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找律师。”我看着他，“我要投诉你们。”
“嚷嚷啥。”少白头说，“配合点，对大家都好。”
“知道的我都说了，还要怎么配合？”我想到几起目击证人被当作嫌疑人屈打成招的冤案。
“行，喜欢耗着是吧，”寸头松开我，“老子陪你耗。”
“你在这儿看着他，”寸头对少白头说，“他什么时候想交代了，什么时候叫我。”
“等等。”我说，我意识到当务之急是联系上沈渔。
他回头看我。
“交代可以，我要见你上级。”我说。
一小时后，我见到他们上级。少白头把我带去一个办公室，那人穿着便衣，年龄和我相仿，眼睛深陷眼窝，布满血丝，他坐在办公桌前，桌上有台电脑，手边摆着卷宗和我的笔录，风衣挂在身后，衣角滴着水。
他示意少白头给我解开手铐。
“请坐。”声音低沉有力，“我姓文，是这案子负责人。”
“让他们出去。”他对少白头说。
少白头驱散围观的几个夜班护士，从外面关上门。
“我要打电话。”我说。
“案件侦办期间不能打电话。”寸头说。
文警官看了看寸头，寸头很不情愿地掏出手机，递给我。
我按了几个数字，把手机扔回去，瞟了寸头一眼，不说话。
“你也出去吧。”他对寸头说。
“先去吧。”他又说。
寸头瞪我一眼，悻悻地出了房间。
我和文警官相对而坐，中间隔着那张办公桌，窗外雨一点不见小，我从小喜欢这种天气，这种天气里我总是可以睡个好觉。
“能抽支烟么？”我说。
他给我递了烟和火。
“刚才他们有什么冒犯的地方，我向你道歉。”文警官看着我，“希望你理解我们，时间不多了，上面限期破案。”
“我要说的都在那份笔录里。”我说。
“笔录我看了，太粗略。”他说完顿了顿，“你说不认识女邻居，她却死在你家，你说认识凶手，被他陷害，又讲不出他具体信息。”
“里面没半句假话。”
“我需要细节，只有细节才能让我相信你的话。”
“估计你和他们一样，只会觉得我在瞎编。”
“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听过很多，真真假假，”他身体前倾，双手紧扣放在桌上，“两者有本质不同，你知道我怎么区分？”
我看着他。
“谎言没有细节。”
“如果我完全配合，天亮能不能让我回去？”
“伤还没好，为什么急着出院？”
“今天是我爱人生日。”我说。
“如果你完全配合，”他看着我，“我向你保证，你一定可以陪你爱人过生日。”
“想知道些什么？”我把烟掐了。
他说在我讲整件事情之前，想先了解一下我的个人情况。“越详细越好。”
我看过不少探案电影，知道这是他们基本流程。
我叫徐坦，今年三十五，在贵州一个叫迷雾河的小镇长大，我爸是镇上的邮递员，我妈在镇中学当英语老师，一心想把我培养成外交家，第二个龙永图。
如他们所愿，我顺利考上了青岛一所大学，英语专业，只可惜毕业没能成为外交家，而是留在青岛做了外贸。
“死者是什么时候搬到你隔壁的？”他问。
“这得从我失业说起。”
这几年经济形势不太好，公司不景气，年初我失了业。
工作干了七年，离职手续只半天就办完，虽说有笔数额不菲的赔偿金，我还是倍感失落，沈渔觉得是好事，说我应该趁这个机会好好休息。
我回了趟迷雾河看父母，我和他们不太聊得到一起，在老家也没什么朋友，每天只能去云梦湖钓鱼，没待几天回了青岛。
先看到她的狗，那条杜宾，站起身恐怕有一人高，我刚出电梯被它吓一跳，它拴在505门把手上，朝我走了两步。
那天周三，沈渔不在家，我放好行李，打电话给沈渔，她在公司加班，怪我不早点告诉她。
“想给你个惊喜。”我说。她很高兴，说一会儿早点回来，我想起那条狗，问谁的，她说前几天隔壁那对小夫妻突然搬走了，新搬来个女的。“对了，洗衣机衣服我给忘了，一会儿记得晾一下。”
我在阳台抽烟，看见一个年轻女人坐在楼下长椅上，身材高挑，二十六七岁，那只大狗就在旁边，东闻闻西看看。
“她是做什么的？”
“不知道，”我说，“或许不用工作。”
“你说你不认识死者？”
“连话也没说过。”
虽说是邻居，是该认识一下，但我连招呼都不敢打，我一开始不知道那种狗叫杜宾，后来上网搜索烈性犬，才对上号，我很怕那种大狗，小时候被追着咬过好几回。
“你有没有注意到她平时和什么人接触？”他问。
