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哪有什么朋友？”
“明天你有事吗？”
“没，怎么了？”
“我最好的朋友来看我，她想去泡温泉，”她说，“你给我们当司机吧。”
蒋溪是个空姐，在南航飞国际航班，和梦鱼从小一起长大，见面前就放出话，说“倒要看看让我们梦梦一见钟情的家伙有什么三头六臂”。
第一次见面就喜欢我了？我始料未及。
去温泉酒店的路上蒋溪一直在讲她和梦鱼小时候的趣事，欺负男生、捉弄老师什么的。“真看不出来你们是这种人。”我评价道。
晚上泡完温泉，我们在餐厅喝酒，蒋溪喝了酒更健谈，聊起她工作，说空姐这一职业早已不再光鲜，薪资也大不如前。
“真怀念90年代，”她说，“那时候空姐和电影明星一个意思。”
后来她聊到了感情，说很羡慕我们，“别说恋爱了，约会我都没兴趣”。
我跟她提起一个颇有些意思的小学同学，当年我们一起捅马蜂窝，用蚂蚱钓鸡，据说后来当上了飞行员，如今是南航机长，没准儿跟她能合得来。她问叫什么名字，我说只记得外号，梦鱼让我去问。
“算了，”蒋溪说，“喝酒吧，干了，你俩还喝不过我一个？”
梦鱼看到大厅有台白色三角钢琴，要蒋溪表演个节目，蒋溪也不推辞，径直走过去，坐下便弹，那是几首古典曲目的组合，她的演奏不亚于任何钢琴家，一曲结束，客人们热烈鼓掌，梦鱼鼓得最起劲儿，我看着梦鱼，“你们这帮人是不是个个都有手童子功？”
大概我样子挺傻，把她噗嗤一下逗乐了，看着我笑个不停。
“我们结婚吧。”我说。
“你到底喜欢我哪儿呢？”她问我。
针对这个看似寻常，实则暗藏危机的问题，我选择了那句最中庸也最保险的回答，“哪儿都喜欢。”
第二天，我们一同送蒋溪去机场，回家路上，梦鱼问我，“如果结婚的话，我是说如果啊，我们能不能只领证，不办婚礼？”
我欣然应允。
晚上我刷牙，梦鱼在客厅叫我，我出去，她正盯着瀑布看得入迷，一瞬间，我以为是燃在那里。她转身看到我，走过来，拿掉我嘴里的牙刷，和我吻在一起。
睡觉时，梦鱼习惯性地抱着我，我竟期望她转过身去，一直等着，后来她转身睡着了，我没开灯。
几天后，我去西安出了趟差，那天梦鱼休息，告诉我她打算把杂物间收拾一下，改成画室，我们约好等我回家就一起去买画具。打电话时我正在街头看皮影戏，还给她买了个皮影当礼物。
但我回到家，梦鱼不见了。她的衣服、洗面奶、吹风机甚至拖鞋，所有东西都不在了，电话成了空号，社交账号也注销了，就像从没出现过那样。
我在客厅恍惚地坐了一下午，发现桌上放着个信封，里面是一沓我在游泳池拍的照片。我一张一张看，看到那张燃的照片，如梦初醒。
我去梦鱼工作的画室，改成了钢琴学校。
我正常上下班，吃饭，健身，看电影，照料雨林缸，给两只变色龙喂食—它俩关系依然毫无改善。我开始彻夜失眠。
我想办法联系上那个当机长的小学同学，让他帮我找蒋溪，他查几回都说没这个人，问我是不是看错了名字，劝我别太钻牛角尖，说可以介绍更漂亮的空姐给我认识，我挂了电话。
出地铁时下起了大雨，我没带伞，回到家，浑身湿透地站在雨林缸前，苦苦思索梦鱼的去向。
我望着瀑布发了一阵呆，突然想起什么，把手伸过去，掬了些水，浇在脸上，反复几次，瀑布后面好像有个东西，取出来看，竟是那个维纳斯打火机。
我跟领导请了长假，去了贵州。
入贵州境后下高速，改走国道，那是一条河谷观光路，公路随迷雾河蜿蜒而行，两岸山势险峻，云雾缭绕，河水赤红湍急，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景象，一路走走停停。
傍晚我到了迷雾河，现在是个旅游小镇。我穿过小镇，沿迷雾河一路往西，经过一个破旧水电站，过桥进山，工作人员说景区内只有一家旅馆。
三层砖楼，背靠山谷，外部是90年代的风格，里面已装饰一新，旅馆设施齐备、窗明几净，因是淡季，住客不多。
我拿照片给正在逗狗的老板看，问她是否对照片上的人有印象，我竟没一张梦鱼的照片。
“有点印象。”老板看了半天，“又好像没有。”
我收起照片。
“她叫啥子名字？我帮你在电脑里查一下？”
我说算了。
我要了个房间，住下来，去房间时看到一只黑猫悄无声息地穿过走廊，之后几天却没再见过它。
跟燃说的一样，在房间可以听到那轰隆隆的瀑布声，只是我不确定自己住的是否是燃当年那一间。
那一晚，伴着瀑布声，我睡得很好。
