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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我们来看警方的打击成本。既然从事性黄业是法律禁止的，警方进行打击也就是必需的。但打击性黄业的活动并非是无成本的，反之，有时其成本会高得惊人。第一，由于其活动的非法性，这些活动一般在十分隐蔽的情况下进行，警方要侦破并非易事，甚至于要花很高成本才能取得一点效果；第二，其活动的暴利性，偌大的一份利益，有组织的犯罪自然会涉及其中，这也会增加警方打击性黄业活动的困难与成本；第三，在一个法制社会中，对个人的尊重，对个人隐私权保护等，如果没有确实的证据，要想凭印象实行对某人来指控是不可能的。这不仅会增加警方侦破从事其非法活动的成本，而且会让一些从事其业的人抱有侥幸的心理，能逃一次就算一次，没有打击到自己运气好，打击到了算倒霉。而且在成本高昂的情况下，警方要想对此业完全打击也是不可能的。
根据以上的分析，要治理香港的性黄业并非易事，特别是仅靠警方打击性交易的供给方更是权宜之计，一处刚扫荡打击一下，另一处又会死灰复燃。这就像割韭菜一样割后还是会长得郁郁葱葱。因此，香港对性黄业的整顿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不仅要打击性交易的供应方，更主要的是如何对市场的性交易的需求方制定相应严厉惩罚的法律，并使其处罚成本高得让性交易的需求方不敢到市场寻求性交易。这点是打击性黄业盛行的最根本的方面。二是与内地签证部门协调，识别内地女子来香港从事什么活动，并让其签证部门或旅行社出具保证，承担责任。三是严厉打击有组织从事性黄业的犯罪活动，他们基本上操纵着性交易市场。只要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打击，能够起到一石几鸟之效。当然，有人也提出在香港专设一“红灯区”，在法律上确认其性交易的合法性。这种想法，或许在他地能成功，在香港并不亦然。因为，香港地价高，加上税收，一旦设立红灯区，该处经营成本一定不低，这自然加高性消费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黑市性交易仍然会盛行。
(2000年11月)
第三部分 香港生活中的经济第51节 政府推出弹性工作日合适吗
香港政府目前正在计划推行公务员弹性劳动工作制，以此来缩短公务员的工作时间，增加公务员的闲暇及在职教育和培训的时间。此一方案公布之后，坊间议论纷纷，见仁见智。现在我们要问，这种弹性劳动制度是有利于政府工作效率的改善，有利于公务员的素质提高吗？如果说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积极地推行其计划也就势在必行了；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政府对此就应该慎之又慎。
就目前的国际趋势来看，以弹性劳动制度来交换缩短工时，这是欧洲国家在实施缩短工时过程中，企业常采用的策略。那么，香港政府推行这种计划其效果又会如何呢？现代企业组织行为中的“公平理论”(EquityTheory）表明，员工工时的调整，主要是以员工对企业中的公平态度而定的。它可能会产生以下的情况：员工通常会以自己所付出的成本与所获得的收益与其他员工的付出成本与获得的收益进行比较来确定企业的公平程度，如果两者大致相等，员工会认为企业内是公平的；如果这种比较发现是不相等的，那么他们就会感受到企业内是不公平的。当员工感觉到企业内不公平时，他们就会设法使之公平。公平理论还认为，员工不仅会关心自己的努力得到多少报酬，也关心自己与他们之间各方面的比较，如以自己的努力、经验、教育水平与能力、薪资、企业福利及组织认受性等等与别人比较。
在发生不公平的薪资与福利的情况下，员工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应对。在计时合约的情况下，如果员工感觉到自己的报酬偏低，那么员工就会降低其产出与产品的质量；在计件合约的情况下，如果员工感觉到自己的报酬偏低，那么他们可能会增加产品的产量，但也会尽量降低产品的质量。也就是说，由于一个组织中的管理成本及监督成本的存在，员工的工作效率及工作努力的程度并不在于安排他们工作的时间长短，并不在于给予他们的工作计划安排如何，而在于有一个他们认可的公平合理的工作环境。如果既有的工作环境为员工所认同，并且有一套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那么他们就会尽其努力完成其认可的工作任务。反之亦然。
