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他的登山装备呢？”理查问道，“布鲁诺?西吉尔曾经告诉德国媒体，布罗姆利爵士和另外一个人是在珠峰上葬身雪崩中。你们有没有看到布罗姆利勋爵带了登山装备？”
“带了些绳子，”诺顿说，“在西藏，绳子总能派得上用场。但他带的绳子不多，攀登珠峰肯定不行……而且食物也不多，没有帐篷，没有普里默斯气化炉，甚至没有足够多的东西上三号营地……肯定没办法上到北坳……更别说上到五号营地或者登上北壁了。”
“这个叫布鲁诺?西吉尔的……”理查说。
“是个骗子，”诺顿上校说，“对不起，理查，我不想这么无礼的。但是，西吉尔跟媒体说的一切全是一派胡言。”
“所以，你从没见过西吉尔或者另一个德国人，包括那个跟布罗姆利勋爵一起遇难的梅耶吗？”理查问道。
“我们在山上或者冰川上的时候，方圆1000英里的地方都没听说过任何德国人。”诺顿上校说。他高耸的颧骨上泛起了红晕。我现在才想到，这杯苏格兰威士忌可不是他今天晚上的第一杯酒。要么是他的酒劲上来了，要么就是诺顿想到今年在试图登顶珠峰期间他们周围有德国人，感到十分愤怒，难以忍受。
“坦白说，我都被搞糊涂了。”理查说，“你们的探险队最后撤出大本营，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是6月16日吗？也就是马洛里和欧文失踪八天后，对吗？”
“没错。”奥德尔说，“我们让最疲劳的登山者休息了，然后为马洛里和欧文，以及1922年失踪的挑夫立了碑，但16日下午，我们最后一批人离开了绒布河谷。当时除了我之外，探险队的其他成员身体状况都很糟糕，真是很奇怪：比如大伙儿的心脏均出现了问题，诺顿上校患上雪盲后还留下后遗症，大家都生了冻疮，身体极度疲劳，而高原反应不断，头痛。所有人都不停咳嗽。”
“在山里的时候我也咳嗽了，差点儿没要了我的命。”霍华德?萨默维尔说。
*
“总之，我们分批撤离时，部分人的身体情况已经非常糟糕，大多数跟诺顿上校一起去勘探了以前从没去过的高里三喀峰下面的绒辖河谷，我们去往那里是征得当局同意的，在低海拔的地方休整十天后，我们艰难地回来了。”
“我必须把胶卷带回来，于是，我径直带着挑夫和骡子返回大吉岭。”诺尔上尉说。
“我们的制图师约翰?瓦斯?哈泽德希望将你们1921年探险时去过的地方调查完，理查。”诺顿上校说，“我们同意他陪同印度勘探人员哈里?辛?塔帕前往西绒布地区几天，6月16日，他们带着几个挑夫往西去了，我们跟两人道了别，那天，我们大部分人往北边和西边去了。”
“我独自一人出发的，还绕了道。”奥德尔说，“我想再研究下周边的地质情况。”
另外四个著名的登山家笑了。奥德尔对地质痴迷，即便在27，000英尺高的珠峰也不例外，俨然成了另外几个幸存者的开心果，否则，他们定会十分忧郁。
“我告诉奥德尔，在返回的途中，如果他能带上我们的运输官E.O.谢比尔，绕道100英里也没什么关系。”诺顿说，“西藏山区有土匪，至少谢比尔会说藏语。”
奥德尔看着上校。“爱德华，一个星期后，谢比尔向我承认，你曾警告过他，说什么我们这次探险结束后，他再也不想看到我。我记得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亲爱的谢比尔，你可能永远也不想再见到奥德尔。’”
诺顿上校低头看着酒杯，颧骨上红晕的颜色似乎更深了。
“但我跟谢比尔在一起的时候，每天对地质勘探十分感兴趣。”奥德尔继续说，“我们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牢靠。多亏了探险队的大部分成员在高里三喀峰背阴下的绒辖河谷休整了十天，我们及时在大吉岭跟探险队会合了，哈泽德带着塔帕和挑夫刚刚从新绒布的地图勘探中回来。”
理查从马甲口袋里掏出表，瞥了一眼，说：“现在只剩下几分钟了，你们马上就要去参加晚宴了，我的朋友。坦白说，现在我完全不知道珀西瓦尔在哪儿了，更别提梅耶和西吉尔了。《泰晤士报》完整地报告了马洛里和欧文的遇难事件，同一个星期，这份报纸也报道了布罗姆利勋爵和梅耶在珠峰死亡的事件。我相信你肯定从大吉岭将这份报告用电报发了出去。如果4月24日，也就是你们探险队往南前往珠峰的那天之后，你们再也没见过布罗姆利勋爵，同时布罗姆利继续往西走，那会怎样……”
