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欠谁一场误会第 8 章

一个美国老太太从楼里走了出来。她瘦小的身体上罩着黑漆漆的衣裤，她小得就像个黑点，只不过，那团团簇簇的花还是不能淹没那抹黑。这应该是南茜的房东太太。这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再也不想看下去了。

我走了。先回了旅馆，后去了机场，再之后，我去了圣地亚哥。圣地亚哥，本是我和徐恩的下一个目的地，但现在，它属于我一个人。还有，我重重的行李也属于了我一个人。从今天起，我要自己拖着它走，就算是跋山就算是涉水我也要自己扛。徐恩的话还在我耳边：“青青，你是装了一箱子金砖吗？”我蹲在圣地亚哥的机场里，抱着我的赛金砖箱子，能有多大声儿就有多大声儿地哭了。

这一天，徐恩没有给我打电话。我在圣地亚哥的热空气中艰难地呼吸。

我给我爸打电话。我说：“加利福尼亚很好，我很好。”我笑得不男不女，像电视剧里的太监。

掉在谷底的我应该笑，因为我知道我不会比现在更不见天日了，除非还有人要在谷底挖坑，把我活埋。我对着镜子笑，我说：“青青，爬吧，向上爬吧。”把悲剧留在谷底。

第二天，我买了条花裙子，还有花草帽和蝴蝶形状的太阳镜，现买现穿戴后直接去了海洋世界。我知道我像个会动的调色板，可那又怎样？警察不抓调色板，汽车也照样不轧调色板。海洋世界有动物，有小朋友。我要去找它们和他们玩。

我抱着爆米花坐在看台上，看着水里的动物一个个折腾，看着水边的小朋友一个个折腾得比动物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圣地亚哥像个火炉，把我当成红薯一样地烤。我扯了扯领口，感叹道：黄青青啊黄青青，你也有过白如玉的肌肤，只不过现在红如铜了。就当我这么扯着领口，端详玉铜分界线时，一双大脚停在了我面前。我抬眼，隔着我的蝴蝶太阳镜往上看，陌生的鞋，陌生的夏威夷裤和夏威夷衬衫，最后是一把大胡子和一副蝴蝶太阳镜，样式比我的还像蝴蝶。

我意识到我和我面前这个美国男人共同构成的画面非常不正经：我如同花街柳巷里的姑娘，从红红绿绿的绸子中露出一个白肩膀，而那男人，像猫看老鼠一样看着我。我忙不迭揪上领口，站起来就跑。爆米花洒了一地。

我跑了两步，那男人在后面喊了两嗓子站住，站住。我站住了。我心想：不对啊，我跑什么跑啊？我又不是小偷。我回头，看他。他举着双手，跟投降一个模样，以表示他不想打我。他说：“小姐有没有时间？我想请你拍张照片。”拍照片？是让我模仿调色板，还是让我露肩膀？他又说：“我是这里的工作人员，我们要找游客拍宣传照片，小姐愿不愿意配合？”我眼珠子转来转去，心想：这不是找我拍广告吗？难道我的人生要转折了吗？难道我黄青青今后要和好莱坞奥斯卡挂钩了吗？难道，我长得越来越像巩俐了吗？

毋庸置疑，我想得太多了。其实，我只是在这个大胡子蝴蝶的指导下，拍了几张合影。照片中一共六个人，有白有黑有黄。我就是那个黄。我们几个人在镜头前把嘴笑到了耳朵根儿，用以体现不论你是什么色的客，来了海洋世界你都会快快乐乐。大胡子夸我笑得好，我就越笑越好，最后把蝴蝶镜下的眼睛都笑红了。我用中文说：“徐恩，你看，没有你我一样可以笑。”

拍完照片，我还和大胡子蝴蝶合了影。这次，画面比较正经了：像俩玩儿蝴蝶的。

最后，我得到了一个小卡片，它让我在一年之内可以随便出入海洋世界，走门，钻洞，或者翻墙，都不收我钱。

这一天，我还是没有接到徐恩的电话，但，我接到了彭其的。

彭其说：“青青，最近还好吗？”我走在毒辣辣的太阳下，笑着说：“很好，很好啊。你还好吗？”“还好。”彭其也笑。“学习忙吗？”“不，我在放假，在圣地亚哥看鲨鱼。你工作忙吗？”“前一阵子忙，现在我正准备放假，正准备去圣地亚哥看鲨鱼。”我啊了一声。彭其问：“你和他在一起？”我想了想，说“是”。彭其笑着说：“那我只好改变计划了。”

我骗了彭其，彭其也骗了我。我没有和徐恩在一起，而彭其，真的来了圣地亚哥。

这是两天后的事了。大胡子给我的小卡片把我留在了圣地亚哥，我拿着它，天天出入海洋世界，坐在看台上看动物和小朋友。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出现我们白黑黄的合影。我发现，大胡子所说的我笑得很好，其实是我笑得很傻。这两天中，徐恩还是没有给我打电话。我想：他应该还在沃尔克，他应该还不知道我已经离开了洛杉矶，离开了他。第三天，彭其出现在了海洋世界。

我看见彭其的时候，他正站在广告牌下，看着平面的我。之后，他一回身，看见了立体的我。

彭其有些惊讶，我也有些惊讶。之后，他几步迈到我面前。我看得出，他想抱我。但他没抱。

我们去看鲨鱼了。彭其说：“我刚刚看见广告，吓了一跳。”我问：“我有那么吓人吗？”“不，很好看。”“好看？你不觉得我像裹着花布的黑泥鳅吗？”彭其笑了，我也笑。最后，彭其还是问了：“他没和你在一起吗？”我看着彭其的眼睛，说：“他有事，先回芝加哥了。我过两天也要回去了。”彭其点点头。我问：“你怎么还真来了？”彭其说：“我没想到会找到你，我只是想来看看你看过的鲨鱼。”我手里的爆米花又掉了几颗。

