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分钟后，客人们端出放着三明治和蛋糕的盘子，把它们分发给屋外的妇女和儿童。卡拉笑了。冒失的母亲又一次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她拿到一大块水果蛋糕，两三口就吃完了。这块蛋糕里的糖分比她过去六个月摄入的总量还要多。
窗帘放了下来，客人们回到屋里，房子外面的人也很快散了。茉黛和艾达重新推着手推车往前走。“妈妈，做得很好。”卡拉说，“一箱烟和一顿免费的晚餐，真是完美的一天！”
卡拉觉得，除了苏联人，其他国家的占领军对德国人都还不错。卡拉觉得这种现象非常奇怪。美国兵经常给德国人分发长条巧克力。自己的孩子在德军占领下忍饥挨饿的法国人也对德国人非常仁慈。尽管德国给法国造成了这么多苦难，卡拉心想，他们也没有那么恨我们，真是够奇怪的。反过来一想，德国历经了纳粹、红军和空袭的折磨，他们或许会觉得，德国人已经获得了足够的惩罚了吧。
回到家已经很晚了，她们把手推车还给了借车给她们的邻居，又送了包烟当作酬谢，然后回到了家。家里的大多数窗户都已经没了玻璃，石板上都是弹坑，但并没有遭受结构性的破坏。这个家还能使她们免遭恶劣天气的侵袭。
这时，四个女人睡在厨房里。到了晚上，她们就把卧室里的床垫拿到厨房。她们没法使整幢房子都暖和，只能使厨房比外面暖和一点。厨房的炉子原本烧煤，但煤早就弄不到了。好在她们早就想好了其他可以拿来烧的东西：书，报纸，旧家具，甚至网眼窗帘。
她们两个人和两个人在一起睡。卡拉和丽贝卡一起睡，茉黛和艾达一起睡。和父母身亡那天一样，在卡拉的臂膀里睡着以后丽贝卡常会在梦中哭泣。
走了那么长的路，卡拉精疲力竭，很快就躺下了。艾达用丽贝卡从阁楼上带下来的旧杂志把火炉烧旺。茉黛在中午吃的扁豆汤里加了水，准备待会加热当晚饭吃。
坐起来喝汤的时候，卡拉突然感到一阵尖锐的肚子疼。她意识到这不是推车引起的疼痛，应该是其他原因引起的不适。她计算了当天和犹太人医院解放的那天之间的间隔。
“妈妈，”她害怕地说，“我想孩子快要生了。”
“太快了吧。”
“怀孕三十六周，我已经开始感到宫缩了。”
“那就做些准备吧。”
茉黛上楼去拿毛巾。
艾达从餐厅里拿来个木凳。她用从被炸的房子里拿来的一段弯铁当锤子，把凳子敲成段，扔进炉子里取暖。
卡拉把双手放在胀大的肚子上。“孩子，你也许应该等暖和点，再到这个世上来。”她说。
很快，卡拉就疼得不觉得冷了，她从没经历过如此剧烈的疼痛。
但疼痛持续了很长时间。整整一夜她都在临产状态中。哭泣呻吟的时候，茉黛和艾达轮流抓住她的手。丽贝卡的脸吓得刷白，眼睛一直盯着她看。
当青灰色的阳光透过厨房报纸钉的窗户照进来的时候，新生儿的头终于钻出来了。尽管疼痛没有立刻消退，卡拉却像卸下了包袱似的，松了口气。
一番激烈的推拉后，茉黛从卡拉的双腿间把孩子拿了出来。
“是个男孩。”她说。
茉黛拍了一下男孩的脸，他张大嘴哭了。
她把婴儿递给卡拉，扶卡拉坐起，靠在从客厅里拿出来的几个枕头上。
新生儿长了不少黑发。
茉黛用一小块棉布扎住脐带，然后把它剪开了。卡拉解开外衣的纽扣，使新生儿的嘴对准自己的乳头。
卡拉很担心自己下不了奶。孕期结束的时候，她的乳房应该开始肿胀，能够滴出奶水，但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这或许是因为婴儿出生得太早，或是母亲的营养不足吧。但经过一番吸吮之后，她感到一种奇怪的痛感，奶水出来了！
小婴儿吃饱以后，很快就睡着了。
艾达拿来一盆温水和一块布，轻轻擦洗婴儿的脸和头，然后继续擦其他地方。
丽贝卡小声说：“他太漂亮了。”
卡拉问茉黛：“妈妈，我们能叫他沃尔特吗？”
卡拉没想那么多，茉黛却已经完全崩溃了。她脸一皱，弯下腰，痛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她恢复了镇定：“对不起。”但很快她又悲痛得不能自已，“哦，沃尔特，我的沃尔特！”她哭喊着死去丈夫的名字。
