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斯向法官点头致意，感谢他的善意支持。
“请继续，哈勒先生。”霍顿说。
“好吧，那我们继续。”哈勒边说边打开讲台上的文件袋，“法官大人和在座各位应该都清楚，克罗宁先生曾经担任卢卡斯·约翰·奥尔默的代理人，而那个案子最后以奥尔默被判有期徒刑告终，直到奥尔默于两年前去世。该案中，正是DNA这一关键证据将奥尔默与多起连环性侵案联系起来，并导致奥尔默被指控。现在我想向法庭提交一份从该案档案中找到的法庭命令。这份法庭命令要求检方从辩护人身上提取DNA样本送检。”
肯尼迪起身抗议。
“法官大人，对方律师试图说明克罗宁当年拿到奥尔默的DNA样本后私自留存了一些，在多年后的案件中用来帮助他另一位当事人免除死刑。这样的理论简直可笑至极。哈勒先生应该十分清楚克罗宁先生根本接触不到奥尔默的DNA样本，证据链的有关工作规程要求证物在实验室之间安全运输。哈勒先生这是胡说八道，完全是在浪费法官大人的时间。”
哈勒摇摇头，笑了笑。
“我胡说八道？法官大人，我们一会儿就会看到究竟是谁在胡说八道。我并不是说在奥尔默庭审之前证物在实验室之间的运输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辩方在庭审时并未对这份DNA证物提出疑问，而是称双方的性行为是自愿的，而且辩方对DNA证物的匹配是认可的，但是庭审后证物的归档并未完成。按照肯尼迪先生刚刚一直吹嘘的证物处理规程，私人实验室没使用的基因材料在案件审理完成后必须全部归还洛杉矶警察局实验室保管。但实际上，洛杉矶警察局实验室并没有该案的基因证物材料被归还的记录。这就是说证物失踪了，法官大人，证物是从为克罗宁先生工作的实验室手上失踪的。”
这回轮到克罗宁起身抗议了。
“这太荒唐了，法官大人。那份材料从未经过我的手，我对实验室是否归还那份材料更是毫不知情。这真是无缘无故从天上掉下来的罪名——”
“再说一遍，我们现在开的是闭门会议，”霍顿说，“大家都就事论事。哈勒先生，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我有几份文件要呈递法庭，”哈勒说，“第一份文件是市副检察官塞西尔·弗伦奇的信。这封信证明普雷斯顿·博德斯已经向市政府提出申诉，要求市政府对洛杉矶警察局由于不当调查造成其被误判死刑的相关损失进行赔偿。这份申诉正是由兰斯·克罗宁律师提出的。信中并未提及博德斯申请赔偿的金额，毕竟现在为时尚早。不过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人因市政府雇员的栽赃陷害被判死刑关了将近三十年，他申请赔偿的金额至少也要数百万美元。”
克罗宁又要起身，不料霍顿先他一步抬起一只手，就像交警拦截车辆一样，克罗宁只得缓缓坐下。哈勒继续说。
“另外，”他说，“我这里有一份圣昆廷监狱的访客记录。我们可以看到兰斯·克罗宁从去年一月起便开始定期约见普雷斯顿·博德斯。”
“他毕竟是博德斯的律师，”霍顿说，“律师约见狱中的当事人，这也没什么不正常的吧，哈勒先生？”
“当然没有，法官大人，只不过约见狱中死刑犯的必须是他的正式出庭律师。克罗宁去年一月才正式成为博德斯的出庭律师，而短短几个月后他就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而致信定罪证据真实性调查组，说出了奥尔默所谓的死前忏悔。”