这一天，徐恩给我打电话了，整整十八通。我不接，说什么也不接。我想：他应该已经回到了洛杉矶的旅馆，应该已经看到了我给他留下的纸，看到了我小青青对他小恩恩的告别。那么南茜呢？她上路了吗？她正在去往另一个美丽的花园吗？不，她还在我心上，在徐恩心上，在我和徐恩的中间，一动没动。十八通电话后，徐恩留了言。他说：“你他妈的别让我再见到你。”圣地亚哥这个火炉熄了火，越来越冷，冷得像个冰窖。我不住地抖。

彭其坚持住进了我住的那个旅馆，住进了我的隔壁。

我继续留在圣地亚哥，因为每每我想离开的时候，无论我怎样用力，我的塞金砖箱子都纹丝不动。我沮丧地把自己摔在床上，自言自语：“真是越来越有女人味儿了，手无缚鸡之力。”彭其对我说：“青青，别再瘦下去了。”我反驳：“没有啊，我没有瘦啊。”

海洋世界里卖爆米花的大胸脯姐姐已经认识了我，于是总是在给我把爆米花盛得满满的基础上，再送我一杯果汁。姐姐让我自己随便挑，可我一看见她的大胸脯，我就说：“木瓜汁。”彭其一见我挑木瓜汁，就笑。大胡子蝴蝶见了我和彭其，说我们天造地设。我对大胡子解释：“这是我哥。”我忽略掉彭其的尴尬。我把所有事情一分为二，有些不可以被忽略，有些可以。我不可以忽略南茜那戛然而止的美丽，但我可以忽略我的爱和我的被爱。又或者，这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而是必须。

海豚天天尽职尽责地折腾着，它们把水掀到看台上，我和孩子们一起湿淋淋地笑着。世界在水花中变得灿烂，我也要在这世界上像这季节的花一样灿烂地活下去。

彭其不再问我关于徐恩的任何事了。他明白。我也明白，他明白。只不过，他明白的是结果。

我问彭其：“什么时候回华盛顿？”彭其反问我：“你什么时候回去？”“后天。”我又骗彭其了。我还不能回去，还不能回去见徐恩。我和徐恩那两颗血淋淋的心加在一起，只能等于两颗血淋淋的心。但我要让彭其走，让这个也在我心上的男人，去找他自己的幸福。

我和彭其订了后天的机票，他回华盛顿，我回芝加哥。他那班航班比我的早两个小时，我会在这两个小时中，把芝加哥改成西雅图。我决定了去西雅图。

我随口说的这个“后天”并不明智。我应该说“明天”。因为在“明天”，在我去海洋世界和大胡子蝴蝶还有大胸脯姐姐道别时，我竟在看见彭其的那块广告牌下看见了徐恩。我像广告牌上的我一样，一动不动。我看着徐恩的背影，看他慢慢伸出手，想摸照片上的我的脸。我想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问：“需不需要梯子？”但我不可以。我一步一步往后退，撞进了刚刚买果汁回来的彭其的怀里。果汁洒了。等我再看向徐恩时，徐恩正在看着我，不，他在看着彭其。

徐恩离我们越来越近，他憔悴的脸变得越来越清楚，我的心就像一张没有用了的草稿纸，被三把两把团成个团儿，紧紧的皱巴巴的。我向徐恩笑：“哎呀，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徐恩的脚停下了。他不得不停下了，因为他的脚尖已经抵上了我的。这是一个拥抱的距离，但我们没有拥抱。我又往后退了一步，退进了彭其的怀里。彭其扶住了我的肩。徐恩一把把我揪出来：“人生何处不相逢？别告诉我你和他也是这样相逢的。”我挣开：“当然不是。”“那是？”“你看不出来？”“我要你亲口告诉我。”“好，我告诉你，我要和彭其在一起。”我又退进了彭其的怀里，而徐恩，又把我揪了出来。我尖着嗓子笑：“别跟我拉拉扯扯的。你也看见了，我在圣地亚哥也有头有脸了。”徐恩也笑：“我是看见了，我一出机场，就在广告上看见了你这张笑得没心没肺的脸。”我没心没肺？那我那撕心裂肺的感觉从哪儿来的？我说：“我们朋友一场，别结束得太难看了。”

我挽着彭其的胳膊走了。我轻轻地对彭其说：“扶住我，别让我倒下。”彭其扶住了我，我没有倒下。

我坐在路边，仰起脸。我的泪爬满了整张脸，我问彭其：“你说，我这么大的脸，能盛多少泪？”彭其把我搂在怀里，说：“哭吧，哭吧，哭完了，我今后不会再让你哭。”我抓着彭其的衣服，像个要淹死了的孩子。

彭其回了华盛顿。临走前，彭其抱着我说：“青青，让我照顾你。”彭其那班航班起飞后，我给他留言：“彭其，我会好好照顾自己。”之后，我真的把芝加哥改成了西雅图。

我在候机室里给我爸，给安娜，佳琪，还有严维邦一人打了一通电话。至于我的目的地西雅图，我只告诉了我爸。我爸说：“你就玩儿吧，玩疯了为止。”我笑，心想：我是快疯了。安娜和佳琪的语调都算得上愉快，想必都过得有滋有味。不过严维邦是一句一小叹三句一大叹，当时就让我想起了林黛玉的眉心。我直截了当地问：“你还在和严叔叔僵持？”严维邦又叹气：“不提也罢，不提也罢。”他又说：“你让徐恩接电话，我跟他说两句。”我支支吾吾：“没空，没空，我挂了啊。”挂了电话，我翻看着电话上的通讯录，这才发现，上面没有徐恩的号码。是啊，自从我有了电话，徐恩的号码就在我的心上了。那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但对于今天来说，昨天又与几百几千年前有什么两样？那些，统称为“过去”。

