墙角，眼睁睁地看着那女人的手和脚接二连三地接触上我的徐恩。不，那已经不是我的徐恩了。又是扑通一声，徐恩的膝盖接触上了地面。他是自愿的。我听不清他们的对话，也许是因为太远了，又也许是因为他们个个语无伦次。
不用听清，我也知道，那女人是南茜的妈妈，至于那男人，应该是南茜的继父。这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