第二天起床时，天才蒙蒙亮，我沿着小路朝山谷走去，水声越来越大，绕过山壁，瀑布出现在我面前。
谈不上气势恢宏，也绝非涓涓细流，大小、高度和水量都恰到好处，说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它正是长久以来我心目中理想瀑布的样子。
我站在那里，久久凝视。
瀑布旁边有块水雾笼罩的岩石，我想燃当年应该就是站在那里，恍惚间，那里似乎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接着是另一个，两个身影渐渐靠近，最终重合到一起。
在瀑布旅馆那几天，我早睡早起，作息规律，每天睡觉前拨一次梦鱼电话，仍然是空号。
我认识了两个朋友，晚上他们在露台招呼我一起喝酒，中年男人是个画家，来这里写生，年轻女孩刚失恋，正在进行疗伤之旅。
“你有没有想过，你们都不是原来那个自己了，”他向女孩解释失恋原因，“但另一个时空，你们仍然相亲相爱。”他还告诉我们当地有个流传已久的传说，这个瀑布很可能是个平行时空入口。
“你们信吗？”画家问，“平行时空。”
“才不信。”女孩说。
“另一个我可能会信。”过了一会儿又说。
一周后，我回到重庆，辞了职，开了家雨林缸小店。
一切似乎在朝另一个方向发展，直到那天早上起来，露露和杏仁儿竟然抱在了一起，我以露露新婚为由给所有顾客打了八折。
那天生意格外好，午饭都没顾上，傍晚才发完最后一批货。关了店买菜回家，过天桥时天边晚霞灿烂，云彩一点点聚集，逐渐变成巨兽模样，一个熟悉的身影挡住了我。
她看着我，带着久违的笑容，世界安静下来，脚下车流如织，宛如一条宽阔的河。我再次听到那神秘悠长的鸣叫，遥远微渺，人群像游鱼一样从我们身旁穿过，晚霞落在他们身上，反射着斑斓的光。
第8章 漩涡
那天我下了班，路边等202，车没停稳人们便围了过去，我站到旁边点支烟，等下一趟，快抽完时一辆皮卡响两声喇叭停在我旁边，我瞧过去，振海从驾驶室探出身子。
“上车。”他喊道。
振海是我以前国营钢厂的工友，他开吊车，我用对讲机指挥他往哪儿下钩。
下工后我们常到大排档喝扎啤，振海总是一边喝酒一边骂。遇到长假我们会去南部山区钓鱼，带上帐篷，一钓两三天，钓到大鱼就找个农家乐，让厨师把鱼炖了，炒几个菜，再喝个痛快。
前年他去了威海，因为他老婆于英，她在威海一个造船厂当文员，办公室在岸边一艘坏掉的船上。
振海离开济南前一天，我们几个工友在“老地方”给他饯行，菜吃得差不多了，酒还不停上桌，开叉车的毛头怂恿振海和于英离婚，留在济南，其他人跟着起哄，我们不希望振海离开，他是个实在人，大家都愿意和他做朋友，特别是我，我觉得我工作离不开他。
那天振海醉成一摊烂泥，我和毛头送他回家，门口停着那辆皮卡，尾箱装满了行李，一块绿色帆布盖在上面，几条尼龙绳把四角拴得结结实实。
振海离开没多久我也不干了，陆续换了几个工作，前一阵在汽配城找了个活儿，目前还在适应阶段。
“这是要上哪儿？”
“回家啊。”我说，“还能上哪儿。”
“回家？”他嘿嘿一笑，“对不起，你今天回不了家了。”
振海告诉我他是上个月回来的，在一个钢构厂开200吨，他给于英打电话，说我要上家里吃饭，让多炒两个菜。
“太麻烦了吧？”我说，“随便找个地方得了。”
“少废话，我知道你什么意思。”他笑着说，他腮帮子宽而结实，胡子刮了，年轻不少。
我还记得上次送振海回去，于英让我和毛头“扔他到街上去”。
“你放心，”他说，“她现在不管我。”
“真怀念咱们并肩作战那段日子，”他说，“钢厂没咱多少人了吧？”
“厂子早晚要毁那帮杂种手里。”我说。
“想开点，抱怨不解决问题。”他没接我话，“我这两年变化就是心态平和了。”
“你号码怎么是空号？”他说。
我说换了号，手机还掉水里了。
“我有孩子了。”振海说，给我看钱夹里的照片。
“男孩，快一岁了。”他说，“你们呢，有孩子了吗？”
“快了。”我说。
于英像是变了个人，神采奕奕，穿着打扮时尚了许多，胖了些，更好看了，她对我很客气，不仅主动倒酒，还敬我一杯。
客厅有个橱窗，整整齐齐摆着样品，盒子上写着“除婴幼儿外一切人群皆可适用”，橱窗显眼处放着一块金灿灿的“明日之星”奖牌。
我问孩子在哪儿。“于英她爸妈帮我们带，”振海说，“等大点了再接回来。”
“没办法，”于英说，“如果哭一晚，第二天我们都上不成班。”
振海点点头。