我去了西雅图。徐恩没有联络我。

西雅图没有在下雨，它在下雾。这是我意料之中的，我一直觉得，这里除了雨，就是雾。我把圣地亚哥的热空气，还有徐恩那炙热的情意甩在了身后，就像飞机甩在后面的那一缕烟。我在西雅图的幽幽冷冷中，只想找一张床，做一场梦，梦见我和徐恩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之后再夫妻对拜，生了一儿生了一女后再把他们养成人中龙凤，我想梦完一生一世。醒了，就完了。

我又不明智了。西雅图，根本不是个让人睡觉的地方。

我躺在床上，耳边是《西雅图不眠夜》中悠扬的曲调，一首接着一首。山姆哀伤地立在夜色中，整个西雅图都在辗转反侧。我起身，走到窗前，同样哀伤地立在夜色中。山姆找到了安妮，而我找不到徐恩。山姆和安妮都在说，那是一种魔力。我笑了笑，我知道那是一种魔力，我也知道，魔力这种东西，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一文不值。

我在这座浪漫得令人心酸心酸得令人不眠的城市中，立在窗前，等待天空在雾中渐渐泛白。我的脸映在玻璃窗上，有着模糊的轮廓。我对徐恩说：“我要和彭其在一起。”这对徐恩而言，可信得就如同我对他说：“你看，太阳从东边升起来了。”

我大喊一声：“徐恩，大傻子。”

西雅图继续下雾，我在海边的木板桥上晃来晃去，海浪在我脚下翻腾，我唱：“大海啊大海，是我生活的地方。”“真难听。”这是徐恩的声音，从我身后响起。我面向着海，扶着木质的栏杆，用力得连木屑都陷进了我的指甲。幻觉，我产生了幻觉。我又唱：“大海啊大海，就像妈妈一样。”“你不知道什么叫难听吗?”还是徐恩的声音，还是从我身后响起。

我张大了眼睛张大了嘴，转了一百八十度的身，变成了背向着海。我面向的，是徐恩。徐恩对我笑，露着牙，像个兔子。我问：“吃了胡萝卜了？这么高兴。”徐恩还在笑，但越笑越哀伤，眼睛变得亮晶晶的。我又问：“胡萝卜不新鲜？肚子疼了？”我前言不搭后语，自顾自地说得酣畅。徐恩也不答我，只是走过来，轻轻地抱住了我。他说：“青青，你怎么不真的和彭其在一起？”我无言以对。

我和徐恩肩并肩坐在桥上。我问：“你怎么找到这里的？”徐恩说：“从圣地亚哥跟来的。”“和我同一班航班？”“同一班。”“和我住同一家旅馆？”“同一家。”“你怎么找到圣地亚哥的？”“因为我们本来说要去那里。”徐恩偏过头看着我问我：“审问完了吗？”我撇撇嘴：“完了。”我站起身，拍了拍屁股就走。我到了桥头，徐恩才喊我：“青青。”我回头，远远地看着他。徐恩说：“我不再跟着你了，你答应我，好好地玩，再好好地回芝加哥。”我拧着腰拧着脖子定在原地。徐恩双手圈在嘴边，对我喊：“黄青青，你给我好好的。”我正过脖子正过腰，走了。

雾散了，海平面变得分明了。我的心，也分明了。我分明看到，我爱的男人是怎样的爱我，又是怎样的困在南茜送他的茧中。我还分明看到，我爱他，而且，越来越爱。

彭其打来电话，问：“你没回芝加哥？”我说：“没，我还想四处走走。”“青青，你到底怎么了？”“彭其，我们的路有多窄？是不是窄得转不了身？”“不，我要你转。”“我真的想转。我不该离开你，不该离开中国。”“青青，我们回去。”“不，我们回不去了。彭其，你可不可以答应我一件事？”“什么事？”“去走你自己的路。”彭其长长地叹息后，说：“我答应你。”

第二天，我收到彭其的邮件。彭其说，他已经申请了回国，应该会在下月动身。

安娜打来电话，说某某课的教授简直不是人，一周布置一篇论文，还要求至少二十页，之后补充：“哦，请务必用双倍行距，以方便我批阅。”众同学长舒一口气，心想双倍行距二十页，也还合情合理。但这口气还没舒完，教授又说：“至少三十五页。”安娜忿忿：“真不是人，真不是人。”我也觉得这教授不是人。二十人，每人每周三十五页，他竟然还可以在双倍行距里批阅。安娜还说，她和徐悉相处得很好。她在“我相信”之后，说了一大段，把这一大段概括成八个中国字，就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但这八个字，我已经不相信了。安娜还问：“你和徐恩好不好？”我说：“我很好。”我说的是“我”，不是“我们”。安娜没有察觉。

西雅图，阴。我立在旅馆房间的窗前，看着徐恩拉着行李箱走出旅馆。他抬头看向我的窗，我用窗帘挡住自己。他伸手，一辆出租车停在他面前。他又看向我的窗，这次，我没来得及躲开。出租车走了，徐恩还在原地。我看着他拉着行李又走进了旅馆。我等着徐恩敲我的门，我以为他是回来敲我的门，但一分钟过去了，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门外静悄悄的。我琢磨着：徐恩走半道儿摔倒了？可就算摔倒了，有这十分钟也该爬起来了。