目前香港正计划实行公务员弹性工作制，试图以此来增加公务员的闲暇及再教育的时间，改善政府服务的工作效率。笔者想这是现代社会内在发展要求所在，也是适应了国际劳动工作制。不过，如果要推行这个计划，可能有以下几个问题应该加以注意：一是员工的工作时间少了，会不降低其工作质量吗？如果不会，这可能或是以往的工作本来就人浮于事，现在工作安排重新厘定后，员工工作时间的减少，可能会改善其工作效率；或是重新制定一套公务员的工作标准，尽量减少其组织中的奖惩机制的公平性，从而使完全属于个人的人力资本在新的制度安排下得到有效的发挥。可以说，在上述情况下，公务员减少其工作时间不仅不会降低政府工作的服务质量，反之还有利于政府工作效率的改善。但是，由于组织运作成本及监督成本存在，政府要制定一套员工完全认可的公平标准并非易事，特别是政府的工作基本上是服务性的工作。而服务性的工作要想在质上及量上完全度量是不可能的。在工作的质与量不可完全度量的情况下，一种员工完全认可的公平标准就不可能形成，要让员工自愿地努力工作也会大打折扣。因此，香港政府要推行公务员的弹性工作制，并不在于其目标如何诱人，关键的是如何重新厘定员工工作标准，如何建立一套新的员工激励约束机制。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其计划目标。
美国企业与政府都是实行5天工作制,但美国并没有因为工作时间少而让美国经济萧条、失业率增加,反之，20世纪以来，美国并没有因工作时间比较别国短而经济竞争力弱化，反之则一直领先于世界。其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它们不断地在建立完善激励员工工作的机制。
(2000年12月)
第三部分 香港生活中的经济第52节 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外在性
外在性问题是环境经济学的核心，尽管原香港大学张五常教授认为这个概念对产权经济学没有多少意义，但环境问题的外在性讨论，不仅引发了现代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也促使了环境经济学的出现。因此，在日益兴起的环境保护的问题上，外在性问题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一个人在公共场所抽烟，可能会对他人的健康产生影响；一个工厂的烟雾或噪声，会影响相邻居民的日常生活；一个企业的工业污水流入河里，会影响下游人的生产与生活等等。这些都是外在性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外在性问题如何来处理？古典经济学解决的办法是，对受损者，或是进行直接补偿，或是政府以征税的方式间接补偿。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中出现的资源不能有效使用，完全可以通过政府干预的方式来解决。但是在现代产权经济学看来，这是一种错误的思路，因为外在性问题不仅在于如何对造成损害的补偿，而且要看到为了避免这种损害又产生一种新的更严重的损害。其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允许A损害B，还是允许B损害A？而在于如何避免更严重的损害。对于这个问题，在产权界定清楚的情况下，通过市场是能够很好解决的。
对于最近香港环保署以广九铁路上水至落马洲支线计划可能严重影响原湿地生态环境为理由，否决该项工程，令落马洲支线不能如期在4年后完成。而上水村民则表示，如果铁路不能在该地建成，作为湿地的地主，会在自己的土地撒杀草剂，杀死湿地植物，赶走雀鸟，实行“玉石俱焚”！广九铁路亦表示，他们会据理上诉，并在上诉期间，原定于明年动工的马鞍山支线和尖沙咀沿线工程，将会延后开工，以等待上诉结果。其实，这完全是由于外在性问题引出的争端。首先，由于铁路在环保人士所称的原始湿地经过，所导致的外在性成本，使得所经过之地的生态环境发生变化，从而破坏了香港人的生活环境；其次，上水村民之所以抗拒环保署的决定，就在于铁路如果在他们的土地上修建，不仅可以获得征用土地费用补偿、方便他们的生活，而且在于让他们的土地迅速升值，即巨大的外在性收益；再次，对广九铁路来说，设计方案的改变，除了增加直接成本外，其最大的外在性一是广九铁路可能把所增加的直接成本今后转移到顾客身上，二是影响工程按期完成，影响香港居民生活便利。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面对着落马洲支线计划巨大的外在性，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是通过政府的干预来完成，还是通过市场的选择来达到？政府的干预是最好的方案吗？如果认为政府的方案最好，那么这种方案是经过精细的成本收益分析，还是以某种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为标准？如果是后者，这种标准是否真正地以香港的公众利益为目标，还是以冠冕堂皇的口号为掩饰？还有，上水村的地主们是否有权在他们的湿地上作为，如杀草、赶走雀鸟？如果有，那么政府要保护其湿地生态环境的目的如何达到？如果没有，那么拥有这些湿地的地主们的权限如何界定？界定了之后，政府又如何来监督，其监督的成本又是多少？由谁来承担？还有，保护湿地生态和修建落马洲支线都是香港的公众利益，如果不通过经济上的成本收益分析，人们凭什么来断定哪种行为对香港民众的收益更大、损害更小呢？