“真是十分抱歉，理查。”诺顿上校说，“我们说得特别乱，但我们当初听到有关布罗姆利勋爵死亡消息的转述时就已经比较凌乱了。我跟你解释一下，就在约翰?哈泽德和哈里?塔帕即将到达西绒布地区进行勘探的时候，一些宗教朝圣者遇见了他们，并通过哈里?塔帕的翻译跟他们说，说什么有两位英国先生在定日镇，一个叫布罗姆利，另一个不会说英语的‘英国人’叫梅耶，他们租了六头牦牛往南边去了，再往东沿河去了卓布山口，然后往南去往绒布冰川和珠穆朗玛峰。”
“你确定藏人是说布罗姆利和梅耶一起往珠峰去了吗？”理查喝完了威士忌，将杯子小心地放在挨着他椅子旁边的餐桌上。
“是的。”诺顿上校说，“哈泽德和塔帕往回朝东北方向，朝彭拉山口和协格尔镇去的时候，两个往绒布寺方向去的朝圣者也跟他们说了同样的话。不过，他们强调说还有七个‘不会说英语的英国先生’，说他们在布罗姆利和梅耶离开后，开车抵达了定日镇，但他们很快又离开了村子，往东南方向而去，像是去追赶布罗姆利了。”
“这也太奇怪了。”理查说。
“这还不是最奇怪的。”诺顿继续说，“哈泽德和塔帕还真看见了布罗姆利和梅耶。而且还看到了跟在他们后面的七个人。”
“约翰?哈泽德现在在哪儿？”让-克洛德说。
约翰?诺尔的左手下意识地摆了摆。“哦，可能是回印度帮政府绘制地图了吧。”
“那哈里?塔帕呢？”理查问道。
“也在印度绘制地图。”诺顿上校说，“但并没有跟哈泽德在一起。”
“你能告诉我哈泽德看到什么了吗？”理查问道。
这时，辛斯顿开口了，我感到脖子和后背发紧，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可我们还没有获得想要的重要信息。
“哈泽德和哈里往东北方向去了，他们刚爬上一条古老的商队路线，往彭拉山口走去，那时，眼尖的哈里说看到两队人正骑着马往南去。大概在离他们几英里远的地方，但那天天气特别好，哈泽德说他们看到珠峰上的烟雾比以往都要多，雪如同浪花一样往方圆30多英里远的地方扩散开来，一直飘到我们东边的山峰上。实际上，哈泽德和哈里还特意拐到附近的山上，这样哈泽德就能用军用望远镜证实自己看到的情况了。哈泽德说两个人在最南端，他说他确定看到了布罗姆利勋爵从大吉岭带去的藏马和骡子，而且后面还一路跟着六只牦牛，七个人坐在更高大的马上，离他们后面有几十英里远，也许骑马都需要五个小时或者七个小时才能赶上他们。哈里说他们坐的马更大，不是藏马，要么就是又高又大、长着粗毛的蒙古马。”
“那些人会不会在追他们两个？”理查说。
“哈泽德只是觉得特别奇怪。”诺顿说，“他们在大吉岭追上我们时，哈泽德告诉我们他和塔帕本应该往南回绒布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不知布罗姆利和那些跟在他后面的人是不是在我们的山里偷猎，看起来真像是那么回事。但因为要绘制地图，哈泽德已经落后我们好几天了。他想赶在我们到加尔各答之前追上我们，最后，他和哈里转头往北越过了彭拉山口。”
“是哪天看到的？”理查说。
“6月19日。”诺顿回答道，“就在我们离开绒布冰川河谷，跟探险队分开后的第三天。”
“这事真是挺有意思的。”诺顿说，“但这也没办法说明布罗姆利勋爵就死在珠峰的雪崩中。不知道你还有没有从别的可靠途径收到更多信息呢？”
“还真有。”奥德尔肯定地回答道，“我和谢比尔即将完成有趣的地质勘探任务时，往东北的主干道走去，其间，我们碰到了三个之前陪我去往珠峰的夏尔巴人，他们非常重要，在高海拔地方全凭他们携带东西。你还记得1922年那个老虎夏尔巴人[18]吗，那人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名叫彭巴?切任，但不知何故，所有人都叫他‘卡米’。”
“卡米啊，我记得。”理查说，“他在没有备用氧气瓶的情况下，居然把很重的行李带到了五号营地。”
“没错。”奥德尔说，“尽管今年的探险意外不断，他却跟以前一样靠谱。不过，我和谢比尔再次往东北方向走的时候，吃惊地发现卡米和两个不会说英语的表弟德斯诺和尼玛在一起。他们正鞭打着他们的小藏马，匆匆赶路……你也知道，夏尔巴人很少这么做。他们之前已经回到了绒布冰川，而当时的情况就像在逃命似的。”
“那是哪天？”理查问道。
“6月21日。”奥德尔说。
诺顿上校清了清嗓子说：“卡米和他的两个表弟跟我们往回走，但他们不希望跟着大部队。我觉得他们只是想自行回家，便答应了。但后来他们显然是想回到我们的大本营……或许还想上到更高的营地。”
“是想将营地里的东西洗劫一番吗？”让-克洛德说，“也许我应该说他们只想把东西清理干净拣点儿剩下的东西？”