博斯差点笑了出来。克罗宁接手博德斯案的时间点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却仍然觉得可疑，而哈勒引导法官的方式更是完美。博斯将胳膊搭在旁边的空位子上，顺便扫了一眼坐在他右手边的索托和塔普斯科特。他们看起来在认真地倾听哈勒的陈述。
“还有，”哈勒说，“如果法庭准许我方的介入动议，我方准备传唤的证人将证明申诉方提出的人身保护令中的关键内容存在可疑之处。比如，申诉方将其庭审辩护律师大卫·西格尔先生描述成一个品行败坏之人，说西格尔先生在庭审时唆使博德斯做伪证，让他说在自己公寓中找到的关键证物——海马吊坠——并非被害人那一个，而是博德斯在圣莫尼卡码头买的那一个。”
“你方证人可以推翻这一证词？”霍顿问道。
“是的，法官大人，”哈勒说，“我方请到了大卫·西格尔先生本人。他愿意证明所谓他已经过世的报道以及他在一九八八年的庭审中唆使当事人做伪证的说法均与事实不符。他也愿意证明博德斯先生当年的证词完全是他自己为了解释被害人的首饰为何在他手里而故意捏造的。”
肯尼迪和克罗宁都立即起身抗议，但克罗宁还是让肯尼迪先说。
“法官大人，这太荒唐了，”肯尼迪说，“即便大卫·西格尔确实健在，他的证词却是公然违反律师对当事人的保密义务，法庭根本不能采信。”
“法官大人，肯尼迪先生的说法我不能苟同，”哈勒说，“博德斯先生在申诉中不仅恶意中伤我的当事人博斯警探，还披露了当年的辩护策略，并试图诋毁辩护律师的名誉，是他违反保密义务在先。我有一份视频资料要提交法庭，这是六天前西格尔先生接受采访的一段录像。视频中可以看出他仍然健在，并且思路清晰。他对博德斯先生及其律师的诽谤进行了驳斥。”
哈勒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存储着视频资料的U盘。他把U盘举过头顶，法庭中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U盘上。
“哈勒先生，”霍顿说，“你刚才说的视频资料的事情，我们稍后再议。本庭认为你的说法很有趣，但是十五分钟的闭门会议即将结束，归根结底，这件事最重要的只有一点：被害人的衣物上发现了奥尔默的DNA。大家似乎对这一点并没有争议。发现奥尔默DNA的衣物已经密封存放多年——远远早于奥尔默受审以及克罗宁先生可能获得他的基因材料的时间，早于克罗宁先生认识博德斯先生，早于奥尔默先生在狱中死亡。你对此做何解释？如果你无法解释这一点的话，那么本庭就要对此事做出裁决了。”
哈勒点点头，看了看面前的信笺簿。博斯扫了一眼肯尼迪的侧脸，他似乎正在得意地笑着。看来肯尼迪觉得哈勒根本没办法解释DNA材料是如何出现在了密封的证物箱中。
“法官大人，您说得没错，”哈勒开口了，“被害人衣物上确实发现了奥尔默的DNA，我方对此没有疑义。博斯警探和我本人都对洛杉矶警察局实验室的工作质量抱有最大的信任。我们并不是说化验分析的结果存在问题。我们认为被害人衣物上的DNA是在送检之前被人放上去的。”
肯尼迪再次一跃而起，反对哈勒暗指洛杉矶警察局的证物档案馆以及参与经办此案的定罪证据真实性调查组的两名警探存在腐败行为。
“索托和塔普斯科特警探的一举一动均记录在案，都是光明正大的，”肯尼迪说，“他们知道有时人在绝望之中会不择手段。为此，他们在开启证物箱时自发地进行了摄像，以避免任何篡改证物的事情发生。”
没等法官回话，哈勒就从中插话。
“的确如此，”他说，“二位警官确实拍摄了整个过程。所以如果法庭允许，我想当庭播放这段视频资料。这段视频我已经编辑好，就存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随时可以播放。我请求法庭准许延长我的陈述时间。我现在就可以把电脑接到显示屏上。”