笔者想面对以上的一系列外在性问题，无论是民众，或是政府都没有深入地思考分析过，即使是政府会认为咨询过所谓的专业人士的意见，但无论是少数人的咨询，还是政府官员断然决定都比不上市场选择可使资源更有效地利用。如果说，政府高官仅想表明其官位的权威性(或许他会说，他是依法而为，但任何法律对人们的行为都是不完全的，需要根据新情况不断修正完善的)，做出断然的决定，那么整个社会公众的利益就可能会受到伤害。
总之，环境保护的目的是什么，不外乎就是为民众谋求长期的利益、减少外在性吗？如果说，离开了这个目标，把环境保护当成一种意识形态，那么这种环境保护无论是从长期看，还是从短期看都于民不利。断然否定修建落马洲支线，仅以一种意识上环境保护为目标，而没有对其外在性进行较为全面的经济上的成本收益分析，笔者想是不妥的，最终承担其成本受损者只能是香港民众。
(2000年10月)
第三部分 香港生活中的经济第53节 香港如何才能遏阻非法移民
虽然香港政府一向否认香港已经沦为偷渡者的转运中心，但现有的事实已经表明，如果香港政府不能采取较为严密的措施，如果香港政府不能与中央政府、美国政府及其他偷渡者前往国的政府达成一些遏阻偷渡者的协议，那么，香港沦为非法移民转运中心仅是一步之遥了。
英国多佛港事件，58名中国偷渡者魂断英国，引起国际社会巨大的震惊。事件之后，中国政府好像对非法移民问题有所关注，也开始做了一些工作。但实际结果如何，从2000年10月18日在香港葵涌码头的集装箱内发现26名非法偷者的事件来看，内地偷渡者不仅没有因为多佛港事件有所收敛，反之活动更为隐蔽与猖獗，更为组织化与国际化。而香港则成了这些偷渡者主要的转运中心。
据有关报道，2000年以来在美国及加拿大揭发出的11起中国偷渡者案件中，偷渡者基本上是经过香港再转往他国的。这次葵涌货柜码头发现的偷渡案件更加进一步证实了香港是偷渡者转运到他国最为重要的一步。那么，面对这种现实，香港如何才能遏阻非法偷渡者？如何才能不使香港成为中国内地非法偷渡者的转运中心？这自然是香港政府十分棘手的问题。不过，如果能把其症结疏理清楚，这个问题并非无法解决。
首先，应该从问题的源头入手，它是解决其问题的关键。偷渡、非法移民已是福建与浙江一带民众多年的传统了，在存在巨大的经济势差、制度势差的情况下，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民众冒着生命危险偷渡是不可避免的，加上不少偷渡者的成功更是强化了这种心理。这并非几个蛇头的几句花言巧语就能让他们信以为真的。蛇头只不过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因此，严厉的打击蛇头活动是十分必要的，但最关键的是促使中国如何发展和改进这些地区的经济，提高这些地区民众的生活水平。试想，为什么广东、北京、上海等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民众不参与偷渡活动，关键是他们这样做的成本超过了收益。还有，蛇头活动为何会如此猖獗，可能是他们与地方政府串谋有关。如果不对内地这些地方的政府官员进行较为严厉的整顿，只要风声一过，沉渣又会泛起。
其次，偷渡活动猖獗也与非法移民者前往国的政策有关。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尽管美国等国政府对非法移民采取相应的遣返政策，中国偷渡者在美国也是不受欢迎的，但就美国来说，目前估计大约有600多万非法移民居住在该国。这些非法移民是美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尤其是那些重、脏、累、工资低的活基本上是由这些非法移民者来承担。因此，美国政府一般对非法移民采取较为温和的政策。而对这些非法移民者来说，尽管他们在美国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工资十分低(这些人每周工作6天，每周工资大致为300～350美元)，但与在自己国家时的情况相比大大地改善。正是这样的空间，为非法移民者冒生命危险偷渡提供了巨大的诱因。而且，只要有人成功，这就必然强化国内想偷渡的人的正向信息。因此，如果美国等国对非法移民者的政策不调整，它永远是想偷渡者的“理想天堂”。
以上两个方面问题只有通过政府与政府间的协调才能解决。如果这两个方面不能取得较大的进展，不仅会使香港政府遏阻偷渡者的成本大增，而且对偷渡者也会防不胜防。