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待在家，感觉她除了遛狗之外几乎不出门，有天，我发现了一些异样。
回到家我开始找工作，不太顺，简历投出去都石沉大海，沈渔开玩笑说要养我一辈子。那天好不容易有个面试机会，摩拳擦掌准备一番，结果面试官暗示我在一家公司工作七年还没升职只能说明我不思进取。
我回了家，正巧看到她上了一辆车，黑色宾利，没上牌，停在我家楼下，我注意到每周三晚上，她会被那辆车接走。
“为什么周三你记得那么清楚？”
“周三是沈渔休息日。”我说。
一般周三我们都要出去，听音乐会，看美术展，我还记得那次本来我们要去看蒙克。我一边看电视一边等沈渔，她在紧急复核一组销售数据。
“你没去画展。”他说，“你去了家附近的公园。”
我愣了一下，说，“你们见过沈渔了？”
他点头。
本来我不想去了，沈渔怕我成天在家里太闷，非要我去，我一个人，提不起兴致看展，就去附近公园逛了逛，回到家，在楼下又看到了那辆宾利，就是这么回事。
“公园看到了什么？”
“和案子有关？”我问。
“当然，”他说，“你只管回答我问题，这样最省时间。”
工作日，公园人不多，我先去了游乐场，里面空空荡荡，游乐设备多半停着，无人问津，我想起小学五年级才第一次坐滑梯，心情不由得跌入谷底。我从另一条路往回走，半道听到有人唱歌，循着声音走到个亭子，一群老年人聚在那里，有个男的，黑马甲大背头，拿着话筒用美声在唱一首八九十年代老歌，我只听清一句“清风吹拂着童年的梦”。
这时，我看到一个玻璃罩子，亭子后面。走近一看，里面竟然有两只仙鹤，身子雪白，头顶鲜红。
“关于那两只仙鹤，”他看着我，“重点讲讲。”
一个小女孩猛拍玻璃，喊着“固斯！固斯！”，仙鹤对女孩无动于衷，一只一动不动蹲在地上，另一只迈着修长的腿在罩子里缓缓踱步。
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活生生的仙鹤。小时候我家电视柜上着锁，一次偶然，我看过一个动画片，名字内容忘了，只记得有个神仙驾鹤飞行……
突然，那只踱步的仙鹤停下来，转过头，用那只怅然若失的眼睛凝视着我，顿时我有一种触电的感觉。不一会儿那只蹲着的仙鹤站起来，我才发现它身后有一只蛋，一只光溜溜的仙鹤蛋，孤零零躺在水泥地上。
“这两只仙鹤，你爱人说你们为此吵过一架，对吗？”
“这和案子有关？”
“你刚从昏迷中醒过来，”他解释道，“我需要检验你的记忆准确度。”
“我们从不吵架。”我觉得受到了冒犯。
晚上我们去了趟超市，路上她问我想不想换套海景房，她说她算过了，再过两年，我们就能凑齐首付。
我没说话，她问我怎么心不在焉，我跟她说下午在公园看见两只仙鹤，关在玻璃罩子里，罩子有面玻璃门，除此以外只开了几个气孔。
我告诉沈渔，那不是仙鹤待的地方，仙鹤不该关在罩子里，什么罩子，多大罩子都不行。
“我知道你的想法，我也喜欢仙鹤，仙鹤和天鹅一样对爱情忠贞不渝，一旦找到伴侣，会一生相伴，永不分开。”
“它们都不孵蛋了。”我说。
“它们还生了个蛋？”她拿着一瓶橄榄油找生产日期。
“对，”我说，“可它们谁都不去管。”
“那就是它们的问题了。”沈渔把橄榄油放进购物车，看着我，说，“它们已经没有野外生存能力了，放出去肯定会饿死。”
我几乎愣在原地。
“至少两只关在一起的，对吧？”她继续往前走。
我必须承认很多时候沈渔考虑问题比我全面，我们刚认识那会儿，她只是一家百货商场店面管理，几年后调去了集团旗下的奢侈品商场，没两年又提到店面经理，她很受上面器重，今年很有可能升总监。
他用笔记着什么。
“看来你和你爱人感情很好。”他停下笔。
“还有什么要问的？”我说。
“案发当晚你在哪儿？”他看着我。
我突然感觉头痛，像是谁正拿锥子戳我太阳穴。
“你还行吗？要我叫医生吗？”他问我。
“没事，”我说，“可能没休息好。”
“那我们继续？”他说。
我点点头。
“案发当晚，你还记得在哪儿吗？”
“在外面，”我说，“傍晚就出门了。”
“去哪儿了？”
“栈桥。”我说。
“你在栈桥一直待到半夜？”
“对。”
“为什么去栈桥？”
“见个朋友。”
“什么朋友？”
“其实不知道算不算朋友。”我说。
“如果你真去见了朋友，”他放下笔，“事儿倒简单了。”
“当然是真的，我发誓没半句假话。”
