妮卡告诉她：“莱米托夫上校现在搬进了走廊尽头的那间大办公室。”
沃洛佳走过开放的大办公区，向一两个熟悉的同事点头微笑，但他们对他也是熟视无睹，在他们眼中，沃洛佳显然不是自己以为的英雄。他拍了拍莱米托夫上校办公室的门，希望上司能给他点提示。
“进来吧。”
沃洛佳走进莱米托夫上校的办公室，向上校行了个礼，然后关上门。
“上尉，在外这么些年辛苦了，欢迎你回来！”莱米托夫上校绕到书桌前，“你在柏林成功地完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为此我要私下里向你表示感谢。”
“先生，这是我的分内工作，”沃洛佳说，“但为什么要私下里呢？”
“因为你的情报忤逆了斯大林的意旨，”他扬起手，示意沃洛佳听他说完，“别担心，斯大林不知道证实那条情报的人是你。但大清洗之后，这里的人都很紧张，生怕哪天站错了队。”
“我做错什么了？”沃洛佳难以置信地问，“虚构假情报吗？”
莱米托夫上校使劲摇了摇头。“别误会，你做得非常正确。我也会保护你。但千万别指望这里的人把你当作英雄。”
“好吧。”沃洛佳说。事情比他预料的要糟。
“至少上面还分配给你一间单人的办公室——隔三扇门就到了。用上几天，恢复正常上班的节奏吧。”
沃洛佳知道莱米托夫上校这是在让他走。“好的，先生。”他敬了个礼离开了。
他的办公室不算奢华——一个没有地毯的小房间——但好歹是属于他一个人的。沃洛佳火速回到莫斯科，把德国入侵部队的步伐远远甩在身后。他把失落抛在一边，开始阅读一线指战员们第一周的战地报告。
看着看着，他的心情愈发低落下来。
德军以惊人的速度和效率打击着红军。
看似不太可能，但证据就放在他眼前。
6月22日德军发动进攻的那一天，苏联前沿阵地的大部分部队连支装满弹药的枪支都找不到。
这还不算完。停放在停机坪上的一千二百架战斗机因为没有伪装，在开战的二十四小时之内被德国空军全歼。军队在没有武器补充、没有空军掩护、对敌军方位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被丢到前沿阵地上——很快被敌军消灭殆尽。
斯大林严令前线部队不能撤退，这导致了更大的一场灾难。每支部队必须战斗到最后一名战士，军官为避免被抓必须在被捕前自杀。部队也因此失去了重新集结，组成最坚固防守阵地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每次撤退都会演变成一场杀戮。
前沿阵地的官兵和武器很快将被消灭殆尽。
东京间谍的情报和沃纳·弗兰克的验证都被斯大林忽略了。即便进犯开始以后，斯大林还坚持认为这只是一次小范围的骚扰行动，是一些没领会希特勒意图的德国军官私下进行的，希特勒一听说就会立即制止。
当小范围骚扰的猜测被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侵犯的事实替代时，德国人已经席卷了苏联的前沿阵地。一周以后，他们已经在苏联国境内推进了三百英里。
这是个天大的灾难——沃洛佳想大声呼号，这本应是个能够避免的灾难。
错误无疑是一个人犯下的。苏联是极权社会。只有约瑟夫·斯大林能做最后的决定。斯大林顽固，愚蠢，犯下了天大的错误。苏联正处于生死攸关的存亡之际。
在这之前，沃洛佳一直认为苏联推行的共产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仅仅因为内务委员会特工的存在而有所失色。这时，他才意识到，最大的问题实际出在上层。贝利亚和内务委员会的存在是因为斯大林的纵容。斯大林是苏联没能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一往无前的罪魁祸首。
下午晚些时候，正当沃洛佳看着窗外阳光照耀的机场跑道，思考回苏联后的所见所闻时，卡门来了。四年前，他们作为中尉进入军事情报学院学习，和另两个学员同住一间屋子。那时的卡门简直是个小丑，他不仅见人就开玩笑，还胆敢嘲笑虔诚的东正教徒。现在，他比过去胖了，看上去也更严肃了。也许是为了显得成熟一些，他还留了撮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式的小胡子。