诺顿蹙着眉头。“看起来好像的确是这样。不过，我们也没留下什么贵重的东西了，除非把我们留在各个营地的大麦和罐头也算上。”
“卡米后来坚持道，他们不小心把一个宗教护身符落在了后面。”奥德尔说，“他认为是把那玩意留在大本营或者塞在二号营地的石墙里了。他说没有那个东西，他们没办法回到家里，回到村子里，我自然相信了他的话。”
“他们说看到什么了？”理查问道。
我偷偷地看了一眼表。现在离皇家地理协会在劳瑟庄园正式的宴会顶多只有三分钟了，这些受人尊敬的登山家马上就要出席酒会。我回头瞥了一眼，跟肯辛顿大道交会的博览会路华灯灼灼。十月的夜晚已经降临了。
“卡米说他和两个表弟于6月20日抵达了我们大本营。”奥德尔说，“他们找寻了一番，但护身符并没在那儿。他们在那儿发现的情况没将他们吓得半死……七匹蒙古马瘸着腿在墓碑下面行走，融雪的水池下方几百码的地方有片杂草。”
“那些马没人照顾吗？”理查问道。
“连个鬼影子都没见着。”奥德尔说，“山谷上方一点儿，还没走到苦修者冰塔那头，他们看到了一个帐篷，卡米很快认出那是布罗姆利勋爵的温伯尔帐篷——这也是我们看到布罗姆利在旅行途中每天用来睡觉的那顶，还有两匹藏马。那两匹藏马被爆头了。”
“被爆头了！”让-克洛德愕然喊道。
奥德尔点点头。“卡米告诉我们，他和两个表弟也吓坏了，尼玛没再往前走了，也没有待在两匹被杀的藏马附近，德斯诺带着尼玛回到了大本营，卡米则爬上冰川，往二号营地去了。他说他必须找到护身符。而且他对布罗姆利勋爵的处境感到好奇，也多少有点儿担心，布罗姆利在行进途中曾多次到过我们的营地，对卡米很好。”
“他后来还见过布罗姆利吗？”我问。
“没有。”奥德尔说，“后来卡米找到了他的护身符，那玩意儿如他所料，卡在他们在二号营地建立的桑格墙里。”
“什么叫‘桑格墙’？”让-克洛德问道。
理查解释道：“就是我们和挑夫在一号营地以及一号营地以上建立的石墙。可以将帐篷围起来，这样起风的时候就不会把东西吹走了。那挑夫通常只在地上铺一块布，然后用杆子撑着油布当顶，在石墙里面睡觉。”接着，理查转头对奥德尔说，“卡米看到什么了？”
奥德尔揉了揉脸。“卡米向我们承认，找到护身符后，他本来应该很快跟他的两个表弟会合，但因为出于好奇，他继续往三号营地去了。”
“季风雪覆盖的冰隙肯定十分危险。”让-克洛德说。
“六月的第一个星期达到峰值。没错，马洛里和欧文最后在爬山的时候，风的确刮得很大。但我们在6月16日离开的时候，季风并没有抵达绒布，就是卡米说他在6月20日折回去时也都没有到来。雪倒是下了，风也很大，但并不是季风。直到我们返回大吉岭，季风才真的到来。真是太奇怪了。”
“卡米说他在二号营地的时候，当时他还没爬上最后那4英里的冰川，穿过高高的冰塔，他听到上面的山上，也就是北坳上传来打雷一样的声音。”奥德尔说。
“打雷一样的声音？”理查问道。
“卡米觉得特别奇怪。”奥德尔说，“因为那天的天气非常好，天空一片湛蓝，能清楚地看到珠峰上的雪羽[19]——但他却说那动静听起来像打雷。”
“是雪崩吗？”J.C.问道。
“要么就是手枪或者步枪开枪后的回声？”理查说。
听到这话，诺顿很震惊，但奥德尔点点头。“卡米在冰川上露营了一个晚上，在晨光中看到我们的三号营地出现了新帐篷，他说，我们设在北坳壁架上的四号营地上出现了更多的帐篷。他还说看到高高的山上有三个人影，就在东北山脊跟北部山脊交接的地方。他说远处的西边，也就是第一台阶和第二台阶之间，有块大石头。那块石头看起来像个蘑菇。三个黑色的小点站在那块石头附近，突然间，就只剩下一个人影了。几个小时后，他看到有人从北坳陡峭的冰面上下来了，使用的正是桑迪?欧文接在一起的绳梯。他想下山的应该有四五个人吧。”
“如果没有望远镜，即使视力很好的夏尔巴人也没办法在那么高的山脊线上看清楚到底是谁。”理查若有所思地说。
“嗯，没错。”诺顿上校微笑道，“卡米承认，他从三号营地德国人的空帐篷里‘借’了一个蔡司望远镜。”
“你把欧文的绳梯落在后面了？”理查问诺顿，“还将它留在北坳的冰崖上吗？”
“我们本想拿下来，因为那根绳梯已经磨损不堪、使用过度，已经很危险了。”上校说，“但最后觉得弄下来太麻烦了，而且，我们想到也许在下次探险的时候还能用得着，所以，我们就留在上面了。说实话，这也算是对桑迪的一种怀念吧。”
理查点点头。“我知道你们马上就要走了，但我还想问问，卡米到底跟你说了什么，让你根据一个德国的布鲁诺?西吉尔的说辞认为布罗姆利勋爵已经殒命？”