我开了个门缝探头探脑地往外看，只一眼，我就看见徐恩了。他就站在我门口。我的声音从门缝挤出去：“有事？”徐恩的声音从门缝挤进来：“没事。”之后，徐恩走了，真的走了。我透过玻璃窗，看着出租车带走徐恩，徐恩对我笑，我也对他笑。

有时候，我们可以从彼此的沉默中读出文字，这时候，语言便是一种画蛇添足。就像刚刚那时候，我从徐恩的沉默中读出他的不舍，只不过，这“不舍”前还有一个修饰：最后的。那是徐恩对我“最后的不舍”。

出租车消失在了我的眼中。南茜在天上对我叉着腰，问：“你们欠我的，什么时候还？”我对她说：“从今天开始。”

西雅图，继续阴。我行走在这座浪漫的城市里，沾了满襟的香气，是花香，还是咖啡香，对我而言并不重要。我继续不眠，像是根本不需要眠。

佳琪打来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我说再过几天。佳琪问到徐恩，我说：“我们结束了。”佳琪啊了一声后，久久没说话。之后，她说：“学姐你在哪儿？我去找你。”我笑了笑。佳琪锲而不舍：“学姐，你到底在哪儿？”我说：“西雅图。”“西雅图？是在东边还是西边？”我又笑了。“不管了，反正不管是东南西北，也用不着我开飞机。学姐，你在西雅图等我，千万别走。”“不用来找我，明天，我就要去雷尼尔山了。”其实，这不是我的计划。只不过，与佳琪打电话时，我正面对着雷尼尔山。佳琪倒果断：“行，那我们雷尼尔山见。”

两天后，这个不知道西雅图离芝加哥有多远的佳琪，真的在雷尼尔山上找到了我。和她一起来的，还有麦克。佳琪是多虑了，她以为徐恩人面兽心，以为我不堪一击。不过，要是没有她的“多”虑，也许我就再也离不开雷尼尔山了。

在西雅图看雷尼尔山，是一种享受。西雅图有雾，雷尼尔山上有雪，看着看着，人就飘飘欲仙了。又也许，我飘飘欲仙是因为我困。

雷尼尔山不是说去就去的。首先，我租了辆车。接着，我去买了个帐篷，买了个气垫，买了个睡袋，买了个手电筒，还买了个毛茸茸的玩具狗。这笔钱，我是让我爸出的。买之前，我给我爸打电话，说：“亲爱的爸爸，你不是一直想去宿营吗？我现在正在户外用品店呢，我帮你置备一套吧。”我爸当时正在跟某某某谈工作，急着挂电话，于是说：“置备吧，置备吧。”至于挂电话，我比我爸还急。再不挂，我爸就该反应过来了：我什么时候想去宿营了？我心想：反正他早晚会反应过来，那我就一不做二不休了。就这样，我买的帐篷是绿的，气垫是粉的，睡袋是黄的，手电筒是紫的。实打实的一套女性户外用品。我之所以还买了个玩具狗，是因为我寂寞。我保全了我的信用卡，牺牲了我所持有的我爸的信用卡的副卡。我一刷我爸的卡，就娃哈哈啊娃哈哈，我的脸上就笑开颜。我一娃哈哈，我爸就说我鼠目寸光。他说反正他的钱早晚是我的钱。我说，不，爸您长命二百岁，等我过世了，我的钱就是您的钱。

我还买了一麻袋吃的。那袋子确实是麻的，但它确实不大。

就这样，我们浩浩荡荡地向着那白雪皑皑的雷尼尔山开进了。我们，就是指我和玩具狗。我驾驶，玩具狗坐在副驾驶座上。我叫她“红橙橙”，以呼应我黄青青。我说“她”，完全是一厢情愿，其实我看不出它是公是母。之后当佳琪找到我时，当她听我喊“红橙橙”时，她说：“红长城？这名字可真有声势。”我说：“是啊，以后再买一只，叫黄黄河。”黄黄河？和我还是本家。

进山之前，我又给我爸打了一通电话，告诉他我要上山了，这两天电话会没信号。我爸一本正经地问我：“你刷了我多少钱？”我扯着嗓子喊：“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听不清楚了。喂，喂，喂。”喂着喂着，我就挂了。刚挂，严维邦打来了电话，找徐恩。严维邦劈头盖脸：“你们俩是想把孩子生出来再回来吗？”我心想：那我们俩这辈子也不用回去了。严维邦第二句：“让徐恩接电话。”我说：“你打他手机。”“他不接。”“喂，喂，喂，小佛，我这儿信号不足，喂。”我又挂了。这几声喂，喂的我嗓子都冒烟了。我往山上开，边开边想：徐恩，你也要给我好好的。

我不知道徐恩有没有回芝加哥，地球够大，美国够大，芝加哥也够大，想躲，并不难。看看我，这不就躲进山里了吗？

我直奔了宿营地，租了个位置，又直奔了那位置，开始扎帐篷。我把帐篷从车里提拉出来的时候，正是黄昏时分，不管是绿的树还是白的雪，都像是红的。但等我把帐篷扎结实时，什么都是黑的了。这还是因为旁边位置的夫妇助了我一臂之力，要不，我只能整夜身上裹着睡袋，睡袋外裹着帐篷了。夫妇问我是第一次宿营吗？我说是。夫妇又问我是自己来的吗？我说是。夫妇夸我好胆识，但通过他们的表情，我知道他们是觉得我好不自量力。夫妇说，有事就喊他们。我听了这话，直哽咽。后来，等他们在我旁边烤肉烤菜烤土豆时，哽咽的就变成我的胃了。