说着，哈勒指了指陪审席对面墙上的屏幕。法庭此时鸦雀无声。霍顿思考着哈勒的请求，而其他人也许在想哈勒是从哪儿搞到的这段视频。博斯看到索托瞄了他一眼，他知道他已经违反了两人心照不宣的保密协定。她当初把这段视频分享给他可不是为了让他捅到法庭上的。
“动手准备吧，哈勒先生，”霍顿说，“速度快一点。我会考虑将这段视频作为法庭陈述的一部分。”
哈勒快步离开讲台回到座位边，拿起放在博斯身旁地上的公文包。趁着从公文包里取出笔记本电脑的工夫，他低声对博斯说。
“时机到了。”他说。
“他们已经是瓮中之鳖了。”博斯也低声回复道。
五分钟后，哈勒开始播放视频。法庭中的所有人都全神贯注地看着，那些已经看过这段视频无数次的人也不例外。视频结束，无论是法官还是在场的其他人都一言未发。
“现在我再播放一遍视频。这一次，我会在一个重要的时刻暂停。”哈勒说。
他开始播放视频，然后按下了暂停键。屏幕上可以看到特里·斯潘塞正在旁边的房间里注视着两名警探。
哈勒从外套内袋里取出一支钢笔大小的激光笔，用红色的光点在斯潘塞的图像上画了一个圈。
“这个人，他在干什么？他只是在旁观？还是另有目的？”
肯尼迪再次起身。
“法官大人，对方律师的异想天开已经到了荒唐的程度。这段视频清楚地表明没有人对证物箱做过手脚。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律师做了些什么？他试图将所有人的视线从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转移到一个有责任监控证物开箱的档案馆工作人员身上。我们能不能停止这出闹剧，回到纠正司法不公的正事上来？”
“哈勒先生，”霍顿说，“我的耐心正在逐渐耗尽。”
“法官大人，如果您能允许，我将在五分钟内完成我的陈述。”哈勒说。
“很好，”霍顿说，“继续陈述。只是请加快速度。”
“谢谢您，法官大人。正如刚才我被打断之前说的，这个男人究竟在干什么？我们对此十分好奇，并做了一点功课。结果，博斯警探认出这个男人长期在档案馆工作。他的名字叫特伦斯·斯潘塞。我们决定对斯潘塞先生进行调查，最终找到了可能令法庭震惊的发现。”
哈勒又从文件袋里拿出一份文件。他瞥了兰斯·克罗宁一眼，然后将这份文件递给了法庭书记员，书记员又将文件递到了法官手上。法官阅读文件时，博斯看到哈勒向后退了一步，借着讲台的掩护从口袋里掏出手机。他把手机放在齐胯的位置，偷偷地读了一条短信。
博斯知道这条短信很可能来自西斯科，可能就是哈勒一直在等待的有关斯潘塞的消息。
哈勒此时应该已经看完了短信。他把手机放回口袋里继续对法官说。
“我们发现七年前，特伦斯·斯潘塞的房子差点被银行没收。那是我们国家的一段困难时期，很多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斯潘塞当时身处困境，无力偿还两份抵押贷款，银行也终于没了耐心。即将失去房子时，他法拍房的案件律师帮了他一把。这位律师名为凯茜·泽尔登，也就是我们很多人现在都熟悉的凯茜·克罗宁。”
博斯可以真实地感受到法庭里的空气在这一刻凝固了。刚才还仰靠在豪华真皮座椅里的霍顿此时已前倾身体，俯身弯向法官台。他手中拿着哈勒提供的文件，一边听哈勒说一边认真地读着。