奥德尔清了清嗓子。“卡米当时被打雷的声音吓得要命，但他第二天还是待在了三号营地附近，想看看到底是谁从山上下来了，希望是布罗姆利勋爵，但是，就在他正要放弃，准备离开三号营地区域的时候，有人用浓重的英国口音叫他停下来。冲他喊叫的那人手里拿着一把黑色的手枪。应该是把鲁格尔手枪，卡米想。他随即停了下来。”
“珠峰上还会出现手枪。”让-克洛德小声说。我听得出来，手枪让他十分厌恶。我能感觉到。
“至少解释了是谁枪杀了布罗姆利和梅耶的两匹小藏马。”我说。
*
理查摇摇头。“也许那两匹马只是瘸了。没准儿是布罗姆利和梅耶自己把它们打死的，然后打算牵着牦牛步行回定日镇或者协格尔镇。”
“总之，可怜的卡米以为自己会因为擅自闯入别人的领地，偷窃蔡司望远镜被人射杀。”奥德尔继续说，“他还告诉我们，当时他只希望他的两个表弟有勇气找到他的尸体，体面地将他葬在冰隙里。但那个手持德国造鲁格尔手枪的人却用英语问了卡米是谁——卡米在加尔各答待了挺长时间，所以能听出那人操着德国口音。卡米告诉那人，他是夏尔巴人，跟诺顿和马洛里的探险队是一起的，他跟其他几个人回来拿忘记的东西，他们正在等他回去。”
“还有多少人？”那个德国人不友好地问道。
“‘九个。’卡米撒谎道，‘还有两位英国先生在绒布寺等。’”
“他挺聪明的。”理查说。
“总之，那个德国人放下了手枪，声称自己是欧洲探险者，名叫布鲁诺?西吉尔，他还说他只是跟两个朋友来这里勘探的，但卡米并不相信只有两个人，因为他看到六个人骑着蒙古马，还看到四个人仍然在欧文的绳梯上，也不相信西吉尔见过布罗姆利勋爵和那个跟他在一起的叫科特?梅耶的德国人在20个小时前死在了雪崩中。”
“当时卡米的头脑还很清醒，问了布罗姆利先生遇难的地点在哪儿，西吉尔说是在北坳上的四号营地之上。卡米说他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伤心。他假装在西吉尔面前哭起来了，卡米承认道，因为他知道德国人在布罗姆利出事的地点上对他撒谎了，直到这个时候，卡米仍然相信他可能被这个德国人开枪打死，但西吉尔只是摆了摆手，叫他离开绒布。”
“卡米遵照他说的做了，”奥德尔说，“从危险的冰川滑下去，跟尼玛和德斯诺会合了。三人用鞭子抽着马，连夜离开了那里，后来便撞见了我和谢比尔，跟着他们往北，朝商道去了。”
“于是，我们在大吉岭发出电报，第一次详细地将布罗姆利勋爵遇害的情况试探性地告诉了《泰晤士报》。”诺顿上校说，“我们坐火车到加尔各答不到两天后，西吉尔就现身大吉岭，将布罗姆利勋爵死亡的消息电传给了德国的《人民观察家报》。”
“《人民观察家报》是德国右翼法西斯主义者的报纸，对吗？”让-克洛德问道。
“是的。”霍华德?萨默维尔说，“是纳粹党发行的报纸。但西吉尔是一位颇受尊敬的德国登山家，他的故事很快被《明镜周刊》转载，然后又被《柏林日报》和《法兰克福日报》转发。我们草草完成第一份报告后不到一天，西吉尔的故事几乎一字不差地被《泰晤士报》转载，并被夹在了我们的报告中，说实话，我们也不怎么关心这个。”
诺顿和其他人点点头。
“不过，哈泽德、哈里?塔帕，西藏的朝圣者和卡米的报告都会佐证西吉尔的观点，他们都曾目睹布罗姆利勋爵爬过珠峰。”理查总结道，“我现在只能给布罗姆利夫人一点点希望，或者安慰她，她儿子在山上失踪的报告只是个错误。”
“也许不是，”霍华德?萨默维尔说，“但这件事情真的非常奇怪。给人的印象非常糟糕，难道不是吗？不只是因为小珀西是个贵族。”萨默维尔拍打着他那把高背椅的皮质扶手，“好了，各位，时间到了……”
我们站了起来。
“最后一个问题。”在感谢完他以前的同事和登山拍档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后，理查说，“我们对布鲁诺?西吉尔都有所了解，这名德国人从事登山运动已经有些年头了，但据我所知，他从来都不是一名探险家。那个科特?梅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布罗姆利勋爵为什么要选择跟这个奥地利人还是德国人去攀登珠峰，尽管他们只往上爬了一点点？”
诺顿上校耸耸肩。“英国登山俱乐部一直跟德国登山俱乐部有联系，他们说所谓的科特?梅耶根本不是注册登山者。这事也太蹊跷了。”
“我也觉得非常奇怪。”我们走过地图室往宴会厅走去时，辛斯顿医生说，“太他妈的奇怪了。”
他们跟我们握手道别的时候感觉比之前的问候热情多了。
外面，北风从肯斯顿花园吹过宽阔的林荫大道，风中不仅夹杂着一股植物和鲜花的味道，而且弥漫着落叶和腐叶浓烈而刺鼻的味道。秋日，死亡的味道发出阵阵恶臭。云很低，我嗅到即将下雨了。