“如果你现在可以联系上这位朋友给你作证，”他说，“那么不用等天亮，你现在就可以回家。”
“联系不上了。”我说。
“什么意思？”
“我不想多谈，这朋友和案子没任何关系。”
“你这位朋友，恐怕和案子有很大关系。”文警官格外严肃地看着我，“你现在是本案最大嫌疑人，没抓到真凶之前想要排除嫌疑，除非有不在场证明，当晚你去见的这个朋友，就是你的不在场证明。”
“你要去见的人是谁，如果你真想今天回家，我建议你现在把这件事说清楚。”
我看着他。
“如果我说清楚了，你们真让我回家？”我说。
“我可以向你保证。”
“失业期间我认识了个女孩。”
她叫于佩，是保险理财电话销售，以前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很有礼貌，但没聊几句，那天又打给我，我认识那号码，还有声音，她声音听起来很疲惫，我告诉她不管怎样我都不会买保险，只是聊聊。
“你做什么工作？”女孩问。
“货代，货运代理。”我说，“贸易公司要出口商品，我帮他们联系轮船。”
“你们船什么样？”
“挺大，比泰坦尼克号还大。”
“你工作是不是很有意思？”女孩说。
“我叫于佩，”女孩又说，“能知道你名字吗？”
“徐文。”我说。
她是湖南人，喜欢草原，在呼和浩特上大学，刚毕业一年，大二旅游来过青岛，挺喜欢，毕业后干脆和男朋友一起来了这儿，但她说自己现在很迷茫，人生失去了方向，她让我想起刚毕业时的自己，我问她是不是处在既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的状态。
她问我结没结婚，我说结了，我问她怎么知道我电话的，她告诉我每天她会得到一张名单，我号码在她的名单上，接通过没详聊的列为B类，属于可争取客户，这是她今天第三十五个接通的。
“看来今天任务是完不成了。”我说。
她不以为意，说不喜欢现在的工作，正打算辞职。我告诉她也许只是没适应。
“我也不喜欢我的工作，可我干了七年。”
“一直适应不了怎么办？”
“只能适应，”我说，“除非你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真正想要？”
“也可能永远不知道。”
“那你呢，想要什么？”
她说她从没和别人聊过这么多，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些。“以后可以偶尔找你聊聊天吗？在你方便的时候。”最后她说。
“除了你，还有谁知道这个于佩？”他问。
“没了。”
“你爱人呢？”
我不是故意想瞒她，那段时间沈渔正好外派去了珠海，他们公司有个不成文规矩，升任总监必须有外派经历，她争取了这个机会。
“这么说，所有事情都发生在你爱人外派期间，她才一无所知？”
“是。”
“她外派了多久？”
“大概三个月。”
“那好，现在从你爱人外派开始，讲讲三个月里发生的一切，包括这个叫于佩的女孩。”他说。
“我们没聊几次。”
机场送完沈渔，我去了海边，坐在长椅上，看人们钓鱼、喂海鸥、在礁石上敲牡蛎。
晚上，我躺在床上和沈渔煲电话粥，她问我是不是找不到昨天穿的衬衣，我问她在哪儿，她说在她身上。我们一直聊到深夜，互道晚安我还是睡不着，去客厅打开电视，喝啤酒，看纪录片《世界名枪》，没看多久电话震了一下，是条短信，陌生号码：现在方便电话吗？
我回：方便。电话随即响起。
“没打扰你吧？”她说，“我心里很乱，不然也不会这时候找你。”
我听着。
“自从住到一起，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我们在一起挺久，他觉得该结婚了，然后要个孩子，可最近我俩每天说话不超过十句。
“你说，会不会是我的问题？我该欺骗自己吗？难道最后都会变成这样？”她问我，我一个答不上来。
“有没有一种东西，一旦拥有，就圆满了，再也不慌了？”沉默良久，她说。
“或许有吧。”我说。
“这辈子可能都遇不到了。”
“我以前想法和你一样。”
“现在呢？”她说。
我和她讲了我和沈渔的事。那天我一个朋友生日，我们大学一块搞乐队，我是鼓手，他是贝斯手，晚上他包了个海边酒吧二楼庆祝。我赶上加班，还让人指错了路，迟到挺久，到了发现乐队只去了我一个，我拿瓶啤酒，坐在角落。