夫妇请我一起吃，但我谢绝了。因为他们正在烤洋葱，而我不想掉眼泪。我裹了外套，举着手电筒离开了宿营地。我把红橙橙留在了帐篷里，让她看家。隔着帐篷看她，还真是狗模狗样的，八成能唬住个把胆小心粗的不法分子。

我用脖子和下巴夹着手电筒，两手端着地图，一步一琢磨。哪哪都没人，地上的鼠类倒是猖獗。这鼠类并不是人人喊打的那种，它们都又小又喜人，我管它们叫花栗鼠。关于鼠类，我知道的并不多，老鼠，松鼠，花栗鼠，米老鼠，没了。

水声不绝于耳，有溪流也有瀑布，但着实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形。树都长疯了，遮了个不见天日。我不在乎，反正现在天上也没日。我终于停下了，因为我终于见着个瀑布。虽然它小得就像个淋浴的莲蓬头，那它也是瀑布。我坐在它边上，就像个等着洗澡的姑娘。坐累了，我洗了洗脚，往回走了。

还是哪哪都没人，花栗鼠还是猖獗。

回到宿营地的时候，旁边的夫妇已经睡下了。食物都锁进了铁柜子，免得香喷喷的，把熊招来。听说有熊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是把食物放帐篷里，我进铁柜子。后来想想，觉得丢不起那人，现不起那眼。我在去厕所的路上，吃了两块饼干。我之所以边走边吃，是为了不把饼干渣掉在我的领域。身为一个瘦小的亚洲女性，我有权把熊引到高大的美国人的地盘上去。我在厕所里对着水龙头刷了刷牙，抹了抹脸后，就蹿回了帐篷。红橙橙被冻得冷冰冰的，我抱着她一起钻进了睡袋。我还没来得及幻想熊的爪子和口腔，就睡着了。

我的不眠始于西雅图，终于雷尼尔山。

朦朦胧胧中听见鸟叫，一睁眼，满眼生机盎然的绿。当然，这绿并不是树的绿，而是我帐篷的绿。我拍了拍红橙橙的头，便钻出了睡袋，钻出了帐篷。我一边伸懒腰，一边皱着鼻子闻着隔壁的食物香，一回头，看见了红橙橙，她皱着鼻子，跟我一个模样。

我从我的塞金砖箱子的箱子底儿里折腾出一块金砖，不，折腾出一本书。那时候，徐恩对我说：“带了你也不会看。”今天，我倒真要看看。首先，我看见的是封面上的一个坑儿，根据坑儿的形状和我箱子里的布局，我确定那是我的高跟鞋鞋跟造成的。这坑儿不偏不斜，就在作者的右眼上。我乐了乐，把书放回了箱子，又把高跟鞋鞋跟对准了作者的左眼，合上了箱子。我对红橙橙说：“我们都进山了，还看什么书啊？走，咱玩去。”红橙橙还皱着鼻子，像是在说：“玩？我玩不动啊，我还是看家吧。”于是我自己出发了。

白日的雷尼尔山像一片净土，光打在雪上，白净得耀眼。我的心里也是一片净土。我光脚穿着双细带子的橡胶底儿凉鞋，懒洋洋地在小溪边上玩儿。溪边的野花都泛滥了，开得跟打翻了颜料瓶似的。我躺在花丛里，头发上，湿了的手上，脚上，沾满了花瓣。我闭着眼睛，还是觉得眼前又是蔚蓝又是金黄，于是我把手遮在了眼睛上。

“你在冒充花仙子么？”有声音在我的上方响起。我移开手，光晃得我拧紧了眉头。我稍稍睁开眼，看见一个男人在俯视着我。他逆着光，我看不清他的脸。他又说：“第一次看见穿裤子的花仙子。”我说：“花仙子会飞，我不会。我要爬山，穿裙子不方便。”那男人唤我：“青青。”我脱口而出：“徐恩。”“青青。”“徐恩。”

我两手一撑地，肚子一使劲就坐了起来。这一坐不要紧，徐恩不见了。我周围空荡荡的，连个人影都没有。我是一个孤零零的花仙子，做了一场美滋滋的梦。

我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各种植物，心想：早知道就不这么激动了，多躺会儿，还能多梦会儿。

我顺着小溪往上爬。说“爬”，一点也不为过。坡很陡，溪边的草地柔软到泥泞。而我，不走草地，我走在溪里的石头上，石头上铺着青苔，很滑，像缎子。终于，我滑倒了，我爬着在小溪里往下滑了四块大石头，前半身透湿，慌张中还张嘴喝了一口水。爬上岸，我迫不得已又躺下了。我要晒衣服。这次，我又闭上了眼睛，但我没有如期望中那样，继续做梦。

佳琪和麦克在宿营地里等我。

远远地，当我还自顾自地择着头发上的草根，就听见了佳琪的声音：“学姐！”我没想到，她真的来找我了。佳琪向我扑过来：“学姐，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心想：我变成哪样了？穿裤子的花仙子？佳琪二话不说，把我拉进了旁边的厕所。我对着镜子一照，自己也看不下去了。我不像花仙子，我像老妈子。佳琪也不嫌我灰头土脸，一把抱住了我：“学姐，谁没了谁，也能活得好好的。”我拍打着她的背，笑嘻嘻地附和：“是啊是啊，都能活得好好的。”旁人乍一看，不见得能分出我们是谁在开导谁。