“泽尔登——也就是如今的克罗宁太太——当时帮斯潘塞保住了房子，”他说，“但其实她当时所做的无非是将不可避免的事情延后了。她让斯潘塞借硬钱进行再贷款，可这笔钱七年后到期时，他要一口气还五十万美元。即便斯潘塞想卖房还钱，也得首先征得借他钱的私人投资基金的许可。结果就是债主选择不让斯潘塞卖房还钱，因为他们知道今年夏天这笔借款一到期，房子就归他们了。
“于是可怜的特里·斯潘塞无路可走。他拿不出五十万美元，也没办法搞到这么多钱。他想卖房也卖不了，因为抵押权人不允许。他怎么办的呢？他联系了自己原来的律师、如今克罗宁律所的合伙人，问她自己该怎么办。就是在这一刻，法官大人，一个阴谋开始了，一个欺骗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诬陷我的当事人栽赃陷害的阴谋开始了。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普雷斯顿·博德斯逃脱法律的制裁，并骗取洛杉矶市数百万美元的赔偿款。”
兰斯·克罗宁已经站起来，做好了反驳的准备。肯尼迪却缓缓地站起来，显得有些犹豫。但是法官早已抬手示意二人肃静，直盯着哈勒。
“哈勒先生，”法官缓缓说道，“这可是十分严重的指控。如果我允许你在公开庭审上做此陈述，你是否有任何证据支持你的说法？”
“当然，法官大人，”哈勒说，“我准备传唤的最后一个证人就是特伦斯·斯潘塞。上周末我们发现他躲在拉古纳海滩的一处住宅中，而这处住宅刚好属于克罗宁夫妇。我已向他发出了传票。现在他就在庭外的走廊里，随时可以出庭。”
39
特伦斯·斯潘塞将要做证的事情具有一定的威慑力，似乎在一瞬间就让法庭里的一切凝固了。最后，普雷斯顿·博德斯的笑声打破了沉默。起初笑声低沉，很快就变为仰头向后、大声又悲伤的讥笑。之后他突然止住笑声，就像是被刀锋斩断了一样，用力咆哮着冲自己的律师说：“你这该死的蠢货。你说这行得通，你说这是万无一失的。”
博德斯试图要站起来，但是他忘了自己两腿间的铅链是固定在座椅上的。他站起身，座椅仍旧别扭地扯在后面，然后他又坐回了座椅上。
“让我离开这儿，赶紧把我带回去。”
克罗宁想要靠近自己的当事人让他安静下来。
“让这个该死的家伙离我远点，浑蛋。我要告诉他们所有的一切。你那整个该死的计划。”
肯尼迪随后站起身，他看到自己只有一条路可以走。他一副目瞪口呆的表情。
“法官大人，事已至此，州检方希望撤回就此事提出的动议，”他说，“州检方现在收回该人身保护请求。”
“确实应该这样做，”法官说，“但是现在你可以先坐下，肯尼迪先生。”
霍顿向负责博德斯安全情况的警官示意。
“你们可以把他从这里带出去了，”他说，“但是继续羁押在这里。我相信这里的警探可能会想要找他聊聊。”
法官指了指索托和塔普斯科特。
法警来到博德斯面前，打开铅链将他带走。站起来的时候，博德斯最后朝兰斯·克罗宁看了一眼。
“多谢你能让我出来这一趟，”他说，“至少比被关在笼子里过这三天要好。”
“把他带出去。”霍顿大声命令着。
“你们这帮浑蛋，”博德斯被拖向拘留室大门的时候大声喊道，“请告诉我的姑娘们，别忘了保持联系。”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尖锐的金属混响声如同地震般响彻整个法庭。
克罗宁慢慢站起身，想要在庭上讲话，但同样被霍顿打断了。
“律师，我建议你还是不要说话了，”他说，“你在这里所说的一切之后都会在另一间法庭上成为反对你的证据。”
“但是法官大人，如果可以的话，”克罗宁坚持说，“我希望法庭记录下我的当事人是如何威胁我和我的家人的，还有——”
“够了，克罗宁先生，够了。我已经听得够多了，我已经知道你、你的律师搭档以及你的当事人今天来到这个法庭上，明显是想要操纵法庭以获取经济利益，更不用说还想要把已经合理定罪的谋杀犯释放到社会上，玷污一位资深警探的名誉。”