“我们最好找辆出租车。”理查说。
坐车回酒店的途中，我们谁也没有说话。
5
在这样的鬼地方留下烟斗真是太愚蠢了。
我们参加完十月的追悼会，登山俱乐部的报告看完了，也亲自拜访过诺顿、萨默维尔、诺尔、奥德尔和辛斯顿，但是，离十一月去慕尼黑见西吉尔还有段时间，我和让-克洛德准备打点去珠峰的行李。但理查叫我们先不要忙着做这事，他说为这次探险准备各种物资之前还有两件事要做。
理查说我们先得了解有关乔治?马洛里的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事对我们挑战即将面对的珠峰至关重要，为此我们必须驱车去威尔士。（我对威尔士根本不了解，只是隐约记得他们发音的时候似乎不用元音，要么就是用很多元音？我很快就会弄明白的。）
离我跟理查动身去德国之前还有几个星期。他将我们跟布鲁诺?西吉尔的约会安排在十一月。期间，理查提醒我说让-克洛德的三个哥哥在一战中牺牲，而且他的两个叔叔和十几个其他男性近亲也都在战争中丧生。
了解到这些真相后，我觉得很惊奇，因为让-克洛德在夏蒙尼做向导时不拒绝德国客户，而且理查说他跟德国人打交道时，跟对待他的法国、意大利、英国、美国客户一样，都很小心，也十分有礼，保护得也很到位。但理查说，J.C.在内心深处非常痛恨德国人。
但十一月份的慕尼黑之行迫在眉睫。
我们将大部分东西都装在了汽车后座和行李箱里，那是一辆借来的汽车，里面放满了帆布背包和登山的装备，包括许多理查自己设计的昂贵绳索——我和J.C.将其称之为“理查的奇迹绳”，因为用混合材料制成的绳子抗张强度非常不错，比我们在阿尔卑斯山使用过的登山绳坚实多了，我估计我们会用这些绳子去爬珠峰。“我们先去彭亚山口。”理查说。
“彭尼山口？”我说，尽管他不是这么说的，“听起来就像汤姆?麦克斯西部片中的某个地方。”
引擎发动了，理查并没有回答我，而是开车驶出了镇子，朝威尔士而去。
*
彭亚山口位于威尔士北部，靠近斯诺登峰附近，那里峭壁高耸、岩板林立，我们经过位于山口的酒店，理查说英国许多攀岩爱好者都曾下榻过这里，许多优秀的攀岩者都会来到此地，其中就包括马洛里于1909年认识的老朋友杰弗里?温思罗普?扬。
要是去酒店美美地吃顿午餐，来一品脱啤酒就好了，但我们并没有停车，之前我们在背包里装了些三明治和水，但我私下里希望能带上些好吃的东西。
我们开着车在泥泞的路上行驶了一个小时，沿途有不少适合攀登的峭壁，但理查一路驾车开过，最后，我们来到了一个相当偏僻的地方。他终于将那辆小轿车停了下来，说：“从行李箱中把你的帆布背包和所有的装备都拿出来，伙计。绑牢了，我们接下来要步行很长一段距离。”他所言不虚。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才来到他选中的峭壁（我不记得那里是叫利韦德还是叫利奇格，但那真是一块很大的峭壁，到山顶的垂直高度至少400英尺，山顶下面50英尺的地方有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悬垂部分）。我们只知道理查在一战爆发前曾和马洛里及其妻子、克洛德?艾略特、大卫?派伊以及另一位更出色的登山者哈罗德?波特攀登过这里的山，他们在1911年首次登上这里的峭壁，还开辟过不少新的路线，这些人当中，还包括当年最优秀的登山者，可能也是跟马洛里关系最好的朋友齐格菲里德?赫福德。
我和克洛德准备坐下来，研究一下有点儿瘆人的岩壁，顺便吃点儿简单得可怜的午餐，但理查坚持认为我们应该再等一等，再走一走。
我们没有料到的是，他领着我们绕过一块巨大的峭壁，来到后面。不过，从那里爬上山峰就跟玩儿似的，只要从几个倒伏砾石爬上去，很容易就能从壁架爬上山顶。我们也正是这样上去的，这让我感觉不是很舒服。我讨厌从容易的线路上山，尽管一般来说这是在垂直峭壁上侦察地形的最好方法。许多伟大的攀岩者都是这么做的，尽管在开始攀登之前在下面检查地形情况让人反感。虽然理查告诉我们乔治?马洛里也是从这条容易的路线上的山，又顺着绳索降落下去侦察地形，再让他的登山搭档哈罗德?波特带头上山。
即便我们将物资拉到了峭壁顶上，理查也不允许我们吃东西。那个狭窄的峭壁根本没办法用来侦察地形，因为山峰下面那个四五十英尺下的悬壁遮住了视线。
“你来做我的保护点。”理查说，将我们千辛万苦拿到山顶的一卷长绳子递给我。将绳子拴在我身上其实也符合情理，我是我们三人中最重的，也是最高的，可能也是最强壮的，而且这上面也没个拴绳子的地方，但即便如此，我也很恼火。这样会浪费我的体力，因为说不定理查还计划让我们攀爬这里的峭壁呢。