在遏阻非法移民者的事件中，香港政府能做的除了增加人手、提高侦防的技术和手段之外，笔者想应该修改现行法规,对帮助非法移民的香港人应该采取十分严厉的制裁办法,遏阻这些人贪赃枉法。试想，如果没有香港人的帮助，非法移民者如何可能在香港“入柜”呢？如何会做这样精心的安排？如果减少香港人进行这类犯罪活动，非香港人如何敢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胆大妄为？同时，应该明确那些由于办旅行签证来港的偷渡者所办理签证的旅行社及亲属的连带责任，因为后者应该对偷渡者的情况有所了解，并对他们来香港的活动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对偷渡者来说，香港入境处应该有详细记录，并限制在多长时间内不准进入香港等。
总之，遏阻内地非法移民是一项十分繁复的工作，要做好并非易事，但对香港政府来说，并非不可为，问题是如何入手？
(2000年10月)
第三部分 香港生活中的经济第54节 香港特区与新加坡不在一平台上竞争
最近《经济学人》信息部发表的新一季经商环境评级报告中，将香港特区经商环境在全球的排名由第5位降到第11位，在亚洲区内的排名由首位退于次位，新加坡后来者居上。对于这一评级，无论是香港特区政府的官员，还是香港的商界人士立即发表评论，认为这种意见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可以说，港人为什么对《经济学人》报告的评级反应如此迅速，并不在于香港排名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而是在乎与新加坡的比较，在乎新加坡超过香港特区。
其实，这只是站在20世纪90年代初以前视界上的一种想像，在内地经济迅速增长，中国经济崛起之后，新加坡与香港地区的竞争早已不在一个平台上了。因为，两地的经济腹地不同、周边的经济环境及约束相去很远。在中国没有改革开放之前，新加坡借助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迅速成长，一直与香港决一雌雄。实际上，两地也在这种竞争中比翼齐飞。但是，在中国经济全面地对外开放，特别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两城市腹地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新加坡来说，印尼的政治动荡及经济危机、泰国及马来西亚的金融危机已经使得新加坡周边的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严重阻碍了新加坡近年来的经济成长。在香港，情况则截然不同，不仅受1997年金融危机冲击最小，而且香港的经济腹地，即祖国内地，则在世界经济一片不景气中能够一枝独秀。而且内地经济的迅速崛起，不仅造就了香港经济发展的环境与条件，而且由于内地出口产品与东盟国家出口产品的趋同性，内地产品快速扩展市场成了东盟国家出口产品最强劲的竞争对手。而内地劳动力成本及其他要素成本低廉使得东盟国家的出口产品大为逊色。试想，如果新加坡的腹地的经济成长不好，特别是印尼的政治不稳定，新加坡经济能够发展得如何好是不可想像的，皮之不存，毛之焉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香港地区与新加坡竞争不是站在一个平台上。而香港地区则是背靠一个在同一主权下、有13亿人口、经济正在崛起的大国。
当然，对于香港来说，尽管经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面临着不少困难，不过，这只是香港面临着一个大的社会转型（由殖民地社会转型为自主自为社会）、经济转型特别时期的一个小小的插曲。目前，尽管香港的财政赤字、失业率高企、政治纷争等对香港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不少困扰，但与新加坡相比，香港特区经济未来发展优势仍然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仍然不减当年勇，可以说，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趋势只会加强而不会减弱。而内地经济的快速成长，自然也会为香港经济发展提供种种契机。有人认为，随着中国加入WTO，香港的转口贸易、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等地位会为内地有些地方竞争所替代。其实，这只是静态地看问题。内地加快开放的步伐，内地经济会随着发展把蛋糕越做越大。当蛋糕越做越大时，尽管香港转口贸易的相对比重会下降，但其绝对比重一定会增加。而一个主权国家下的两种经济贸易体，通过政府，其整个协调会更加容易。而这些优势，新加坡是根本无法比拟的。