最后，茉黛终于止住了眼泪。“对不起，”她再一次道歉，“我没想小题大做，”她用袖子擦了擦脸，“我只希望你父亲也能看到这个孩子。太不公平了。”
艾达让母女俩吃了一惊，她背诵了《约伯记》第一章里的经文：“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卡拉不相信上帝——如果有上帝的话，纳粹集中营里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然而她却从这段经文中感受到了安慰。生命就意味着要接受一切——既包括儿女出生时的痛苦，也包括亲人离去时的悲哀。茉黛似乎也感同身受，情绪平复了不少。
卡拉慈爱地看着新生儿沃尔特。她暗暗发誓，不管前面有什么困难，她都会让他吃饱穿暖。他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孩子，她会永远永远爱着他。
新生儿醒来了，卡拉又把乳房凑到他的嘴边。他满意地吸吮着，在四个女人的注视下发出“哒哒”的咂嘴声。在温暖昏暗的厨房里，一时间听不见其他任何声音。
议会议员的首次演讲称为“就职演说”，通常这种演讲都很乏味。演说必须顾及方方面面，说上些套话虚话，主题也不能有明显指向性。同僚和对手会对新议员表示祝贺。只要遵守了这个传统，新议员就算是融入到议会这个大家庭了。
成为议员几个月后，劳埃德·威廉姆斯才在国家保险法案的辩论中进行了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演讲，这对他才是真正的挑战。
准备演讲词的时候，他的脑海里出现了两个雄辩专家的形象。外祖父大卫·威廉姆斯喜欢引用《圣经》中的词句。他在教堂里用，但在工会谈及煤矿工人的艰辛以及面对的不公正时则用得更多。在讲到矿井、矿床和埋葬矿工的坟墓时，大卫常会用到辛劳、罪恶、贪婪这几个短小精悍却寓意丰富的词。
丘吉尔也是一样，不过他具有大卫·威廉姆斯缺乏的幽默。他的宏伟长句常以令人意想不到的画面或韵味无穷的比喻作结。1926年大罢工期间，作为政府喉舌《英国公报》的总编时，他曾经这样警告过工会领导者：“你们可要想好啊，如果你们再搞一次总罢工的话，我们就再出一份《英国公报》作为回应。”劳埃德觉得演讲中就是需要这种让人意想不到的东西，它们像面包里藏着的葡萄干一样让人惊喜不断。
但站起来以后，他马上就发现，自己精心准备的句子突然变得不真实起来。听众们似乎也有一样的感觉，会议大厅里五六十个议员明显开起了小差。劳埃德感到一阵恐慌：他怎么能把一个意义深远的议题如此轻率地在这么多议员面前呈现出来呢？
在政府包厢的前排座位上，他看见了出任教育部长的母亲艾瑟尔和出任煤炭部长的舅舅比利。劳埃德知道，比利舅舅十三岁就下了矿井，母亲也在同一年龄当起了泰-格温的女仆。演讲不是华丽辞藻的堆积，但却事关这些人的生命。
讲了一会儿，他放下讲稿，开始自由发挥。劳埃德说，由于残疾和失业，一些工人阶级家庭常常饥寒交迫，这类家庭他曾在伦敦东区和南威尔士的矿区亲眼见到过。声音流露出了他的真实情感，有时透出几分苍凉，但他还是继续演讲下去。劳埃德感觉到议员们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他的演讲上来，于是他又提到了为了实现就业保险、去除失业恐慌而大声呼吁的外祖父，以及开展工人运动的先行者们。结束演讲时，议员们大声欢呼起来。
劳埃德的妻子黛西在观众席中自豪地笑着，直冲他翘大拇指。
他带着一丝满足聆听着辩论中其他人的演讲，觉得自己通过了作为议员的第一次真正的测试。
辩论结束以后，劳埃德在议院的大厅里遇见了保证本党议员投票无误的纪律委员。对劳埃德的演讲表示祝贺以后，这位纪律委员问：“你愿意成为一名政务次官吗？”
劳埃德非常激动。每个政府部长或国务大臣至少有一个政务次官。事实上，政务次官仅仅是个拎包的角色，但这个职务却是成为部长和大臣的必经之途。“我非常荣幸能担任这个职务，”劳埃德说，“谁将成为我的上司呢？”