回到帐篷边上，我才看见，麦克也来了。麦克戴着顶帽子，那帽子我觉得眼熟，像是在《雪山飞狐》或者《林海雪原》里见过。我噗嗤就笑了。我问麦克：“暖和吗？”麦克说：“暖和。”但我光着脚，也没觉得冷。

麦克和佳琪把帐篷支在了我帐篷边上。麦克早早钻进去睡下了，我和佳琪点了火，一边烤火一边说话。柴烧得噼里啪啦的，火光照红了我和佳琪的脸。我手里拿着根树杈在地上划拉，佳琪学我，也捡起来一根。

佳琪说：“学姐。”

我问：“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笑了笑：“不用说什么，我没事。”我顿了顿，问：“你和麦克怎么样？”

佳琪的脸更红了，我知道，那是因为幸福。她说：“我们想结婚。”

这答案是我意料之中的，否则，麦克何必和妻子离婚。

佳期继续说：“麦克说，他会和我回中国。”

这是我意料之外的。我问：“你不想留在这边？”佳琪睁圆了眼睛摇了摇头：“我不留，我要回国。”我咯咯地笑出了声。那时候，徐恩对我说，也许佳琪和麦克的婚姻并不是和爱情直接挂钩的，今天，我总算可以理直气壮地反驳他，说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佳琪不图麦克什么，不图美国也不图美元，至于麦克，我允许他图我们中国，图我们人民币。

又想起徐恩了，他说的话，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把树杈扔进了火里，噼里啪啦的。

佳琪问我：“你会留在美国吗？”我也摇头：“我就不该来。”佳琪一头雾水，也没再问。她有她的豪迈，也有她的体贴。

又是一觉睡到鸟叫，我不得不相信，住在这山上，想不延年益寿，也难。

我在睡袋里赖了一会儿，和红橙橙说了一会儿话，才起身。麦克和佳琪的帐篷还没有动静，我给他们留了张纸条，说我去爬帕斯峰了。之后，我带着红橙橙走了。红橙橙自己不会动，我背着她。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冥冥中注定的，比如佳琪会来，比如我会带上红橙橙，即使我知道我背着毛茸茸的她，看上去就像个精神病。

帕斯峰是雷尼尔山的最高峰，上面白的是雪，透明的是冰，不过我觉得，那白的是珍珠，那透明的是钻石。我把书包背在前面，揪着红橙橙的两只前爪，把它背在后面，就往宝藏山上奋进了。走到气喘吁吁，我才发现，周围没人了。我前面也白茫茫，后面也白茫茫。我一手抱住红橙橙，一手端起斜挎在身上的望远镜。我往山上瞅了瞅，瞅见了一排雄赳赳气昂昂的颗粒。我又信心百倍了。

我小心翼翼地打探了前后左右，确定四周没有会喘气的动物后，掀起了衣服，解下了皮带。身为一个知识分子，我自然不会随地那什么，我解下皮带是为了用它把红橙橙绑在我身上。基于前面的地形，我准备手脚并用了。

那是半山腰，我要横穿一段斜面。我撅着屁股，手脚扒着雪地，用龟的速度横着往前蹭。红橙橙被我用皮带绑在身后，我想了想，觉得要是谁用望远镜望见我，保证会以为这是一只在模仿螃蟹的狗。我咯咯地笑了笑，就在这时，我脚边的一块冰雪塌了下去。于是，我哇地就哭了。我来得及哭，是因为我没掉下去，要是掉下去了，我想我的遗容上还会是那咯咯的笑。

我僵在原地，气都不敢喘。我觉得我像一块猪排，被放在烤架上烤，火越烧越旺，烤得我嗞嗞地冒油。连猪排都冒油了，更别说冰雪了。它们在融化，水从一滴一滴，变成了一行一行。按照这个趋势变化的，还有我的泪。我深吸一口气，大喊救命，情急之下，喊的还是中国话。我的声波极其有威力，又一块冰雪，被震了下去。我彻底断了退路。

我觉得我要牺牲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连遗书都来不及写，就要融入美国的土地了。从此，富饶的美国会因为我的尸骨而变得更加富饶。我想我爸我妈，我想徐恩，我为他们而难过，我倒是一闭眼一张嘴，漏进个深不可测的冰窟窿里，就像漏进了极乐世界，而他们，没了我，该怎么活下去。

我还是撅着屁股，我小心翼翼地把手抽离了雪地，解开了皮带。我放下了红橙橙，放下了书包，放下了望远镜，我把能放下的都放下了。这种时候，就算是金砖，我也会毅然决然地放下。不过，我没有金砖。在减重之后，我又继续横着向前爬行了。我脑子里就仨字：我要活。

脑子里怎么想，是你的事儿。能不能成真，就是古今中外各路神灵的事儿了。所以就算我想活，我不想掉下去，我还是掉了下去。我果真是一闭眼一张嘴，一声惊天地泣鬼神的尖叫，就踏着一块冰雪，下去了。

我知道我应该喊一句什么“同志们，为我报仇”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之类的话，但我在尖叫之后，却单单喊了一句“哎唷”。

我落地了，嗖地就落地了，快得以至于我还没来得及收回我撅着的屁股。我掉在了真正的帕斯峰上，我身下是石头，是土，是泥。我仰起头往上看了看，便想起了一个词：如履薄冰。不，我不是“如”，我是“履薄冰”，不掉下来还等什么？那层冰雪架在我的头上，而那个由我造成冰窟窿，简直是一名副其实的“水帘洞”。