卡门关上门，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他从兜里掏出一个背上带钥匙的锡制玩具兵。他上足发条，把玩具兵放在沃洛佳的办公桌上。玩具兵像游行一样挥着胳膊，身体内部的发条随着胳膊的甩动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
卡门压低了声音说：“斯大林已经有两天没有露面了。”
沃洛佳这才意识到发条装置恰巧能屏蔽办公室里可能隐藏着的窃听装置。
他说：“有两天没露面，这是什么意思？” “他没去克里姆林宫，也没有接电话。”
沃洛佳惊呆了。一国的国家元首不能就这样平白无故地消失了。“他在干什么？”
“没人知道，”玩具兵的动作停了下来。卡门上足发条，玩具兵又挥起手来，“星期六晚上，听说苏联的西线部队被德军包围以后，他说：‘一切都丧失殆尽，我放弃了。列宁建立了这个国家，我们把它糟蹋了。’然后他去了昆采沃。”斯大林在莫斯科市郊的昆采沃有一处乡间别墅，“昨天，他没有像平常那样在中午时分出现在克里姆林宫。打电话去昆采沃找他，那里也没有人接电话。今天也是一样。”
沃洛佳凑上前去：“他是不是……”他尽量压低声音，“精神崩溃了？”
卡门做了个无助的手势。“这并不奇怪。尽管有那么多的证据，但他就是不相信今年德国会侵略我们。现在看来，他的判断完全错了。”
沃洛佳点了点头。卡门的话完全在理。斯大林让官方媒体把自己称为苏联之父、伟大导师、强大领袖、大自然的改造者、伟大舵手、人类精英、有史以来人类最伟大的天才。但在德国入侵的问题上，即便在他本人看来，其他任何人的判断都要比他更为正确。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往往会结束自己的生命。
苏联的危机比沃洛佳所想的更严重。除了德军的威胁之外，苏联还面临着群龙无首的状态。苏联正处于革命之后最危急的时刻。
但这不也是个机会吗？能利用这个机会把斯大林除掉吗？
斯大林在1924年时也软弱过。那一年，列宁在遗嘱中说，斯大林不适合执掌国家大权。那次的危机过后，他的权威一直都没有受到过挑战。即便在他做出疯狂决定的时候——事后在沃洛佳看来大错特错的大清洗、西班牙内战所犯的战略错误、任命贝利亚为秘密警察头子以及与希特勒结盟——他还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德国大举入侵的这一时刻能不能成为让他走下权力巅峰的契机呢？
沃洛佳把这份期盼放在心里，没有让卡门和其他人看出来。在夏日暮光中坐车回家的时候，他一直考虑着这个想法。公共汽车被一队运送高射炮的货运卡车拖慢了——这队卡车进行的运送任务很可能是负责莫斯科防空事务的父亲布置的，他心想。
斯大林会被免职吗？
也许克里姆林宫的红墙之内也有很多人在自问吧。
沃洛佳走进父母所住的政府家属大楼，这幢十层建筑与克里姆林宫之间，只隔着一条莫斯科河。父亲和母亲都不在家，但妹妹安雅和她的一对双胞胎儿女德米卡和塔妮娅在家。德米卡长着黑色的头发和一双黑眼睛，他正拿着一支红色的铅笔，在旧报纸上乱涂乱画。塔妮娅和沃洛佳的父亲格雷戈里一样有着一双专注的眼睛——熟悉他们家的人都说，沃洛佳也有一双这样的眼睛。看到沃洛佳，塔妮娅立刻把手里的玩具拿给他看。
卓娅·沃洛茨采娃正好也在。四年前，沃洛佳前往西班牙前夕，曾经在家里遇见过这个出奇美丽的物理学家。卓娅和安雅发现她们存在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都喜欢苏联的民族音乐，她们一起去听民乐演奏会，卓娅还会演奏苏联的民族乐器“古多克”——苏联独有的三弦琴。卓娅和安雅都买不起留声机，好在格雷戈里有一台。沃洛佳回家的时候，两个女人正围着留声机听一盘三弦琴的音乐专辑。格雷戈里不是什么音乐爱好者，但却觉得留声机里放出的音乐很好听。