“厄尼·贝文。”
劳埃德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竟然会这么好。贝文是外交大臣，是和首相艾德礼走得最近的人。两人的出身天差地别，却是亲密无间的好友。艾德礼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个律师，本人是牛津毕业生，在一战中当过军官。贝文则是个女仆的私生子，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十一岁就开始干活，建立了规模宏大的运输个人工会。他们在体形上也完全两样：艾德礼瘦削沉静，贝文又高又壮，还喜欢高声大笑。外交大臣常把首相称为“小克莱门”。尽管有这么多不同点，他们却是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对劳埃德和几百万英国人民来说，贝文是他们心里的大英雄。“我无法要求更多了，”劳埃德说，“但贝文不是已经有了个政务次官了吗？”
“他需要两个，”纪律委员说，“明天早晨九点到外交部开始上班吧。”
“谢谢你。”
劳埃德匆匆走过橡木装饰的走廊，朝母亲的办公室走去。他让黛西辩论后等在那里。“妈妈！”他进门便大声喊，“我被任命为厄尼·贝文的政务次官了！”
这时他发现办公室里除了劳埃德，还站着菲茨赫伯特伯爵。
菲茨用带着惊异和厌恶的目光瞪着劳埃德。
尽管吃惊不小，但劳埃德还是注意到自己的生父穿了件剪裁精细的灰色西装和一件双排扣马甲。
劳埃德看了一眼他的母亲。艾瑟尔很平静。她对菲茨和劳埃德的相见一点也不吃惊，这一定是她事先安排好的。
伯爵显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艾瑟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劳埃德瞪着这个给予他生命的人。即便在如此尴尬的局面下，菲茨也不卑不亢。尽管因索姆河战役患上了睑下垂，但他还是很英俊。那次战役后，他就拐杖不离身了。虽然还有几个月就六十岁了，但他衣着得体，皮鞋擦得锃亮，领带打得一丝不苟，满头银发梳理得一丝不乱。劳埃德也喜欢着装整齐。他琢磨着，原来这个习惯是从伯爵那儿遗传的。
艾瑟尔走过去，站在菲茨身旁。劳埃德很了解母亲，知道她这样做有什么含义。想说服对方的时候，她经常会用这一招。可劳埃德不想看到母亲对这个对她始乱终弃的男人如此热情。
“听到博伊的死讯，我非常难过，”她对菲茨说，“没有什么比我们的孩子更珍贵了，不是吗？”
“我必须走了。”菲茨说。
在这以前，劳埃德只是和菲茨擦肩而过了几次。以前，他从没有和菲茨长时间在一起，从没听他讲过这么多话。尽管不怎么舒服，劳埃德却很愿意遇上这个场面。虽然脾气暴躁，但菲茨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
“菲茨，”艾瑟尔说，“你有个还不认识的儿子——一个你应该为之骄傲的儿子。”
“艾瑟尔，你不能这样做，”菲茨说，“男人有权忘掉年轻时的错误。”
劳埃德非常尴尬，但艾瑟尔却不依不饶地问：“为什么要忘记呢？我知道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是我们犯下的错，但你看看现在的他——刚刚做了篇令人激动的演讲，还被指定为外交部长的政务次官。”
菲茨故意不去看劳埃德。
艾瑟尔说：“你把我们的那段感情看成是青年男女之间的厮混，但你很清楚事实是什么。是的，我们那时的确很年轻，的确很蠢，经不起异性的诱惑——你和我都一样——但我们确实深爱着彼此。菲茨，我们那时是彼此相爱的。你应该承认这一点。你知道吗？如果否认事实的话，你就是个失去自我的人了。”