我没死，但我也知道，我早晚得死。我爬不上去，我会被冻死，被饿死，被雪水冲死。反正是死，我还不如被摔死。

我认命地坐在冰窟窿底下，越来越富足的水从我周遭蜿蜒而下。远处都是连绵的黑暗，我怕黑，我不敢动。哐啷一声，一块冰砸在我头上，我又哭了。我脑子里的那仨字变成了另外仨字：我要死。我该背着书包的，至少里面还有巧克力，还有可以听音乐的家伙，可以玩游戏的家伙，可以写遗书照遗照的家伙。早知横竖是死，我就该死得从容。又哐啷一声，我的书包掉下来了。我乐了，所谓心想事成，也不过如此。我从冰底下坦然地爬过去，拿到了书包。

我一边吃巧克力一边写遗书，巧克力才吃了一半，遗书才写了两行，我就听见冰上面有人说英语了。我又大喊救命，这回，我喊的也是英语。那说英语的人不为别的，正是为了救我而来。两个熊般的救生员借助一堆绳子和钩子，像揪小鸡一样把我揪回了人间，后来，我一照镜子才知道，我是一只小落汤叫花鸡。

被救走的除了我，我的书包，当然还有红橙橙。红橙橙是我的间接救命恩狗。佳琪和麦克来帕斯峰找我，远远地看见了趴着的红橙橙，还有正在融化的冰层，便知道我出了事。这才有了从天而降的那两个救命恩熊。

我委屈地说：“我是看见山上有人，才敢往上爬的。”恩熊一脸不可思议，对我说：“他们是专业的登山队。”另一只恩熊说：“你真勇敢。”我不委屈了。我又为国争光了。

佳琪被吓坏了，呜呜咽咽了半天我才听清楚，她说的是“我以为你死了”。我拍着她后背说“没事，没事”，等她不哭了，我才明白过来：掉下去的明明是我。

我没被吓坏，但我被摔坏，被冻坏了。我的手和膝盖挫伤，脚冻伤。我发了两天烧，佳琪和麦克就像我妈我爸一样照顾着我。退烧后，我抱着红橙橙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从此立志：珍惜生命。

这时，我从书包中找出了那一张未完成的遗书。上面只有两句话。第一句：爸爸，妈妈，我对不起您们，您们再生一个吧。第二句：徐恩，不管我是死是活，我再也不会离开你。我笑了，我心想：死了也不离开？这不就是所谓的“变成鬼也要缠着你吗”？不过，我活了。

我对佳琪说：“我们走，明天就走。”我要去找徐恩，我再也不会离开徐恩。

我用了足足十五分钟听电话留言，这其中包括了所有和我有交情的人，彭其除外。说到和我有交情的，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我爸。我爸的留言一条比一条疯癫，一开始，他说：“青青，在山上住那么久，小心变成白毛女。”后来，他就直接说：“白毛女，你再不下山，我就???，我就???。”我爸“我就”了半天，也没“我就”出下文。我哭笑不得。安娜，徐悉，还有严维邦，通通给我留了言。他们找不到我，也找不到徐恩，便越来越像热锅上的蚂蚁。彭其没有找我。我感到欣慰，如果他真的如我所希望的那样重新开始了生活，我真的会感到欣慰。最后一条留言，来自徐恩。我手心里一下子满是汗水，电话一下子变得滑溜溜的。徐恩说：“青青，来斯坦福找我，马上来斯坦福找我。”

我给我爸打了电话，告诉他：“白毛女下山了，白毛女一切正常，没少胳膊没少腿，没乱吃东西也没乱花钱。”我没告诉他，我凭借我的勇敢为国争光的事儿，因为我爸从小就教育我：做了一点点好事，不要咋咋呼呼地到处邀功。我还给安娜打了电话。那正是上课的时间，于是我给她留言，说：“我们一切都好，不用担心。”我庆幸于可以留言，毕竟我还不知道该怎样去解释这来龙去脉。我没有打给徐恩，他在斯坦福等我，我去就是了。

我和佳琪麦克先回了西雅图，还了租的车，之后便一人买了一张机票。他们回芝加哥，我去斯坦福。佳琪开始时还是不放心我，怕我再一冲动，把为国争光上升为为国捐躯，后来我以我的身材对她起誓，说：“我保证在一星期之内平安地回到芝加哥，否则，我变成大胖子。”她这才批准我一人前往斯坦福。临了，她还跟我要保证：“你不会拿自己的身材开玩笑吧？”我保证道：“我再也不会拿我的生命和身材开玩笑了。”这是我的肺腑之言。

立在斯坦福的棕榈树下时，是黄昏了。

我眯起眼睛，看着来来往往的翩然的人。他们之中，不包括南茜了。他们之中，本包括南茜的。我的手心又变得湿漉漉了。

我没有给徐恩打电话，我从路的这头，走到了那头。路的那头，是斯坦福教堂。

在绚烂的壁画下，整个世界透过我的泪，都变得绚烂了。我本以为南茜爱徐恩爱得无所畏惧，但今天，我才恍然，她是爱得无所留恋。我蹲在教堂下，泣不成声。

有人蹲下来，蹲在我身边。那人伸手揽住我的肩。我的脸还是埋在膝盖上，我不用抬起脸，也知道，那是徐恩。徐恩说：“青青，别哭。”我抬起脸看向他，他的眼睛，与我的一般亮。

徐恩扶我坐在台阶上，递给我一封信。我接过来，打开。上面两行字，单薄而娟秀：徐恩：当你看到这封信时，你便不再欠我什么了。我会笑着走，笑着祝福你，还有她。南茜。我抬起脸。徐恩逆着光站在我面前，夕阳在他身后肆虐，给他镀上了一道金边。他向我伸出手，我拉住他。徐恩说：“青青，我们被原谅了。”我站在台阶上，扑进徐恩怀里，下巴硌在他的肩上，没有了他的遮蔽，光晃痛了我的眼睛。