卓娅的素色短袖裙，很衬她的淡蓝色眼睛。当沃洛佳聊家常地问她怎么样的时候，她像吃了枪药似的说：“我太生气了。”
时下的苏联人有非常多的理由发火。沃洛佳连忙问她：“为什么？”
“我对原子物理的研究项目被取消了。和我一同工作的其他物理学家都被分配了新任务。我正在进行炸弹瞄准器的改进工作。”
沃洛佳认为这事很正常：“毕竟是战争时期，你先忍忍。”
“你什么都不知道，”卓娅说，“这样跟你说吧，金属铀进行一个名叫裂变的过程时，会释放出大量的能量。我是说巨大的能量。我们掌握了这个知识，西方科学家同样也掌握了这个知识——我在科学月报上读到了他们的论文。”
“炸弹瞄准器的问题看似更加迫切，难道不是吗？”
卓娅生气地说：“裂变这个过程能创造出比目前任何炸弹破坏性大上百倍千倍的效应。一次原子爆炸能炸平整个莫斯科。如果德国拥有了原子弹而我们还没有，那该怎么办？这就好比我们用剑去抵挡他们的枪。”
沃洛佳狐疑地问：“可有没有证据表明别国的科学家也在研究会裂变的炸弹呢？”
“他们肯定在研究。裂变的理论自然而然地和炸弹联系在一起。我们能想到，他们同样也能想到。我这里还有另一个证据。起先，他们把所有关于裂变的研究成果都发表在科学月报上——大约一年以前，他们突然不再发表了。去年开始，我在西方科学月报上就再没看到过有关裂变的最新论文。”
“西方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意识到了这项研究的军事潜力，将其作为机密，你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吗？”
“我想不到还会有任何其他的理由。我想不通的是，在别的国家进行铀元素裂变的研究之时，苏联竟然还没起步。”
“嗯。”沃洛佳假装对此怀疑，但心里觉得这再正常不过了。即便斯大林的崇拜者——包括格雷戈里在内的一小部分人——都不敢宣称斯大林懂科学。独裁者很容易无视这类让他感到不舒服的事情。
“我告诉过你父亲，”卓娅说，“他认真地听了我的讲述，但没人听他的。”
“那你准备怎么办？”
“我又能怎么办？我只能为我们的飞行员设计该死的炸弹瞄准器，希望能达到最好。”
沃洛佳点点头。他喜欢这种态度。他喜欢这个女孩。她聪明过人，精力充沛，还美妙得不可方物。他很想知道是否能约她去看场电影。
有关物理的谈论使他想起了柏林童子军的朋友威廉·伏龙芝。听沃纳·弗兰克说，威廉·伏龙芝正在英国进行研究工作，是个出色的物理学家。威廉也许知道一些卓娅担忧的核裂变炸弹的事情。如果威廉还是个共产主义者的话，也许会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沃洛佳。沃洛佳在心里记住，有空时给驻伦敦苏联大使馆的情报部门发封电报。
沃洛佳的父母回来了。格雷戈里穿着整齐的军装，沃洛佳的母亲穿着大衣，戴着帽子。他们刚去参加了红军向来热衷的阅兵仪式：尽管面临着德国的入侵，但因为有着提升士气的作用，斯大林要求这类仪式必须照常进行。
老人们和两个孙辈耳语了一会儿，但格雷戈里看上去有点心不在焉。他嘀咕着要去接电话，很快走进了书房。沃洛佳的母亲也转身去厨房烧晚饭去了。
沃洛佳在厨房里和三个女人说话，但他急切地想和父亲谈一谈。他大致能猜测出父亲所接电话的主题：推翻斯大林的企图不是正在策划就是已经被挫败，也许就发生在这幢大楼内。
过了一会儿，他决定冒着惹怒父亲的危险，闯到书房去看一看。他说了声打扰，走进书房。不巧父亲正好要出门。“我要到昆采沃去一次。”他说。
沃洛佳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么晚去干吗？”他问。
格雷戈里没有理会他的问题。“我调来了一辆车，但我的司机已经下班了，你送我去吧。”
沃洛佳非常激动。他从没去过斯大林的别墅，却在这个紧要时刻获得了这样的机会。
“愣着干吗，快和我一起去啊。”格雷戈里不耐烦地说。
他们在玄关说了声“走了”，就很快出门了。
格雷戈里的座驾是苏联模仿美国的帕卡德轿车生产出的黑色吉斯101-A，配备了三档自动变速档。这辆车最快能开到每小时八十英里。沃洛佳坐在方向盘后面，发动了汽车。