幸运的是，山峰上有一块壁架，我的双脚能牢牢地卡在上面，这样即使我一人做保护点也不会往下滑了。我感觉我后面的让-克洛德拿起绳子，就像我和理查都会被绳子拉下去似的，身形更小、体重更轻的让-克洛德能在下落的过程中抓住我们的可能性为零。他肯定也会跟我们一样，从300英尺高的地方掉下去。
理查背对着峭壁，顺着绳子往下降落时还若无其事地抽着烟斗，很快从山峰的边缘消失了，他下降得很快，每次跳跃都能下落八到十英尺的距离。绳子上的负重很大，我丝毫不敢大意，摆出经典的确保姿势，一边留意绕过我肩膀的绳子，幸亏山峰的岩壁里有道裂缝，我可以将靴跟塞到里面。
让-克洛德仍然紧紧地拽着绳子的一头，往峭壁边缘走了几步，他俯身向前，看了看，说：“他现在在悬壁下不见了。”
接着，绳索令人吃惊地变得松垂了。他仍在降落，我必须继续松绳子，但他现在开始沿着壁架往水平方向移动，我也不用紧绷着绳子了。接着，绳子不再动了，我仍然站着没动，让-克洛德又往边缘俯过身子，说：“我看到悬壁上冒出了烟。理查正坐在该死的壁架抽烟呢。”
“老子可是饿坏了。”我说。
“我想喝点儿我带上来的葡萄酒。”让-克洛德说，“这事儿一点儿也不好玩。在这里攀岩跟咱们爬珠峰根本就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不管马洛里和理查战前是怎么征服这些愚蠢的石头的，珠峰可不是简单的攀岩，那里有冰、雪、冰川、冰隙、冰墙、高高的山脊和陡峭的雪原。这次威尔士之行简直就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
他好像听见我们说话似的，绳索警告性地扯了一下。然后我又再次摆好确保姿势，绷紧绳子，往后靠着，拉着理查整个身体的重量，幸亏不是特别沉，因为他的消瘦的体形跟夏洛克?福尔摩斯差不多。他往上爬到悬壁上，又爬上50英尺高的岩石，他攀爬的时候，身体后倾，几乎成水平方向。
接着，他终于爬上了山峰上的壁架，站在我们旁边，解开拴在身上的绳结，没再抽那个该死的烟斗了，想必烟斗肯定放在他的衬衣口袋里，这时，理查开口道：“我们先吃东西，然后下去完成我们来这儿的计划。”
*
“我希望你们两个爬上去。”理查说，我和J.C.不由得盯着令人生畏的峭壁。
“爬到山顶上吗？”让-克洛德说，低头看着一堆堆绳子、登山扣、登山钉等装备，这些都是我们费了好一番周折才拿到这里来的。我们还得将德式的登山钉钉入岩壁里，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会用上马蹬，还会将绳梯挂在令人心生畏惧的悬壁下面，用普鲁士结一圈圈地绕在上面，找到攀着点，然后展开四肢，贴在宽阔的岩壁边缘，爬上去。
理查摇摇头。“我是说要你们爬到我忘记拿烟斗的地方。”他说，指了指悬壁下方，也就是岩壁离地面四分之三距离的一块长草的壁架，“我想把烟斗拿回来。”
按理说，我和J.C.会毫不客气地说，你干吗不自己去。但我们两个都没有说话，这事儿不是跟马洛里有关就是跟我们攀登珠峰有关。
“不能使用马蹬。”理查说，“就你们两个，只能用绳子，如果你们需要的话，还可以使用冰镐。”
冰镐？我和让-克洛德再次面面相觑，抬头看了看那个斜坡。
理查留下烟斗的草皮壁架在我们上方约250英尺的距离，完全被壁架遮盖，但上面足够宽敞，可以将一条腿悬挂在上面，抽着烟斗，在25层楼高的地方观赏风景，之前理查正是这么做的。
*
他花了好几分钟时间才从山峰降到那个壁架，用绳索降落的时候难度着实不小，然后才爬到那个悬壁下面。可现在却要从这里爬上去……
爬上那块峭壁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登山者就算脾气再好也会说出难听的话来。
“我知道。”理查说，像是读懂了我们的心思，“这玩意儿的确不好对付。”
那块长满草的壁架下方是一块很大的突出部分，大约有50英尺到75英尺宽，表面光滑，十分陡峭，就像一头巨大的石头母猪或者一个不修边幅的退役职业拳击手的下腹部。我比较擅长攀岩，当年在马萨诸塞州等地方，我攀爬过无数岩石，还在科罗拉多和阿拉斯加小试身手。我向来觉得，哪块峭壁只要在理论上可以攀爬上去，对我来说都不在话下。