劳埃德发现，菲茨的表情很不平静，他在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劳埃德知道，母亲又点中了问题的实质。菲茨不怎么在乎自己有个私生子，但自傲不允许他承认自己爱上过一个女仆。劳埃德觉得，他可能爱艾瑟尔更甚于自己的妻子，但这却违背了他对社会等级制度的大部分信条。
劳埃德第一次开口说话了。“先生，博伊死时，我和他在一起，他很勇敢。”
菲茨第一次看了眼劳埃德。“我儿子不需要你的赞许。”
劳埃德觉得自己似乎被抽了个耳光。
连艾瑟尔都很惊诧。“菲茨！”她大声说，“你怎么能如此恶毒呢？”
这时，黛西走进了门。
“菲茨，你好！”她开心地和菲茨打了个招呼，“你也许以为摆脱了我，但现在又成了我的公公了，这不是很有趣吗？”
艾瑟尔说：“我正在试图说服菲茨和劳埃德握手。”
菲茨说：“我尽量避免和社会民主党人握手。”
艾瑟尔在打一场没有胜算的仗，但她不准备屈服。“看看他身上那些你的影响吧。他长得像你，穿得像你，和你一样对政治感兴趣——也许他还会当上你一直想当的外交部长呢！”
菲茨的表情更加阴沉了。“我不可能当上什么外交部长了，”说着他朝门口走了过去，“如果外交部长神圣的办公室被这个布尔什维克杂种占据，我也不会高兴的，再说那也不太可能！”说完他便扬长而去。
艾瑟尔被他气哭了。
黛西抱住劳埃德。“我为你难过。”她说。
“别担心，”劳埃德说，“我既不震惊也不失望。”这只是个托词，但劳埃德的确不想显得很可怜，“很久以前，我就被他抛弃了。”他看着黛西，眼含爱意，“但我很幸运，拥有这么多如此爱我的人。”
艾瑟尔泪眼婆娑地说：“这事儿怪我，我不该让他来的，我早应该知道会是这个结果。”
“别介意，”黛西说，“我这有好消息。”
劳埃德笑着问：“什么好消息？”
黛西看着艾瑟尔：“心情转换过来了吗？”
“是的。”
“别绕圈子了，”劳埃德说，“你就快说吧。”
黛西说：“我们很快就要有孩子了。”
这年夏天，卡拉的哥哥埃里克奄奄一息地回来了。他在苏联的劳动营里染上了结核病，因为病得无法工作，他被放出了劳动营。他在外面露宿了几个星期，靠坐货运列车和搭便车回到了德国。回到冯·乌尔里希家时，他光着脚，衣服破破烂烂的。他两颊深陷，像个骷髅头。
但他没死。也许是因为和爱他的人在一起，也许是因为天气慢慢暖了起来，也许是因为得到了足够的休息，他的身体渐渐恢复过来了。他的咳嗽渐渐好转，已经有精力在家里忙活些家务了。他把砸破的玻璃都给补上，把房顶的瓦片都给排好，把堵塞的水管都给疏通了。
弗里达·弗兰克撞上了好运。
路德维希·弗兰克在毁灭工厂的空袭中丧生。在那以后，弗里达和母亲与其他所有人一样贫困。不过弗里达很快在美国占领区当上了护士。去那没多久，她就告诉卡拉，几个美国医生让她把他们多余的食物和香烟拿到黑市上卖，换上其他一些生活必需品。其中一些她可以截留下来给自己用。之后，她每周带着一小篮子东西出现在卡拉的家里：保暖的衣物，蜡烛，手电筒电池，火柴，肥皂，食物——培根，巧克力，苹果，米饭，还有黄桃罐头。茉黛把食物分成几份，分给卡拉其中的两份。卡拉毫不犹豫就接受下来，不是给自己吃，而是给刚生下来的宝宝瓦利吃。
没有弗里达从非法渠道弄来的食物，瓦利不可能长得这么好。
瓦利长得很快。出生时的黑发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头毛茸茸的金发。六个月大的时候，瓦利的眼睛颜色越来越接近茉黛的绿眼珠了。脸蛋成型以后，卡拉注意到，小家伙的眼角上斜，她觉得他的父亲很可能是个西伯利亚人。卡拉已经记不清强暴她的那几个人了，大多数时候，她都闭着眼睛。
她不再恨那些人了。这种感觉很奇怪，但又十分自然。她很高兴能拥有瓦利，不再去多想过去发生的那些事了。
丽贝卡被瓦利吸引住了。尽管才十五岁，但丽贝卡却开始有了母性，她非常希望帮助卡拉为瓦利洗澡，为他穿衣服。她经常和瓦利一起玩。一看到她，瓦利就开心地笑开了。
埃里克觉得身体完全恢复以后，马上加入了共产党。
卡拉非常不解。在苏联吃了这么多苦，埃里克为何还会加入共产党呢？但她很快就发现，埃里克讲起共产主义的那副认真劲和他十年前阐述纳粹主义时完全一样。卡拉只能希望这次他的幻灭不要来得如此之快。