最近，中央政府领导人认为，香港只要有困难，内地有能力，就应该来帮助之。其实，并不是这样一回事。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并非一种帮助不帮助的关系，而是一种互利的关系，如何利用在一个主权国家的架构下有效地整合两地资源的市场关系。笔者曾在多次报告中指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之成就，不是因为采取的什么渐进方式，而没有采取激进的方式，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香港这个样板的示范带动，同时香港也在这种示范带动中迅速地提升了自己。很简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正是香港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的20年。因此，在目前内地与香港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制度势差、资源势差、人力势差等的情况下，香港仍然能够利用现有的优势成为整合资源的最好样式，并能够在有效的整合两地资源中得到发展。
目前，香港经济是存在不少困难与问题的，如财政赤字巨大、失业率高企、公务员工资过高、政治纷争不断。这仅是说明现有的香港制度安排存在缺陷与不足，现行的制度安排需要调整。比如，居港权的纷争为什么会演化到现在这种难以收拾的地步？这该是检查其移民制度的时候了。很简单，人道原则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但是实行人道原则并不是说一批人可以侵占另一批人的财富，特别是在文明的市场体系下更不应该如此。有亲情关系来香港居住是天经地义的，但如果要求来香港居住者在国内生活没有困难，但是一到香港却要享受综援让社会来供养，这样的“人道”只能是仅仅对其个人而已，对整个社会则“不人道”了。还有，香港特区政府一直为失业率高企一筹莫展，20多万人的失业无法解决。但据不完全统计，香港的外来劳工至少超过失业人口的2倍以上。也就是说，目前，香港人并不是没有事情可做，而是不少又苦又累的事情香港人不愿意去做。还有香港的公务员工资水平，目前处于世界最高的水平之上。我们可以问，香港的公务员的工作业绩与效率就一定会比他国好吗？可能并非如此吧！等等，像诸如此类的问题应该会很多，关键是如何来改革这些不适应现行的社会的制度安排。
总之，就目前香港的情况而言，并非如何与新加坡决一雌雄，因为这种竞争没有在同一平台上，而是如何对香港现有的制度进行大力的改革，改革不适合现代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这样才能化解香港社会的各种矛盾，提高香港社会的竞争力。
(2002年4月)
第三部分 香港生活中的经济第55节 构建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大香港”
最近无论是朱基总理在人大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还是香港政务司司长曾荫权的言论，人们好像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如何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建构“大香港”。2001年以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化，香港经济也出现了少有的波动。不仅经济增长迅速放缓，进出口贸易迅速下降，失业率创新高，而且财政赤字大增，民众更是怨声载道。面对着这些困难，国人及港人都在献计献策，如“北水南调”、设立自由贸易区、专业人才北上就业等，都希望香港尽快地摆脱困境。但是，香港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大家天天都在讲，香港有如此多的优势，可这些优势为什么就是不能够尽情地发挥？也有人讲，香港有多少不利之方面，但是为什么内地民众，特别是内地政府官员来香港趋之若鹜？可能问题的症结就在于香港谈起来时显示自己是多么有国际观、是多么有面对世界之意识，但是他们多半仅面对着自己的生计，而不能看到香港未来20年会走向哪里、发展如何？他们面对的是香港本岛，而跨不出香港本岛的界限。因此，面对着香港现行的约束条件，该是对香港重新定位的时候了。这大概是最近政府高层所要表明的香港要重新定位的含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