可是，山脊下这面长草的峭壁实在让人生厌，根本就没办法攀爬。至少按照1924年的标准、装备和能力是办不到的。（也许德国人用生铁制成的装备，比如登山扣、登山钉能够做到，这些东西我们倒也带上来了，但在这次攀爬中理查不让我们用德国人的装备。）我发现上面没有壁架，没有缝隙，没有指攀支点，没有可以落脚的山脊，那头光滑的“母猪”将那个弯曲的肚子往外伸了出来，然后往我们站立的地方内弯进去。在这样一个垂直的峭壁（也就是弯曲的下腹上面）上，登山者唯一能指望的就是速度和摩擦力了，比如四肢展开时身体各部位的摩擦力，包括手掌、面颊，以及尽量贴着岩壁的躯干所产生的摩擦力。只有让身体成为岩石的一部分，登山者才不会从200英尺高的地方掉下去，摔成肉泥。但这个向内弯曲的“母猪肚子”下面有三分之一的地方根本没有产生摩擦力的攀爬点，如果没有可以攀附的地方，也没有登山钉，登山者几乎只能呈水平方向挂在上面，极易掉下去。即使有登山钉，我也没看到这个坚硬无比的花岗岩上有任何裂缝或者柔软的地方可以将登山钉钉进去。
所以，通过直线攀登的方式，上到理查的烟斗所在的草皮壁架上根本行不通。这个方法被否定了。
看来只能借助那条往上横过大部分岩壁的裂缝了，裂缝在长草壁架上方250英尺高的地方，距离壁架右侧50英尺远。
我和让-克洛德来到底下，抬头望去。我们必须将身子后仰，才能看清楚那道狭窄的缝隙在大悬壁下方不远处逐渐消失了。
攀爬开头的30英尺非常容易，这段距离不长，岩石、碎石和山梁均已腐蚀，但那条狭窄的裂缝贯穿上方，现在只能祈祷上面有我们看不到的指攀点和立足点。
“我最讨厌借助像阴户一样的裂缝攀登了。”让-克洛德嘟囔道。
听到这话，我吓到了。到目前为止，我从来没听这位新结交的登山朋友使用过淫秽的字眼，或者说过此等粗俗的话。我只能理解为让-克洛德不知道那是英语中最忌讳的词语。
但是，我再次抬起头，顿时明白了让-克洛德为何如此厌恶这样的攀登。我们必须完全将双手嵌入裂缝中，攀登超过200英尺的距离，胳膊肯定会弄得生痛，手指也会鲜血淋漓，必须将靴尖或者鞋尖嵌入狭窄的之字形裂缝中。我怀疑这个极小的裂缝中根本没几个像样的地方可以做保护点，压根儿就没办法在裂缝两边寻到手点或者脚点。
“你带头，杰克。”让-克洛德问都没问，直接是指示。这个颇具天赋的年轻登山向导擅长于在冰雪和高山的山脊、山崖上攀爬，却不喜欢这种攀岩。
他说：“我们要不要用绳子连在一起？”
我再次看了看岩壁和裂缝，长草的“烟斗壁架”距离我们必须借助裂缝横过的最高点尚有50英尺的距离，而且能不能爬上去还得两说。事实上，至少对我来说，单独攀爬可能会更安全。岩壁上根本没几个可以系绳索的地方，要是其中一个人掉下去，另一个人几乎不可能拖住他。
但有机会总比没机会好。
“好。”我说，“我们之间的绳索保持10米的距离应该就行了。”
让-克洛德嘟囔了一声。这么短的绳距能增加抓住掉落者的机会，打个比方，如果我领头攀爬，摔了下去，而处于保护点的人（让-克洛德）需要承受60英尺高的物体下落的惯性，如果第二个人，也就是让-克洛德掉下去，领头的攀岩者（如果我能抓牢的话）承受的身体重量要远小于前者。但是，这么短的绳距意味着往上攀爬的速度将慢下来，两个人都必须经常停下来，为对方寻找保护点。按理来说，攀岩的速度是很快的，这样又慢又危险是最忌讳的。
“但我们应该带不少绳索上去，”我补充道，“到时候从放烟斗的壁架上降落时用得着。我可不想再从那条该死的裂缝里爬下来。”
让-克洛德生气地看了一眼我们上方约250英尺高的“烟斗壁架”，然后又看了一眼理查，说：“即使从顶上用套索下降，绳子也够长了。”
“我们分两步吧，J.C.。”我壮着胆子说，“裂缝的中间部分应该至少有一个像样儿的保护吧。到时候我们先让领头的用绳索降落，然后他再将第二根下降的绳子系在那上面。小菜一碟。”
让-克洛德只是嘟囔了一声。
我转头看着理查，J.C.也盯着我们的“带头大哥”，我用明显生气的语气说：“我希望你能解释下，这次舍命帮你拿烟斗的攀岩跟马洛里或者攀登珠峰有什么关系。”
“等你们帮我拿到烟斗后我会解释的，伙计。”理查用自鸣得意的英国腔说，我这个美国人真想给这样的英国佬一记老拳。
我和让-克洛德背靠着峭壁坐了下来，开始卷备用的绳子，我们必须在后背和腹部绕很多圈，接着，我们又将背包清空了，以便携带更多的绳子。我的背包通常都是用来装冰镐的，尽管让-克洛德觉得在这样一个没有冰雪的岩壁上带上冰镐是疯狂之举，但我觉得没准真能派上用场呢。