汽车穿过手艺人和知识分子住的阿尔巴特街，向西开上了莫扎伊斯克高速公路。“是斯大林同志召您去的吗？”他问父亲。
“不是，斯大林同志已经失联两天了。”
“这个我已经听说了。”
“你已经听说了吗？这件事本应该保密的啊！”
“这事才保不了密呢。现在你们准备怎么办？”
“我们准备派几个人去昆采沃见他。”
沃洛佳问了个异常关键的问题：“去那干什么呢？”
“去看看他活着还是死了。”
苏联的领袖死了却没人发现吗？这事怎么可能呢？“如果他还活着，你们会怎么办？”沃洛佳问。
“我不知道。但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我都想去现场看个究竟，不想事后才知道消息。”
沃洛佳知道，窃听装置在移动的车里不能用——麦克风只收集得到马达轰鸣的声音——父子俩不用担心两人的对话会被窃听。但他还是胆战心惊地问出了一个大逆不道的问题：“斯大林会被推翻吗？”
格雷戈里怒气冲冲地答道：“我告诉你，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
沃洛佳非常吃惊。这类问题本应直截了当地被否定。其他一切回答都相当于肯定。但现在，父亲承认了斯大林被推翻的可能性。
沃洛佳心里燃起了希望。“那可就太好了，”他兴奋地说，“没有大清洗！没有劳改营！女孩们也不用担心被秘密警察从街上抓走遭到强暴了。”沃洛佳本以为父亲会打断他的话，但格雷戈里却只是半闭着眼听他说话。沃洛佳说：“‘托洛茨基-法西斯间谍’这个愚蠢的词汇终于要从我们的字典上消失了。弹尽粮绝的部队可以撤退，而不是送到敌军面前被对方杀戮。做决定的将是为苏联人民着想的一群专业人士。这才是三十年前的您所向往的那种社会主义。”
“蠢儿子，”格雷戈里轻蔑地说，“这个时候苏联不能失去自己的领袖。现在是战时，苏军又在节节败退。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苏联革命的成果。我们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斯大林。”
沃洛佳像被打了一记耳光那样难受。格雷戈里已经很多年没叫他“蠢儿子”了。
格雷戈里是对的吗？苏联还需要斯大林吗？斯大林做过那么多可能毁灭苏联的可怕决定，沃洛佳觉得任何其他人当权都比他要好。
他们抵达了目的地。虽然叫乡间别墅，但这幢房子并不是普通的乡间小屋。斯大林在昆采沃的房子是幢又长又宽的石头房子，两边有五扇落地长窗，房子外面还有个宽大的入口。斯大林的别墅坐落在一片松木林中，像是为了隐藏似的被漆成了暗灰色。别墅门外守卫着几百名士兵，别墅墙上安装着双层铁丝网。格雷戈里指着部分隐藏在伪装网里的一门高射炮对沃洛佳说：“是我设置在那的。”
门口的卫兵认出了格雷戈里，但还是要他出示了身份证明。尽管沃洛佳是情报部门的上尉，格雷戈里贵为将军，但卫兵还是搜了他们的身，看看有没有携带武器。
沃洛佳把车开到门前。房子前面没有停别的车。“等其他人来了再一起进去。”格雷戈里说。
过了一会儿，三辆简称为“ZIS”的吉斯豪华轿车开了过来。沃洛佳知道，“ZIS”代表扎沃德·伊姆尼·斯特林娜，是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工厂生产的。乘车而来的客人会成为汽车命名者的行刑者吗？
八个穿着西装，戴着礼帽的男人怀揣着苏联的未来从车上走了下来。沃洛佳在他们中间认出了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
“进去吧。”格雷戈里说。
沃洛佳惊呆了。“我能和你们一起进去吗？”
格雷戈里把手伸到车座底下，递给沃洛佳一支托卡列夫TT-33手枪。“放在你的口袋里，”他说，“如果该死的贝利亚想逮捕我，你就一枪毙了他。”
沃洛佳小心翼翼地接过手枪：TT-33没有保险栓。他顺手把七英寸的枪塞进兜里，和父亲一起下了车。沃洛佳记得，这种枪的弹匣里装有八发子弹。
众人一起走进屋子。沃洛佳生怕会有第二次搜身，被人发现武器。但房子里没有人检查武器。