“法官——”
“我这话不是说给自己听的，克罗宁先生。我告诉过你保持安静。你再插嘴，我就把你嘴给封上。”
霍顿环视整个法庭之后才双眼盯着克罗宁继续说了下去。
“现在我认为洛杉矶警察局会有兴趣跟你和特伦斯·斯潘塞聊一聊。可能会牵涉刑事指控。这我并不知道，不是我说了算的，但是我可以说了算的是在这间法庭里发生的事。不得不说，在担任法官的这二十一年里，我还从来没有见到有律师像这样与犯罪嫌疑人沆瀣一气、破坏法治。为此，我裁定兰斯·克罗宁和凯瑟琳·克罗宁犯有藐视法庭罪，命令立刻拘捕他们。加尔萨警官，你需要尽快找一位女性法警过来拘捕克罗宁夫人。”
凯瑟琳马上瘫倒在自己丈夫的肩膀上，流下了眼泪。待博斯转头看去，她的情绪发生了变化，开始用拳头捶打自己丈夫的胸口。他用胳膊揽住她，把她抱在怀里。这让她停下了拳头，只剩下泪水流个不停。加尔萨法警来到他身后，手里晃着手铐，准备把他带去监狱。
“现在，肯尼迪先生，”霍顿说，“我不知道你打算如何处理哈勒先生揭露出来的信息，但是我知道我要怎么做。我会把媒体和公众都叫回法庭，告诉他们所有今天在这里发生的事。你不会喜欢我这样做，因为你和你所在的机构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是辩方律师和他的调查员们在洛杉矶警察局和其他机构的眼皮底下将这些证据凑到了一起。
“但还是要说一下，你们办公室欠博斯警探一份郑重的道歉。我会一直盯着，确保你们能够在大型场合上做出道歉，这需要及时做出，不能带有任何‘但是’‘因为’之类的字眼。如果不能够完全消除周日报纸上引发的怀疑和指控，那就说明还不够。我说得够明白了吗，肯尼迪先生？”
“是的，法官大人，”肯尼迪说，“即使您没有这么裁定的话，我们也会这么做的。”
霍顿皱起眉头。
“鉴于我对政治和司法体系的认识，我觉得这太不可能了。”
法官再次看了下整个法庭，找到博斯，然后让他站了起来。
“警探，我想过去这几天，你肯定是心急如焚，”他说，“我想代表本庭为这份毫无必要的折磨表示歉意。祝你好运，先生，随时欢迎你到本庭来。”
“谢谢，法官大人。”博斯说。
这时，霍顿的助理和一位女性法警共同出现，他们忙着拘捕克罗宁夫妇。法官指示书记员到外面的走廊去，告诉在那里等候的人可以回到法庭了。
一个小时后，霍顿结束了当天的庭审。肯尼迪费力地从成群的记者中穿过，他们都要求他做出评论，并问他对法官刚刚做出的判决是何反应。
在法庭外的走廊里，博斯看到索托和塔普斯科特来到特伦斯·斯潘塞身边拘捕了他。西斯科来到博斯身边，看着两名警探将斯潘塞带走。
“我希望他能告诉他们他是怎么对箱子做的手脚，”博斯说，“我真的很想知道。”
“他是不会说的，”西斯科说，“他做了另一种选择。”
“但是你说他要出庭做证的啊。”
“你在说什么？”
“在法庭里你给哈勒发的信息。你说他准备好出庭做证了。”
“没有，我说的是你可以让他做证，但是他会跟你作对的。怎么了？米克是怎么跟你说的？”
博斯瞪着走廊另一边的哈勒，他正在与记者进行一对一的问答。记者手里拿着记事本，旁边没有摄像机，所以博斯猜测这应该是位报纸记者，这很有可能意味着他是《时报》记者。
“浑蛋。”
“什么？”西斯科问。
“我看到他读了你发的信息，然后他对法官说斯潘塞已经准备好出庭了。他并没有确切地说他会做证，只是说他可以出庭。他用这种虚张声势的方式将整件事给翻转了过来。博德斯上了钩，勃然大怒。就是这样。”
“这招很顺利啊。”
“这招很危险。”
博斯继续瞪着哈勒，开始把事情梳理清楚。
40