“振海，什么时候把你那些哥们全叫家里来。”于英说。
“他们不喜欢来家里。”振海说。
“外面怕你们吃得不卫生。”她看看我说，“家里酒管够。”
“两码事儿。”振海笑着看我一眼。
“我把吃的给你们弄好就走还不行吗。”她说。
“有这话就够了。”我敬了她一杯。
走时振海送我到小区门口，我们互留电话，约了改天再聚。
回到家，屋里放着歌，邱静正打扫房间。邱静在一家商场卖化妆品，她喜欢打开电视调到音乐电台，一边听歌一边做家务，会唱就跟着唱，不过最近会的越来越少。
我跟她说今天遇到了振海。
“这下你开心了，”她拖把伸过来，用力推开我，“头号酒友又回来了。”
“你干嘛？”我看着她。
“真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喝酒。”她说。
我没说话，感觉她有点不对劲。
“我不知道你在外面什么样，”她用力拖地，“我只知道你一回家就很不开心。”
“我受够了。”她抬起头看我，眼里噙着泪水，她把拖把扔到一边，伏在餐桌上哭起来。
最近邱静情绪出了些问题，动不动冒出一些消极的词，说她讨厌做爱，想淹死邻居哭闹的婴儿，要和我同归于尽，还抽起了烟。
那天她在商场卫生间给我打电话，不说话，只是哭。我听她哭了整整两分钟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最后她说没事，把电话挂了。
我认识邱静的时候她正为一段恋情所累，那人比她大整整二十岁，离过一次婚，是个卡车司机，有一辆按揭的“东风”，跑济南到上海那条线，邱静父母极力反对，说他给不了邱静幸福。
那人长了一张“不走运”的脸，很多人长着那样的脸，邱静给我看过他照片，她手机里，他们的合影。
邱静还是顺从父母意愿，打电话和他说了分手，说得坚决无情，我甚至有点同情他。
分手没几天，那人在张家港出了车祸，胳膊断了，货被附近村民哄抢一光，他在医院给邱静打了个电话，邱静有些动摇，买了张当晚去张家港的火车票，我跟她说，那是同情，不是爱，你给他希望只会伤他更深，她才把票给我。
“我是不是很残忍？”她哭着问我。
我握着她的手，告诉她一切都会过去。
一年后那人从黄河大桥跳了下去。那时候我和邱静结了婚，知道这个消息她难过了几天，还说过类似“如果当初我去了张家港”的话，不免让我担心，有的人就是如此，喜欢主动背负责任，责任成了生活根本，大街上我从没见过一张轻松的脸。
我坐在邱静身边，等她恢复正常，我抚摸她头发，希望让她好过一点，我喜欢她那头乌黑发亮的长发，有股森林的味道，晚上我要是闻不到这味道一定会失眠。
“我想忘掉那些标价签。”她哭着说，“只要一闭眼，那些东西就像海水一样往我脑子里灌。”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她看着我，“我要疯了。”
“你只是最近压力太大。”我安慰她，“好好休息几天，别去想工作，很快会好的。”
她没说话。
“过几天我们去日照玩，”我说，“坐快艇，游泳，沙滩上晒太阳，我们可以住海边旅馆，推开窗能看见海那种，我知道价格合适的地方。”
她还是没说话。
“或者去草原骑马。”我又说。当电视机换成电台模式，电视画面会变成草原风光。
“你想去骑马还是去游泳？”
“骑马。”她说，泪水还挂在脸上。
“那还不简单，下个月去内蒙。”
“可我早没假了。”
“请病假。”我说，“到时候我帮你搞张住院证明，你想要肾结石还是阑尾炎？”
“再说吧。”她去卫生间洗脸，“我要睡了。”
我关掉电视，枯坐在沙发上又喝了几罐啤酒，刚才的事让我清醒了许多，我不喜欢清醒的感觉，尤其现在。
第二天，生活归于平静，也没人再提骑马。
我原本以为至少可以平安无事度过这星期，没想到周五晚上，差点又吵一架。当时我们在看中央六套的一部电影，那是个爱情故事，女主角怀上了前男友的孩子，最终还是得到了幸福。
“外国人怀孕照样抽烟喝酒，”邱静说，“而且她们好像不坐月子。”
“人种问题，”我说，“非洲人也不坐月子，你可以调查一下韩国和日本，朝鲜人要是不坐月子那是因为没条件。”
她白我一眼。
“那孩子是她全部麻烦的原因。”电影看完，我像往常一样分析总结道。
“也是你每次戴两个套的原因。”她说。
“我们情况和他们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