屋里的墙是暗黑色的，灯光十分黯淡。有位军官把他们引进了一间像是小餐厅的房间。斯大林坐在房间里的扶手椅上。
东半球最强势的人看上去憔悴而沮丧。斯大林抬起头，问前来的众人：“你们来这干什么？”
沃洛佳不由得倒吸了一口气。斯大林显然觉得他们不是来逮他走的，就是来要他命的。
一时间谁都没有回答斯大林的问题。沃洛佳意识到这群人事先没有做好计划。在不知道斯大林死活的情况下，他们又能做什么计划呢？
现在他们该怎么办？毙了斯大林吗？这个机会一过，他们就不可能找到别的机会了。
莫洛托夫上前一步说：“我们恳请您回去工作。”
沃洛佳抑制住抗议的冲动。
斯大林摇了摇头：“我能顺应苏联人民的期待吗？我能领导苏联走向胜利吗？”
沃洛佳吃了一惊。斯大林真想从领袖的位置上退下来吗？
斯大林说：“也许有比我更好的人选。”
斯大林又给了他们一次让他下台的机会。
又有一个人开口说话，沃洛佳转头一看，发现是伏罗希洛夫元帅。“没有任何人比您更称职。”伏罗希洛夫元帅说。
说这话干什么？这可不是阿谀奉承的时候啊！
沃洛佳的父亲开口了：“这句话说得很对！”
这些人不准备让斯大林下台吗？他们怎么能这么蠢啊！
莫洛托夫第一个说到了关键性的问题。“我们建议成立一个名叫国家防务委员会的战时内阁，一个权力超过政治局、人数较少、具有最终决定权的最高权力机构。”
斯大林急切地问：“谁将是这个委员会的首脑呢？”
“斯大林同志，当然是您啊！”
沃洛佳真想大喊一声：不要啊！
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沉吟了一会儿，斯大林说话了。“很好，”他说，“告诉我，委员会里会有哪些人？”
贝利亚走上前，宣布了委员会的成员名单。
沃洛佳感到沮丧和挫败，他们失去了最好的机会，一切全完了。他们本可以废黜一个暴君，却没有这样的胆量。他们像是没了父亲就不知道怎么办的孩子那样接受了一个异常残暴的父亲。
事实情况比这还糟，他沮丧地意识到。斯大林也许的确有过信心尽失的那一刻——从进门时他的样子就可以看出——但却采取了最完美的政治举措进行挽回。所有可以替代他的人都在这个房间内。当他的灾难性判断被所有人目睹的这一时刻，他迫使对手齐集在他面前，恳求他重新出山。斯大林一笔勾销了此前犯下的令人膛目结舌的错误，使自己得到了重新开始的机会。
斯大林不仅仅是回来了。
还比以前更强悍了。
谁有勇气公开抗议阿克尔堡正在发生的事情呢？卡拉和弗里达亲眼目睹了纳粹对残疾人的杀戮，并找到了依尔莎这个见证人，但现在她们需要一个为这事大肆鼓吹的人。德国没有了民选的议员：所有的议员都是纳粹党人。记者们也靠不住，他们沦为了谄媚奉承的伪君子。法官都由纳粹指定，秉承政府的意旨。卡拉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拥有自由意志的政治家、记者和律师多么重要。她现在才发现，没有了这些人，政府就能为所欲为，甚至可以毫无顾忌地屠杀百姓。
他们能依靠谁呢？弗里达的仰慕者海因里希·冯·凯塞尔有个做神父的朋友。“彼得是我们班上最聪明的男孩，”凯塞尔告诉她们，“他不太会和人打交道，为人过于耿直，但我想他会倾听我们的话的。”
卡拉觉得可以找这人试试。乌尔里希家所在教区的奥赫牧师就是个很有同情心的人，只不过盖世太保吓得他闭紧了嘴。也许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彼得神父身上。可她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
七月的一个周日清晨，海因里希把卡拉、弗里达和依尔莎带到了舍恩贝格区彼得的教堂。海因里希穿着黑色的西装，显得非常英俊。女孩们都穿着象征诚信的护士制服。四人从侧门走进教堂，走进一个挂着巨大窗帘，配有几把旧椅子的昏暗的小房间。彼得神父正独自在房内祷告。他一定听到了他们进来的脚步声，但在起身与他们打招呼前还是继续跪地祷告了几分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