那短短两行字，是南茜留给徐恩的第二封遗书。第一封，留在了她安然的身体旁，而这第二封，留在了在斯坦福的图书馆中。徐恩自西雅图离开，便来了斯坦福。徐恩走了南茜走过的路，看了南茜看过的夕阳，也坐了南茜坐过的位置。南茜说过，在图书馆四楼的东南角，那一张红木桌子的椭圆把手上，有一个刀刻的“恩”，那是不懂事的她刻上去的。她喜欢坐在那里，靠着窗，看着她的“恩”。徐恩找到了那个“恩”，他也坐在那里，也靠着窗，也看着那个“恩”。除了徐恩，没有人会找到那封信。它在抽屉里，紧紧地贴着抽屉的里缘。

徐恩的这般情意，南茜满足了。

南茜回国了。在她死后的第三天，她的妈妈把她带回了国。南茜给徐恩留下的，只有二十三通电话留言，以及两封遗书。不过，我知道，她把她的名字刻在了徐恩的心上，就像她刻下的那个“恩”。

我不想中了自己的誓，变成大胖子，于是我和徐恩在两天后回了芝加哥。其实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累了，我们太累了。徐恩一直紧紧握着我的手，像是怕一松开，我就会不见了一样。我暗暗笑了笑，心想：就算你松开我，我也会反手紧紧地握住你。徐恩问了我之前的行程，我实话实说，只不过，我又隐瞒了该隐瞒的。又只不过，我隐瞒的那部分，在我和徐恩回到芝加哥的当天，就被佳琪抖落了出来。徐恩发了火，一掌打下去，整只手变得又红又肿。我倒是没事，因为他打的是我面前的桌子。

我们不再提南茜了，我们仅仅让她活在我们心上，柔软地，而又执拗地活着。

徐恩对徐悉交待了关于南茜的种种，徐悉是怎样一番痛，我猜不具体，但我知道，他一定在痛。安娜和徐悉相处得一切顺利，他们有过了磨难，我只希望，那已是他们全部的磨难。至于严维邦，他和妖精的婚事一拖再拖。小佛说：“我要是娶了她，我就没爸了。”这让我不得不钦佩起自己的慧眼，从一开始就给了他们“佛”和“妖精”这两个水火不容的定位。这样一来，小佛和妖精这最早开始的一对，便成了最没希望的一对，而佳琪和麦克，恰恰是最晚开始，但又最有希望的一对。

夏天悠悠然地过去了，秋天随之悠悠然而至。我这才记起我还是个学生，还有着个没完成的学位。一切又都上了正轨，包括彭其。我和彭其打过一通电话。这个季节，华盛顿的工作让他们忙翻了天，他的回国日期不得不延迟了一个月。

在去向我的诸位教授报到之前，我汗流浃背地吞了一锅水煮牛肉，又嘎嘣嘎嘣嚼了两口袋花生，之后又拉着徐恩来了两小时情歌对嗥，其中，还不乏山歌。就这样，我如愿以偿的哑了。徐恩去给我买金嗓子喉宝了，挂着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而我，去见教授了。

教授个个如出一辙，乐着问完我的旅程后，就开始乐着问那堆他们布置给我但我翻都没翻的读物了。这时，我的哑嗓子开始发挥作用。我用我的破锣声音回答完我的旅程后，就只剩下嘴型了。教授们也个个心慈手软，见我病恹恹的，便放我回家了，还说，好好休息，好好休息。我利用了教授们的同情心，心里也着实过意不去，于是暗暗下决心：下学期一定好好学习。

徐恩的爸妈要来芝加哥了。徐恩对我说：“你准备一下。”他话音一落，我那正在往耳朵上挂的耳环便从我手中落了下去，叮啷砸在了洗手池的边沿上，又扑通落进了马桶里。我蹲下身，对着马桶，看着我的耳环，颤颤巍巍地说：“你先去给我准备一副新耳环。”

我心中惴惴，不知道是该准备鱼翅燕窝，还是该准备去做做头发做做脸。我缠着徐恩问：“叔叔阿姨是什么样的人？”徐恩丢给我俩字儿：“好人。”我又问：“他们喜欢什么？”这次，俩字儿变成了一个字儿：“我。”我长舒了一口气，说：“我也是好人，我也喜欢你。所以我和叔叔阿姨是同道中人。”

新学期的房地产投资分析课程让我感到非常孤独，全班二十余人，单单我一个女的。第一堂课，我推开教室的门后，看了一眼，就砰的又给关上了。事后我对徐恩说：“你知道吗？当时我还以为我进了男厕所。”徐恩揶揄我：“你知道进男厕所是什么感觉？”

新学期的期货投资课程，由一位德国女人讲授。这德国女人高高大大，天天单穿着秋衣来给我们上课，同款式，不同颜色，一律扎在牛仔裤里。我一看见她，就会想起“艰苦朴素”四个字。我心想：要是我今后在期货界闯出一番名堂，我一定要给她买件像样的上衣。但就在开学后的第二个周末，在我在名牌店里过眼瘾的时候，我看见了她。她用两根手指拈着一张卡，递给店员，店员拿着卡轻轻一刷，再把卡递还给她时，还捎带递了一大两小三个袋子。就这样，我便再也不想给她买东西了。

新学期的其它课程，其他教授，也都有趣至极。总之，新生活美好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