他吃惊地盯着我——看来他真觉得我有些疯癫了。我脱掉登山靴，穿上那双之前塞在背包里的旧胶底运动鞋，那是我用来在预备学校、大学网球场，以及红土球场打网球的，上面烂了好些个洞。其实我挺理解的这位法国朋友的怀疑。借助裂缝攀爬时，穿的登山靴必须又硬又重才行，这样才能将脚指头嵌入极小的山嘴里，或者立足点里，只有这样才能在寻找下一个立足点的时候站稳。要是穿着网球鞋徒手攀登，到时候，我的脚指估计不是变得青肿，就是变得血肉模糊。
但我现在心里只想着，徒手横切攀登50英尺远的“烟斗壁架”，那里非常光滑，看来上方250英尺高的“猪肚皮”上压根儿就没有攀附点。攀登这样的岩壁时，我习惯穿最柔软的鞋子，我的美国同僚将德国新一代攀岩者穿的那种鞋底柔软、抓缚能力超强的鞋子称为“攀岩鞋”。今天，我那双上面有洞的旧网球鞋就得用作攀岩鞋了。
*
我和让-克洛德用绳子连在一起，开始攀登。我们很快就能将裂缝派上用场了，那玩意儿比我想象得还要难对付，尽管我的手因为攀岩早已变得坚硬，上面长满了老茧，第一个绳距还没结束的时候，我的手指就出了不少血。那双网球鞋上的洞更多了，我感觉我那双瘀青、撕裂的脚上也像是裂开洞了。
但我们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不时在裂缝上找到拴绳的保护点，速度也快起来了。让-克洛德看着我将手或者脚指头嵌入看似不大可能的岩壁里，稳稳地跟在我后面，我们往上的攀爬很快变得顺利起来。只是偶尔会有几声夹杂着美式和法式英语的骂声，传到理查所在的下面，这会儿，他正悠闲地靠在一棵树上，只会偶尔向我们瞥来几眼。
我们正攀爬第三个绳距，大约在峭壁上爬了100英尺左右的距离时，我脑中突然蹦出一个想法：大部分攀岩者都喜欢在靠近马路边的峭壁和岩石上攀爬，从垂直的岩壁上掉下来会造成致命的伤害。如果攀岩者摔下去的时候幸存下来，但因为骨折，或者后背受伤了，动弹不得，尽快送受害者去进行医疗救助（前提是他能够被移动）变得尤为重要。如果因为后背和脖子被摔断不能移动，那就得尽快给他找来医疗救助。可我们艰难跋涉了两个小时才来到这个峭壁处，别说找辆车了，就是四轮马车也没办法从这些大石头中间驶过去，在我看来，一战前，马洛里、理查、哈罗德?波特、齐格弗里德?赫福德等人在此处攀岩，可以说是艺高人胆大，或者可以说他们妄自尊大到愚蠢的地步。
我应该告诉其他人这事真的很蠢，我心里想，忍痛拽紧流血的左手，再次将其当成了楔子，尽量伸着胳膊，塞入我头顶的缝隙里。接下来，虽然脚下空无一物，我还是开始双臂用力，往上拉自己。
我找到缝隙中的尖物，可以至少将一只烂网球鞋的鞋尖放在上面后，我的一只手找到了一个真正的攀附点，至少比光靠只能提供摩擦力的楔形岩壁要好，便大声喊道：“确保完成[20]。”等着让-克洛德爬过10米的距离，或者等到他的头能够挨到我那只穿着球鞋，悬空的脚下。
在峭壁上攀爬了大约200英尺后，我们终于停下来喘口气。不过，在这个临时的攀附点停留太久，只会更加消耗我们的体力，但我们必须休息一会儿。这时，让-克洛德用夹杂着法语的英语喊道：“我的朋友，这样的攀岩真是操蛋。”
“可不是。”我答道，将我学的那一星半点的法语派上了用场。现在我左手的小指还真有可能断了，至少感觉像断了一样，这样去爬珠峰可不是什么好事，尽管我们至少还要等八个月后才会去。
“让-克洛德。”我朝下面大声喊道，“我们只有爬到这条该死的缝隙上面，才有机会横过峭壁，到达那块悬壁上。”
“我知道，杰克。到时候你得将半个身子晃过去，半个身子滑过去，才能往下去到烟斗壁架。差不多要攀爬20米才能横过那段表面光滑，几乎垂直的岩石。到时候我们还得在身上系条绳子，当然，前提是能在上面给我找个保护点，不过我觉得这事不靠谱。等你滑下那个圆顶状壁架的时候，你肯定会将我像拉葡萄酒瓶的活塞一样从裂缝中的保护点拉出来。”
“谢谢你丰富的想象力和鼓励。”我说，接着，我更大声地喊道：“爬！”随即将那只可能已经断了的手指嵌入头顶3英尺深的裂缝里，以此支撑我整个身体的重量，一边摸索着寻找另一个指攀支点，或者为我的网球鞋寻找裂缝。
*
我们现在正好位于那块6英尺宽的悬壁下方，身体紧贴在岩壁上，不由得感觉到一股压迫感，好像头顶那块悬壁正将我们所剩无几的支撑点压榨得没了似的，现在这条该死的缝隙几乎成水平方向了。不过，25层楼高的景致倒是不错，但因为上面几乎没有支点了，难度可想而知，我们两个哪有心情欣赏景致。现在我们离草皮壁架只有40英尺的距离了，但在几乎垂直、表面光滑的弯曲岩壁上，像是有半英里那么远——那块我打算借摩擦力滑过去的岩壁情况比我想象得要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