等所有采访结束后，博斯的队伍决定离开法院，步行到联合车站的特拉克斯餐厅庆祝这一全面胜利。哈勒和西斯科先去饭店找座位，博斯则陪他女儿到下面的坡道上等候她要搭乘的火车。她已经在手机程序上买好了返程车票。
“我真高兴自己在这儿，爸爸。”麦迪说。
“我也很高兴你在这儿。”博斯说。
“如果我之前听起来像是对你有所怀疑的话，我很抱歉。”
“没什么好抱歉的，小麦。你没有怀疑过。”
他把她揽入怀里，抱了很长时间，抬头看了看通道上方照射到登车站台上的阳光。他亲了亲她的额头，将她从怀里松开。
“等你回到住的地方，我还是想去和你一起吃晚饭。我会装上手机程序，搭火车过去。”
“没问题。再见，爸爸。”
“再见，小可爱。”
他看着她沿坡道向上面的光亮处走去。她知道他会看着自己，到了上面后，她转身挥了挥手。博斯只能看得出她黑色的轮廓，随后她就走了。
博斯回到餐厅。哈勒和西斯科正在窗边的一个卡座等他，窗外可以看到火车站那兼具装饰艺术和摩尔式风格的候车区。哈勒已经点好了马天尼，三人碰杯敬酒，仿佛三个火枪手，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博斯看了哈勒一眼，点了点头。哈勒显然也看出来了，他当事人的表情并非他预期当中的感谢。
“怎么了？”哈勒问道。
“没什么。”博斯说。
“不对，到底怎么了？你刚才干吗那样看我？”
“我哪样看你了？”
“别想蒙我。”
西斯科静静地看着这两个人，明智地选择保持沉默。
“好吧，”博斯说，“我刚才看见你在走廊里跟那个记者说话，就是从法庭出来之后。那是《时报》的记者，对吧？”
“是啊，没错，”哈勒说，“他们还有一篇拨乱反正的大稿子得写。这跟更正报道中的差错还不一样。周日那篇他们完全是按照法庭的文件写的，但那只是一面之词。明天发的才是完整的事实。”
“那个记者叫什么？”
“没记住。所有这些记者对我来说长得都一个模样。”
“他叫戴维·拉姆齐吧？”
“刚才跟你说了，我没记住那哥们叫什么。”
博斯点点头，但他的态度还是没有逃过哈勒的眼睛。
“有什么话就尽管直说，”他说，“别在那儿好像看穿一切似的阴阳怪气。”
“我没什么好说的，”博斯说，“我虽然不是看穿一切，但你干了什么我很清楚。”
“上帝啊，你什么意思？”
“我知道你干了什么。”
“哦，好吧。我干了什么，博斯？你能不能说清楚，你他妈到底想说什么？”
“是你泄露了消息，是你周五把这个案子的情况告诉了《时报》，是你把消息透露给拉姆齐。”
西斯科正在喝第二口马天尼，高脚杯夹在他粗壮的手指中间好像随时都会折断一样。一听博斯这话，西斯科差一点把酒吐在礼服背心上。
“这他妈怎么可能，”他说，“米克绝对不会——”
“不会错，就是他，”博斯说，“他把我出卖给《时报》，换来一个头条。”
“哇哦，哇哦，哇哦，”哈勒说，“你他妈是不是忘了什么事情？我们打赢了这场官司啊，兄弟，高等法院的法官亲自给你道歉，还要求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和洛杉矶警察局也向你道歉。你就不要再挑刺了吧。”
“也就是说，你承认是你走漏风声的？”博斯说，“你承认了。就是你和拉姆齐。”
“我是说为了获胜，我们必须加大赌注，”哈勒说，“我们得把这件事公之于众，让这件事变成街谈巷议的新闻，让所有媒体都蜂拥到法庭来。我敢说，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法官一定会允许我们介入案件审理，因为他除此之外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