同盟国希望德国重新建立民主政体，柏林的选举将在1946年的下半年进行。
卡拉觉得，只有把权力交给人民，柏林才能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因此她决定支持社会民主党。但柏林人很快发现苏联占领军对民主有着独特的看法。
十一月，奥地利的选举结果，把苏联人吓坏了。奥地利共产党人本打算和社会党平起平坐，结果在一百六十五个议席中却只占据了四席。选民们似乎觉得，共产主义和红军的暴虐是一码事。没有经历过民主选举的克里姆林宫显然没料到这一点。
为了防止在德国出现同样的结果，苏联建议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联合起来组成联合阵线管理国家。在巨大的压力面前，社会民主党拒绝了这个建议。在德国东部，苏联开始像1933年的纳粹那样大肆抓人了。在东德，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被迫实现了联合。但柏林的选举是由四个盟国监督进行的，这里的社会民主党不需要和共产党联合执政。
天气温暖以后，卡拉重新开始排队领取食物。她用枕套包住瓦利，带着他一起去——瓦利没有婴儿穿的衣服。一天早晨，卡拉在离家几个街区远的地方领土豆时，吃惊地发现弗里达坐在一辆美国军用吉普的副驾驶座上。中年的光头司机亲了亲弗里达的嘴唇，弗里达从车上跳了下来。她穿着蓝色无袖裙和一双新鞋子。下车以后，弗里达便拿着小篮子匆匆前往冯·弗里达家了。
卡拉瞬间明白了一切。弗里达的东西不是黑市上来的，也没有所谓的以物易物的医生们。她成了美国军官包养的情妇。
这在当时并不鲜见。许多德国的女孩子面临着这样的选择：看着你的家人挨饿，还是和一个大方的军官睡觉。法国女人在法国被德国占领时也做过同样的事情。留守在德国的军官夫人们谈到这种事的时候都愤恨不已。
但卡拉还是很吃惊。她以为弗里达很爱海因里希，不会做出这种事来。他们原本打算生活一上正轨就马上结婚。卡拉觉得一阵心寒。
排到队首，买到自己的配额土豆后，卡拉就匆匆回家了。
她在楼上的客厅见到了弗里达。埃里克打扫完房间以后，正在往窗户上贴报纸。没有玻璃的话，报纸是最能御寒的。窗帘早就当床单用了，但客厅的大多数椅子还保留着，只是椅套有些褪色。家里的大钢琴还保存得很完好。一个苏联军官看到了这部钢琴，说第二天要用吊车来拉走，但他却并没有再来。
看到卡拉，弗里达立刻接过了卡拉抱着的瓦利，对他唱起歌来。“A，B，C，小猫咪在雪地里跑。”根据卡拉的观察，没有孩子的丽贝卡和弗里达都很溺爱孩子，但逗弄一会儿就没耐性了。自己生过小孩的茉黛和艾达尽管也很喜欢瓦利，但会用切实可行的方法照料他。
弗里达打开琴盖，示意瓦利在她唱歌的时候按琴键。这架钢琴已经有好几年没人弹奏了：茉黛的最后一个学生约西姆·科赫死了以后，就再也没人弹过它了。
过了一会儿，弗里达问卡拉：“今天你很沉默，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知道你带给我们的食物是从哪儿来的了，”卡拉说，“不是黑市交易来的，对吗？”
“怎么会！”弗里达说，“你到底在说些什么？”
“今天早晨，我见你跳下了美军的一辆军用吉普车。”
“希克斯上校顺便带了我一程。”
“他亲吻了你的嘴唇。”
弗里达把视线移开了。“早点下车就好了，我应该在美国占领区下车的。”
“弗里达，你准备拿海因里希怎么办？”
“他不会知道的。我发誓我今后会更小心一点。”
“你还爱他吗？”
“当然爱他，我们还准备结婚呢！”
“那你为什么……？”
“我过够苦日子了！我想穿上漂亮的衣服去夜总会跳舞。”
“你才不是这种人，”卡拉坚定地说，“弗里达，我们是这么久的朋友了，你骗不过我，快告诉我实话！”
“实话吗？”
“是的，请告诉我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